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祖宅里出生，我印象中那时的祖宅笼罩着郊区的气息，宁静，远离喧嚷。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家庭之舟已经提起沉重的社会的铁锚，行驶到了传统的港湾外面。停泊的地方，礼义、教规淡化到了最后底线。
祖宅有一幢面积很大的旧式楼房，门口墙上挂着破旧的盾牌、长矛和锈迹斑斑的腰刀，楼内有祈祷室，三四个庭院，内宅与花园相通。幽暗的水房里，几只大水缸里盛满一家人饮用的恒河水。过去逢年过节，楼里张灯结彩，演奏音乐。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那种盛况。我呱呱坠地之时，旧时代已向我家告别；新时代初来乍到，它的家具尚未运来。
祖产已随着时代退去，刚刚换颜的面貌大不如前，一派衰败之景。祖父的财产的一盏盏华灯一度火焰明亮，在我降生之时，只剩下燃烧后的黑渍、烟灰和一缕时隐时现的微弱火苗了。昔年用以娱乐享受的奢华的器具，只有几件丢在墙角，残破之极，蒙上厚尘，值不了几个钱。我不曾享受富贵荣华，自然也不向往、奢求。
我清静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特点，宛如望不见大陆的孤岛上植物和动物的特性。我们一家人所操的语言别具一格，加尔各答人称之为泰戈尔家族语言。男男女女的服装、举止也与众不同。
那时，孟加拉语只能在女性房中才可以使用，客厅里与客人交谈、教学、写信，一律使用英语。但，我家是个例外，全家老小都十分爱孟加拉语，凡事都讲孟加拉语。
值得讲述，也值得回忆的便是我家的返璞归真——钻研《奥义书》，这使我的家庭与世前时期的印度建立起密切联系。孩童时代，我几乎每天都以纯正的发音朗读《奥义书》的诗行。由此可以明白：孟加拉地区风行的宗教冲动情绪为什么没有渗入我家。先父倡导的是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祈祷。
这只是每天必须进行的一件事情，另外，长辈们都从英国文学那里受益菲浅。品尝莎士比亚的戏剧趣味，活跃了我家的气氛。华尔特·司各脱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孟加拉当时还未掀起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郎迦拉尔的诗作《没有独立谁愿意活着》，赫姆·昌德拉的名作《两亿人的生息之地》，唱出了盼望祖国独立的心声，听似晨鸡的啼鸣。
对在庙会上举行文艺活动的倡议和组织工作，我们全家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唱主角的却是纳迦库帕尔·米特拉。我二哥为此特意创作了歌曲《胜利属于印度》，堂兄卡纳写了《羞怯如何歌唱印度的光荣》，大哥写了《印度，你明月般的面庞蒙上了灰尘》，七哥乔蒂林德罗那特秘密组建了一个团体，废弃的旧屋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那里摆着《梨俱吠陀》典籍、死人的头盖骨，祭司是拉贾那腊衍·巴苏。在那里，我们接受了拯救印度的启蒙教育。
新思想、新观念并没有一下子塞近我们的脑中。它们的影响是通过平常的活动，一点一滴往我们心里灌输的。帝国政府的军警大概是对此缺乏警惕，或许是觉得不屑一顾，总之未来打破秘密团体成员的脑门，扼杀他们的志趣。
当时，加尔各答胸脯上尚未铺石头，保持着相当多的天然本色。工厂的黑烟没有熏黑蓝天的明净面孔，房屋之林的缝隙里，池塘平静的水面上映射着光明。下午，菩提树伸长身影，椰子树叶临风摇曳，恒河水通过石砌的沟渠，清泉般流入我家南花园的池塘。胡同里轿夫的号子声和马路上马车夫的吆喝声，不时传到耳中。傍晚点亮油灯，铺张草席，我们在昏黄的灯光里听年老的女佣人讲神话故事。我依在屋墙角，静静地听着，看上去那么腼腆、文静、憨厚朴实。
造成我这种不合群的原因之一是，我经常旷课，惧怕考试，考试经常不及格。老师对我的前途非常悲观。我的神思像个流浪汉，在教室外面的广阔天地里漂流。
在此之前，无意之中，我发现了一些专门用普通之笔写押韵的儿歌，被称作为诗。当时读者一看见写儿歌的作者，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时光流逝，如今连儿歌也不会写的，也有被吹捧为文坛新秀的。在“波雅尔”、“特里波迪”等诗体的领域，我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以极大的热情专心写作。我在书房的一隅，进行组装、拆卸格律的游戏，用六个字母、八个字母、十个字母拼凑各种各样的字组。终于，一篇满载心血、兴奋的杰作首次亮相于大人们眼前。
且不管最初的尝试之作达到怎样的水平，要紧的是它们出于这样一位少年之手，他平常孤单无伴，一个人在心里做游戏。他不受社会传统礼念的约束，生活在民主和谐的大家庭。父亲在喜马拉雅山隐居，家中凡事由兄长做主处理。
在我心里最为崇尚的就是七哥，他从不把社规家训用在我这里。我像同龄人似地和他争论，磋商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他尊重我这个年幼的弟弟，开阔我的胸襟，促使我的身心健康正确发展。他若蛮不讲理、独断专横地管教我，我恐怕要像许多大家公子那样，深得上层文明社会的赏识，而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起初采用不合规范的韵律狂飙般地创作参差不齐的诗句，靠杂乱幼稚的词汇堆砌，抒发飘忽的情思。我的诗作尚不懂得隐蔽，有的只是骨髓里真实的汁液，因而蕴藏着大量危险。但我并未由此而夭折。原因是当时孟加拉文坛的名誉市场不太拥挤，竞争尚未达到高峰。批评家手执板子，进行不客气的恼人的敲打，但文苑里冷嘲热讽、诋毁中伤的火焰还没有旺盛起来。
在这有限的文学家里，我岁数最小，所受的教育也最少。我写的诗歌不受格律限制，不明确的字眼使内容显得晦涩，处处露出语言和构思的不成熟。但那些文学家们却很少对我诗歌加以品论，更别说帮助，最多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两句深奥的话，然后笑了笑作罢。那笑绝不含贬义，绝不是贬损的贸易的一部分。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有训导，而无丝毫的不尊重。虽然有些段落夹杂着不满情绪，但绝对没有厌恶的意思。所以虽说缺乏鼓励，我仍可不落窠臼，沿着自己的路子写下去。
就这样，我文学生涯的先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我一直处在自然的厚爱和亲人的爱护的凉荫里。有时闲着无聊，爬上三楼凉台，在心里编织琪花花环；有时坐在卡吉普尔一株老楝树下，谛听井水凄清地流入果园，将奇妙的思绪融入想像，送到不远的恒河水流里漂放。那些日子我不认为应该走上宽阔的街道，自己心灵的光影才有可能被他人心灵的胳膊肘碰撞。
渐渐地，我也有了些名气，而且名声还不可抑地越来越大，我舒适的安乐窝也因而遭到破坏。大概是天命吧，驰誉文坛的同时，我得到的烦恼比其他名人多得多。没有第二个文学家像我似地忍受了那么冷酷、那么长久、那么肆无忌惮、那么不可抵挡的冷嘲热讽。但我想，这些也许是在考验我的荣誉吧？我敢说，不利环境的考验中，命运捉弄了我，但未以失败的沮丧羞辱我。此外，煞星垂挂的黑幕上，明晰地闪现了我友人的温和的面孔，他们的人数不少。
果实即将离枝的时段，已经进入我的生活。完全接受这个阶段，需要外界和内心的宁谧。而这样的宁谧每每丧失在荣辱得失的矛盾中。
真实有一份光荣属于创造，而诗人的创造便是一份真实，而不在人们的认可之中。作品不被人接受是常有的事，那样会影响书市的价格，但却不会降低真实的价值。
花开是花儿能做到的最大贡献，花儿的胜利在于盛开，“美”的中间隐藏着不可把握的、甘美而神秘的真实，与我们的灵魂保持着无可描述的联系。它给我们的惟一感觉是凝重、甜蜜、明亮。我们内心世界的人成长起来，富于色彩和情感。我们的躯壳在色彩和情感中与之融为一体，这就叫做爱。
诗人的责任就是创造能唤醒人的良知、启发人不屈的诗篇。胸怀宽广、目光深邃，拥有隽永、高洁、自由，时时处处拥抱人的心灵的诗人，被誉为大诗人。世世代代，各国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创造并储存着爱的财富。世界上一个国家的群众爱戴哪一个人，只要看一下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库，便能知晓。
现在我正处在人生路的尽头，我希望，想要对我有所了解的人，目前起码已经知道，我不曾出生在衰朽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未使我的双目感到疲倦，我在远方仍旧看到了希望和奇迹。无始往昔的未闻的福音，仍在周围的世界环绕，对着无尽未来轰响，激起我心魂的共鸣，我仿佛千秋万世聆听过这宇宙的梵音。季节的天使以奇丽的色彩装点太阳系边缘微小的绿色地球，我的心沐浴着灌顶大礼的圣水，一向毫不懈怠地参加这爱抚的仪式。每日迎着朝霞，踏着暮色，我静立着，品味着《奥义书》的诗行：你富丽的形象，映入我的眼帘。我努力感知的宏大的存在，以亲缘的纽带维系万物。他的欢悦中，古今显露的无数形像，使我的心喜不自禁地说道：“天地间翻涌着生命的浪涛。无关紧要的物象，也兴奋地吸引我们。富于这奇迹的奥义的他，在人心里完美着人，我们因而不嘲讽甘愿受苦的牺牲精神是自杀的疯狂。”
《奥义书》的第一句诗行常令我父亲有所顿悟，每次他都赋予它新义，而这也令我增益不少。我一次次对自己说：“为收下自行来到你身边的东西而高兴。永不脱离你周围的环境，切莫好高骛远！”这对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欲望如蜘蛛的丝网，缠住谁，谁必然疲惫、衰颓。这是因为欲望已把他圈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他已被隔离在整个社会之外。不多时就会像落花一样凋枯。高尚的文学，救艺术享受于贪婪，救美于卑污，救灵魂于功利主义的樊笼。色欲驱使魔王罗波那将悉多囚禁在深宫。罗摩的挚爱容悉多自由地住在森林中的茅屋里，把她的真貌显露。有了爱情，人体才会显现出绝伦的美妙，但爱情被色欲代替，人体就变成了肉体。
我的文学创作历经了人生的不同阶段，而各个阶段的条件也是不同的。小时候开始写作时，没有充分认识自己。作品中肯定掺有应该删除的杂芜。我希望，把杂念去掉，剩下的精华响亮地宣告：我爱人世，我崇尚高尚，我企求在至善者面前自我奉献的自由。我绝对相信能与平民息息相通的伟人具有人的真实。我跨越始于儿时的执着的文学探索的界线，尽量为那伟人收集劳作的供养和牺牲的祭品，也许身体受到了诸多的不顺，但内心却一直在庆幸平坦无阻。我来到地球这个圣地，这里所有国家、民族和流年的中心端坐着民神，我的骄傲在他祭坛下的幽暗处。我至今为消除等级观念作艰苦的努力。
假如我所有的平庸都被我最幽深的性格本相和求索掩着了、超越了，并在我的作品里有所表现，那我期望得到的回报是敬重，仅此而已。愿此话铭刻在我心头：我赢得许多人的真诚友情，尽管我有那么多的不足，他们了解我的一生、了解我的理想，我的收获、我的给予，了解我有许多不足的人生中一直为之奋斗不已的终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