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欢迎之至。但是，第一，假使他们摆出“科学的”尊严面目，说无所谓有意识的替群众服务，而只有“客观的科学的独立的真理”，说“文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第二，假使他们表现自己的“超然的清高的无党无偏的”态度，居然要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第三者”，说压迫者固然不准侵犯别人的言论出版自由，而被压迫者也不应当“侵犯”别人在思想上意识上来实行压迫的自由；第三，假使他们并不是来帮助群众斗争，并不在群众的立场上来检查种种可能的缺点和错误，来共同努力的纠正，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去锻炼出文化上的更锐利的武器，而是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这的确要且听下回分解了！
“忏悔”
听说有些财神菩萨的少爷忏悔起来了。忏悔了似乎也有这么三四个月。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几声大炮，就把这些忏悔的少爷耳朵都震聋了。现在，他们不再忏悔自己的罪过了，他们来要求工人和劳动者忏悔了。这些“下等人”有什么可忏悔的？据说：这些人的罪过是在于不懂得民族主义，是在于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所以应当忏悔。
财神少爷的耳朵，听不见非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呼号和战斗。一则是因为他们听不进，二则是因为他们的老子，财神菩萨的法宝镇压着那些呼号和战斗。
固然，“下等”穷人的斗争还没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然而，穷人用不着忏悔，穷人用得着的是挖心——挖掉“奴隶的心”，越挖得干净，斗争的胜利越有把握。
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掉，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吧。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我的父亲，父亲如今又传给我了，并不管我是不愿意要它。……这奴隶的心，我不要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奴隶的心呵！
——《小说月报》1931年12月号，巴金：《奴隶底心》1931年发见了这种“挖心文学”的萌芽，张天翼的《二十一个》，《面包钱》，黑炎的《战线》……这些作品里面反映着“下等的”小丘八儿的改造，反映着他们的转变。自然，这都还不过是初步尝试的作品，都还是太片面的，非第亚力克谛的（non—dialectic）。可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这至少已经不是空中楼阁，这能够反映一些现实的生活，——反映着“反财神”的斗争的某一方面。
不过，“奴隶的心”其实比圣人的心还复杂得多。如果圣人的心有七窍，那么，奴隶的心至少也有七十个窍。为什么？因为这又是财神的神通，财神的政治法律宗法教育风俗……以至于文艺的法宝，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许多多的洞，真正是“干锤百炼”，弄得个奇形怪状。事实上，没有巴金写的小说里那个主人翁说的那么简单。
当你晓得要为自己“谋幸福”的时候，财神爷还会叫你的心变成另外一种的奴隶的心。
譬如说罢：“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心，也是一种奴隶的心。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心不但在一切种种穷人的肚子里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要算是会自己谋自己个人的幸福的了。如果你着重在个人方面想，财神爷的仙法立刻又起作用：他马上念起咒来——“管你自己，管你自己。”
这种咒语往往很灵验的。它叫你的奴隶的心，形式上变换一个样子，而奴隶的根性仍旧保存着。
现在实际生活里面，正在进行着极复杂的“奴隶的心”的消灭过程，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染病菌，也在剧烈的斗争之中受着消毒剂的攻击和扑灭。
假使要说穷人也有什么罪过可以“忏悔”的话，那么，不是忏悔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而是忏悔挖奴隶的心挖得不干净。现在醒悟得多了，现在还要努力的去挖，挖掉一切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
黑炎的《战线》里，描写一些兵士，也奉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命令，组织宣传队，特别去演说打倒军阀，这些兵的演说是：
“军阀就是×××，×××……其他就没有别的军阀了！”这固然是奴隶的心，固然值得“忏悔”，——如果这些兵现在还在人世间，他们一定正在忏悔。但是，譬如有一个兵说：
“我现在是当着二等兵，是怎样苦，我都告诉她了；并且她还倒在我身上哭！……她要爱我一百年！”……她希望他早些出发，将来打到上海的时候，这种没有饷发的丘八不要干了，最好到厂里去做工，不然拖黄包车也可以，那么，以后她便和母亲同到上海去……
这是什么？落拓的学生青年，常常会做着这样甜蜜的幻梦：
将来找到相当的职业，不一定太阔，甚至于很清苦的，可是有一个爱人在怀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种“理想”，比较当工人当车夫的“理想”似乎不同些，似乎要细腻些，也许“将来的家庭”的书房里还要挂一盏古雅的画着花的电灯罩。可是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市侩式的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奴隶的心。
奴隶的心的变化和消灭，是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群众所需要的文艺，还应当更深刻些去反映，更紧张些去影响“挖心”的斗争。
反财神
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
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反财神说：谁团结得紧干得彻底，谁是主子！
财神的神通大，财神指挥着洋枪洋炮，指使着种种式式的走狗，摆布着乱七八糟的白萝卜，红萝卜，蒙蔽着奴隶的心。
反财神难道就不会夺到那些洋枪洋炮，难道就不会打死那些阿猫阿狗，剖开那些白萝卜，红萝卜，挖掉那种奴隶的心？！
反财神是要冲破万重的压迫，喷出万丈的火焰，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肃清全宇宙的垃圾堆。这种火焰现在已经烧到了中国。这将要是几万万群众的火焰。
自然，从万重的压迫之下刚才抬起头来的人，也许力量还薄弱，也许支持不住而又倒下去。说这种反抗运动是“盛极而衰”，那只有脂油蒙着心的人。谁要是把脂油刮掉，真正把自己的心拿出来，交给中国的几万万群众，那他就知道新的文化革命的火焰不是“盛极而衰”，而是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
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暂时虽然还很微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财神统治之下的上海，最近也居然发生了些新奇的“怪现象”：就是杨树浦，小沙渡的蓝衫团。听说苏州也有了这类的东西。这些“怪现象”自然还是小焉者也。比起夺到了洋枪洋炮，赶跑财神菩萨的地方，这当然是小焉者也。可是这些蓝衫团是新式的草台班。中国内地本来有一种草台班戏子，逢年逢节，他们赶到财神庙去唱戏，——或者灵官庙土地庙，反正都是一样的变相财神，——这算是给一般农民群众的安慰。安慰农民群众一年做到头，弯腰驼背的榨出许多血汗，双手捧着奉送给地主绅士。绅士说：你们太辛苦了，我叫草台班来唱几天戏，给你们玩玩。这些草台班总是替财神做戏，恭维财神的。现在，那些蓝衫团的草台班，可不替财神唱戏，而且还要唱戏来反对财神。所以说是“怪现象”了。这些新式戏子到上海工人里去唱戏，将来还要到全国民众里去唱戏，而且一定要唱反财神的戏。
反财神的戏，当然不是一唱就好的。这些戏，例如《工场夜景》（袁殊），《活路》（适夷），都是真正要想指出一条活路来的，这条“活路”的开头，难免只是诉说没有活路的苦处。然而，至少这种诉苦是有前途的。这里因为诉苦而哭，也将要是学会不哭的第一步。而且还有一件事值得指出来的：就是这些新式草台班的戏子，因为要唱戏给“下等人”听，而不是写小说给上等人看，所以开辟了“下等人国”的“国语”运动。
这是中国文学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新纪元。可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有意识的去努力，因此，他们用的言语还难免混杂一些“上等人国”的“国语”。
照财神菩萨说起来，“下等人”自然就是强盗土匪，只会抢东西。下等人自己如果还抱着一颗奴隶的心，他也会说：
“他妈的，拼上一拼吧，左不过是一死！现成的放在那里，为什么不抢呢？”
可是，下等人的长工，例如李塌鼻，王大保之类，真正挖掉了奴隶的心，真正知道要创造下等人自己的国家，他们说：
蠢东西！真是杂种！你们要抢些什么！老子是不抢的，老子们又不是叫化，不是流氓……不是抢，是拿回我们的心血，告诉你，杂种，只要是谷子，都是我们的血汗换来的。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的呀！……
——丁玲：《水》
小白龙
财神菩萨对于真正的强盗土匪并不怕，对于叫化流氓更不怕。真正“可怕”的是反财神——是知道拿回自己心血的群众。
至于对付强盗土匪叫化流氓，——财神菩萨的法宝多着呢。
自从日本财神的洋枪洋炮在满洲乒乒乓乓大干起来之后，自从中国的五路财神，互相竞争着表现镇静不抵抗的神通以来，强盗土匪就大交其运。原来中国的财神借着强盗土匪的声名，还可以更加巧妙的宣传不抵抗主义。
东三省的著名胡匪头子小白龙，于是乎也和马占山一样的出风头了：
小白龙道：
我们是安分良民，不知道的总说我们是强盗土匪。
我们给官军打败了还好，万一官军给我们打败，被那些鬼子听了去，说中国的土匪如此厉害，中国的官兵如此没用，——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不愿意打败仗，也不愿意打胜仗，只好马上就走。……
——《关东豪侠传》——震华书局出版
小白龙等类的土匪，可以被这些礼拜六派的武侠小说大家描写得如此之“深明大义”，如此之民族主义，如此之爱国主义，如此之国家主义，如此之马鹿……如此之对内不抵抗主义，——而对内不抵抗始终要变成对外不抵抗的。这并不是小说家的罪恶。这是小白龙等类，根本就不反对财神主义和财神制度。因此，财神和土匪之间，虽然有许多表面上的抢夺，骨子里是有一个共同之点的：就是保护财神主义的基础。所以武侠小说家能够这样描写，而且描写得这样巧妙。
现在对于小白龙，老北风，盖三省……的崇拜，很自然很顺便的和最近几年流行的武侠小说联贯起来。这些小说和连环图画，很广泛的传播到大街小巷轮船火车上。那些没有“高贵的”知识而稍微认识一些字的“普通人”，只有这种小说可以看，只有这种戏可以听，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平常这一类的小说的题材虽然单调，可是种类和份数都很多的，什么武侠，什么神怪，什么侦探，什么言情，什么历史，什么家庭。……这些东西在各方面去“形成”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现在满洲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的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这些所谓小说家……一切种种的艺术家，也是财神菩萨的走狗。千万不要看轻它们。它们虽然土头土脑，没有洋狗的排场，不一定吃牛肉，不一定到跑狗场去赛跑。它们就算是吃屎的癞皮黄狗，可是到处都在钻来钻去，穷乡僻壤没有一处不见它们的狗脚爪的。它们很忠心的保护着财神菩萨。
而且在文字技术上，它们往往比较的高明，它们会运用下等人容易懂得的话。它们虽然不用下等人自己的话，它们可会用草台班上说白的腔调，来勾引下等人，使下等人抛弃自己的言语，而相信只有那种恶劣的清朝测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调方才可以“做文章”。它们利用这种几百万人习惯的惰性，能够广泛的散布财神菩萨的迷魂汤。这决不是第二等的问题！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所谓“马路文学”（Litérature des boulevards）。不过，那里的马路文学已经没有文字上的优越的武器。中国的民众，可在一般的文化上，在最具体的文字言语问题上，也受着封建余孽，——古文言和新文言的压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现在对付中国的马路文学的方针。
我们必须承认：在反对文学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里面，我们主要的注意只集中在“好的”作品。这没有疑问的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些无名的反动意识的代表所出版的几百万本的群众读物，实际上却是最危险的毒菌，散布着毒害和蒙蔽群众意识的传染病。在这个战线上，必须要最紧张的工作。
——德国文学家皮哈的演说
二十世纪的初年，欧美就发生过“”Christ（基督）还是Anti—Christ（反基督）”的斗争。
现在的中国，是个“财神（Tsaishen）还是反财神（Anti-Tsaishen）”的斗争。
1932，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