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在南昌，读到《狂人日记》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作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很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
《阿Q正传》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在描写中国民族的魂灵。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上说过：“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他）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园地》八。后来印成单行本的时候，这一篇未见收入。）《阿Q正传》发表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到现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读到它，总感觉一种深刻和严肃，并且觉得在鲁迅的其余作品中，有许多处似乎可当作这篇的注解或说明来读，因为描写阿Q的劣性仿佛便是描写民族的劣性故也。现在随便举出几点，彼此参照，便可了然，例如：
（一）自大
阿Q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宛然是以“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负的国粹派的口吻，鲁迅所时常指摘的：“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二）卑怯
阿Q“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试读《随感录四十八》有云：“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热风》）还有《通讯》云：“先生（旭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华盖集》）还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华盖集》）
（三）善变——投机，迎合取巧
阿Q本来是深恶革命的，后来却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罢……”试读《忽然想到（四）》里的话：“……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作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华盖集》）还有《算账》里说：“……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
（四）自欺——精神上的胜利法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之后，有种种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儿子打了，或者说自己是虫豸好不好，或者简直打自己两个嘴巴，就立刻心满意足了。这类自欺欺人，别设骗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间也何尝没有？“……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坟·论睁了眼看》）此外，描写着的劣性还很多，限于时间，不及备举了。
十五年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奉军进京，有通缉名单的传言，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十余人，避居在D医院的一间堆积房里若干日，鲁迅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不断地写文章，《朝花夕拾》里的《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都是这时的作品。
这期的重要创作，已经结集者有：
小说：《呐喊》，《彷徨》
论文：《坟》
讲义：《中国小说史略》
散文诗：《野草》
回忆文：《朝花夕拾》（前半部）
杂感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六、厦门广州教书时期：四十六，四十七岁（民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1926—1927）。时代背景是宁汉分裂，国民党清党运动。
这时期虽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鲁迅感触多端，不很开口，“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极不安定，宿舍屡有更变。在厦门四个月，因为“不合时宜”，搬来搬去，终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虽对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气也不甚感动。所不能忘怀的，倒是一道城墙，据说是郑成功的遗迹。“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小约翰·引言》）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至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这期的著作如下：
回忆文：《朝花夕拾》（后半部）
杂感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而已集》
通讯：《两地书》（一部分。与景宋合著）
讲义：《中国文学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至五十六岁（民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1927—1936）。国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济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后东四省的沦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战。
这十年之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上海文坛的浅薄空虚，一点也不肯放松，挺身而出，“奋笔弹射，无所避回”，于是身在围攻，禁锢之中，而气不稍馁，始终奋斗，决不屈服。这时期可以称为短评时期。他的短评，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诗，精悍无比。不识者奚落他，称之为“杂感家”，殊不知这正是他的战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么领袖，也没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为一切应时的文字，应该任其消灭的。《热风》序文里说得好：“……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大都是应时而作，只要时弊快快去掉，则他的文字本来愿意欢欢喜喜地消灭。
上海不是个好住处，不说别的，单是空中的煤灰和邻居的无线电收音，已经够使他心烦气闷了。他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它的大纲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无邪》，《诸子》，《离骚与反离骚》，《药与酒》……他的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试读《而已集》里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这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一段，思想很新颖，议论很透辟，将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发露出来，成了完全和旧说不同的样子。我正盼望这部大著作能够早日观成，不料他竟赍志以殁，连腹稿也同埋地下，这是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近年来，他写文章之外，更致力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前者是提倡版画，因其好玩，简便，而且有用，认为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他个人首先搜集了许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时借给别人去展览，有时用玻璃版翻印出来，如《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使艺术学徒有所观摩。一面，在上海创办木刻速修讲习会，从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译，都由他一个人担任的，这个艺术现在已经很有进步，可以说风行全国了。后者是鼓吹大众语：因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他说：“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本期的重要著作，列举如下：
短评集：《三闲集》
杂文集：《二心集》
短评集：《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杂文集：《南腔北调集》
短评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历史小说：《故事新编》
通讯：《两地书》（一部分。与景宋合著）
杂文：《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此外，近年散见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曾由他自己结集起来，否则一定又添了一个有趣的书名。有一本题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鲁迅杂文集》，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月——十一月印行的，编次甚乱而销行甚广，决不是他自己编订的东西，前面既无序文，书尾也不贴印花。自从他一去世，投机取巧的市侩，东钞西撮，纷纷出书，什么鲁迅自述啦，鲁迅杂感集啦，鲁迅讽刺文集啦，鲁迅最后遗著啦，陈列在书摊上，五花八门，指不胜屈。更有无耻之徒，冒名取利者，将别人的作品，换一个临时封面，公然题作“鲁迅著”，例如《活力》，《归家》，等等，尤其可恶。请诸位千万注意，别去上当！
以上所谈，只关于他的创作方面，至于翻译，已经印行的不下三十种，工作也极其认真，字字忠实，不肯丝毫苟且，并且善能达出原文的神情，这也是译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总之，鲁迅无论求学，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诚和挚爱的态度，始终如一，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一定会感觉到的。他的勤苦耐劳，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昼夜。在广州住白云楼的时候，天气炎热，他的住室，阳光侵到了大半间，别人手上摇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两窗之间的壁下，伏案写稿，手不停挥：修订和重钞《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等等。蛰居上海以后，为生活费的关系，勤劳更甚。书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张藤躺椅上，看看报，或是谈谈天，便算休息。生平游览极少，酬应最怕，大抵可辞则辞。衣服是布制的；鞋当初是皮的，十余年来是胶皮底帆布面的；卧床向用板床，近十年来才改。写字始终用毛笔。除了多吸烟卷而外，一无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质朴的学生时代的生活。
他的真挚，我不用说别的，就在游戏文字里，也是不失常度，试读《我的失恋》，便可知道。这本来是打油诗，其中所云：“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野草·我的失恋》），似乎是信口胡诌了，其实不然。要晓得猫头鹰，发汗药之类，的确是他自己所心爱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并没有一点做作。
他的富于友爱，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帮人的忙，济人的急，尤其是对于青年，体贴无微不至。但是竟还有人说他脾气大，不易相处，这是我所百思不解的。
他这样地牺牲了个人生前的幸福，努力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而奋斗，患肺结核而至于医师多次警告了，还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赶快做”，真是实践了他三十五年前所作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
我说过，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现在话已说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诗中的两句作为今天谈话的总括罢：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上句表冷静，下句表热烈。关于上句，请参阅“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坟·写在〈坟〉后面》）。下句请参阅“救救孩子”（《狂人日记》的末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又景宋的哀诗所引用的：“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伟大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