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首十四行里有这么一句话：
We speak the tongue that Shakespeare spoke我们用着莎士比亚所用过的文字卡莱尔(Carlyle)，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Hero and HeroWorship)一部书的《莎士比亚》一章之内，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可以作得他这国家、民族的喉舌——好像“言为心声”那样。
近代的这种例子，如同托尔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柴霍甫那个“四人合唱队”，代表了过渡时代的俄国文化；显克微支代表了波兰；易卜生与般生代表了挪威。诗歌上的这种例子，如同荷马的两部史诗是希腊文化的大观；但丁的《神曲》是中古文化的大观；哥德的《浮士德》是近代文化的大观；亚洲的这种例子，如同《天方夜谭》是亚剌伯民族的喉舌；峨默(Omar Khayyam)是波斯民族的喉舌；《圣经》是犹太民族的喉舌；太戈尔是印度民族的喉舌；“诺”剧(No plays)是日本民族的喉舌……这些例子都是由欧洲的立场举的；峨默，在本国，并算不得“国家诗人”，那个荣誉，在本国，是属于哈菲斯(Hafiz)的。
欧美的人，谈到中国文学，总是拿李白来代表；这是与中国自己通常的传统思想相异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人，确是有眼光，他有过两句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两句诗算是拿历来的李、杜优劣论给一笔抹煞了。唐代文化，中国的第二期灿烂的文化，是固有的文化与印度文化会合以后而产生的；拿李、杜来代表，无可异议。
《离骚》的想象复活于李白的诗中；《离骚》的情感复活于杜甫的诗中。李白的哲学是老、庄的哲学与出世的“佛学”之融合体；杜甫的哲学是“儒家”的哲学与悲天悯人的“佛学”的融合体。
唐代的诗，由陈子昂起，是针对了“六朝”而发的一种反动；然而，在技巧上，李、杜并不曾舍了“六朝”而不顾。
颇学阴何苦用心这是杜甫自认其在技巧上受惠于“六朝”的话；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这是杜甫称赞李白能以钵传“六朝”的精细的技巧的话。李白的长短句基源的鲍照，这是杜甫的俊逸鲍参军一句诗已经说破了的；李白的五绝基源于谢月兆，这是我们就了他的诗中常有赞美谢诗的话这一层上可以归纳出来的。
李、杜的技巧，来源是如此；这么看来，现在的一般新文学的作者，他们所抱的那种“线装书扔进茅厕里去”的态度，是昧于历史观的……同时，当然，新文学也是并不曾欧化到充分的程度。
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虽是一句极为陈旧，腐滥的话，它仍然不失为真理。旧文化没有一个正确的清算，新文化的前程又怎么去发展呢？西方的文化可以比为春天的太阳，至于树干与浆汁，它们还是旧有的，或是由旧文化的土地中升上的。当然，张骞在汉代也曾由“西域”移植过葡萄；各种有“胡”字起头的果树，它们也是移植自番邦的。不过，中国的土地上，只是种葡萄，就算了么？只是苜蓿汤，中国人便能以满足食欲了么？美国由中国移植去了各种的植物；他们便拿本国所固有的植物去给毁灭了么，他们的蜜柑，苹果，一直销行到了中国的，正是他们所固有的水果。人工的培植，使得“花旗蜜柑”，“花旗苹果”，由“西部拓殖者”Pioneers of the West当时所吃的那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所吃的这种……此中确是有一个《伊索寓言》式的教训。
西方文化，如其断代的输入，换而言之，便是，我们如其只是输入现代的，那不仅是不完全而已，便连了所输入的现代的这一部分，我们都不能完全了解。只说文学，只说现代的英国文学。诗歌一方面：现任的“桂冠诗人”，他与孝素(Chaucer)的关系；新派诗中感觉的错综以及机械文明的诗料，它们与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领袖，党恩(Donne)的关系。
戏剧一方面：萧伯纳的“清净教”的态度，他的赞扬希腊喜剧家亚里斯多芬尼士(Aristophanes)的话，他的喜欢说俏皮话的倾向是怎么一个来源；高尔斯华绥的《正义》一剧中所插入的哑剧是来源自中古时代的戏剧；巴蕾(Barrie)的戏剧与英国前代的儿童文学的关系。小说一方面：康拉德的工技与史蒂文生的关系；韦尔斯的科学小说与威奴(Verne)、爱伦·坡的关系；高尔斯华绥的十部左右的福西脱家史的小说，它们与左拉的各部鲁贡·马加尔家史的小说的关系。这些决不是断代的读现代英国文学所能知道的。那么，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有人可以动问。知道了，便知道新的题材可以怎么去采取，并知道新的题材可以怎么去处置——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两千年前的希腊文化的精神可以感兴起来一种崭新的精神；米尔顿(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序言中，说他的“无韵体”(Blankverse)是蜕化自希腊史诗的“六步体”。这两重的态度或许便是新文学所应采取的态度——如其新文学是决意要追踪灿烂的唐代，在这固有文化又与一种新来的文化接触的时候，也要产生一种文化大观的文学、文学家。
中国的“文艺复兴”，要借重于两方面：翻译、考古学。
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给唐代文化安置下了一块基石；这与裴特腊克(Petrarca)的搜求“拉丁”名着，以为继他而起的“人文学者”的搜集、印行、翻译希腊与“拉丁”名着，而开辟了欧洲“文艺复兴”的道路类似。我们的文学先辈们在介绍西方文学及发掘古文化遗产方面作了一番较为系统的工作。如今又有文化基金会的翻译工作与教育部的编译馆了。希望他们认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能以给与我们以一个满意的成绩！
古代的典籍真是“夥颐”之至。研究的有人，整理的也有人。不过，只凭典籍，决不能将古代文化的整体整理起来。考古学的发掘，文献的保存(如“道教”的)，外来的影响(如景教、印度文化、间接的希腊文化)，这些，在整理古代文化的工程中，都是应当缜密的进行，探讨的。这种工程，不仅与我们的正在形成期内的新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在世界的文化史上，也一定要有重大的贡献，研究、整理古代典籍、文献的人啊，你们的每一点新发现，它要像投下水中的石子那样，波动开影响到无穷！考古学的发掘者啊，你们所下的每一锄，它要像矿工的每一锄那样，使得你们的祖国更近一步的要发现出她的丰富的宝藏，金、银、玉、宝石、煤、铁！
这些都是繁重的，需时悠久的工程；产生一个文化大观的文学家也是一样。或许，终我们这一世，工程并不能目睹其完结，那个或是那些文化大观的文学家也不能自睹其丰采……至少，我们总尽瘁了我们的力量；在这羞辱与贫弱交迫的时代，我们便是放下笔来，放下工具来，遵从了“死亡”的号召而远去那片地方：
From whose bourne no traveller returns，那片“没有行人遄返自它的疆界的”地方，我们在最后的回光之内，至少能以自慰，我们还算是不愧为陈子昂、玄奘、李白、杜甫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