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靠近五十岁上下的“中生代”群体，对闵慧芬老师二胡艺术的实际感知，最早应是来自“文革”后期。记得1975年，在全国曾放映一部名为《百花争艳》的特殊影片，内容是当时国内最有代表性、最具民族特色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组成一个“中国艺术团”，专为“工农兵”群众的演出专场实录拍摄。那时我刚开始学拉手风琴不久，对音乐正处在半懂不懂的蒙昧状态，有这样一部真正具有艺术水准而又尽显各位大家风范的音乐歌舞影片得以观摩学习，不啻是如饥似渴。闵慧芬、吴雁泽、俞逊发、朱逢博、殷承宗、王昌元、马国光、刘明源等等这些至今仍如雷贯耳的名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被铭刻到了一个半大孩子的心中。而在我的深层意识里，《江河水》《赛马》这两个在情绪表现上恰好形成对极和互补的二胡名曲，也就成了一种“定格”——它们的意境和意趣，与闵老师年轻时候的倩影形象“固定搭配”，每当这两首乐曲的音响奏起，我的脑海里就会情不自禁地出现那部影片中的“镜头回放”……其实，这种将二胡和闵老师“定格搭配”的体验不仅限于我自己，可能它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闵老师二胡表演艺术成就的某种符号式象征。多少年过去，当人们回想或梳理中国二胡演奏艺术在近五十年的业绩和成果，闵慧芬老师一定是一个不仅无法绕过、而且必须给出“特写”的丰碑性人物。应该承认，在艺术的前行路途中，正是这样的杰出个体人物，他（她）们凭借自己超乎一般常人的才气和性灵，规定着某种艺术的性质和准绳，并规划着这种艺术的现况与未来——而在闵老师身上还有另外难得一见的人格品质：强大的内心执着和道德力量。她通过克服病魔、投身艺术所体现出来的卓越品格，不仅为二胡艺术增添了别样的光芒，也为所有人做出了伦理上的示范。古人所谓做人之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闵老师以她的做人风范和二胡演奏，可以说真正成功践行了这个至今并未失效的人生功德与事业理想。
关于闵老师的演奏艺术，多位前辈、方家、同仁已有翔实和周到的总结和阐发，似已无须我等这样的“后生”评头论足或指手画脚。无论是类似人声语言的“如泣如诉”，还是充分展现纯粹旋律之美的线型“丝丝入扣”，闵老师所达到的真切、细腻、深入和妥帖，无不获得了几乎一致的交口称赞。至于她在二胡演奏技巧上的扎实训练和全面功力，以及长期保持高水平演奏状态的奇迹般坚持，业界和所有爱乐人的传奇“口碑”是为明证。这位令人尊敬的二胡艺术家，在近五十年的现代中国二胡艺术的历程中已经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印。二胡，作为一门虽出身族外、但已极具中国特色的拉弦乐器，在中国音乐的现代发展中，划出了一条极具代表性而又无可替代的弧线。而在这其中，闵老师不是开始，当然也不是结束，但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中心环链。让我们怀着深深的尊重，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敬意和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