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我的父母，他们没上过一天学，不理解高考、志愿、专业、大学、研究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能对我的职业选择提供什么意见，但他们却教会子女从小就要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人，这恐怕才是我受之终生的东西。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
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考上大学之前的19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
父母亲都是不识字的人，但一直对读书人存有敬畏之心，也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所以无论家里日子过得多么拮据，都要一心供我上学。我自己也算争气，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上的好学生，数学成绩尤其突出，考试多是满分。但经历了“文革”这个非常时期，我和我们这代人并没有像今天的孩子们循着“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个基本规范的求学之路继续自己的学业，也没有办法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高中两年我在县城中学上学，这算唯一的两年“城市”生活了。1976年1月高中毕业后，我成了“回乡知识青年”，虽然没有“下乡知识青年”那般威风，但也确曾想在“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回乡不久后的17岁那年，因为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我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副指导员，18岁那年又当了生产队会计。我曾当面给地区军分区司令汇报过我们村的民兵工作，他是我上大学之前见过的最大的官，曾希望我去当他的兵。我还经常给县广播站写些通讯报道稿件，因此也结识了县城政府工作的一些“笔杆子”，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指点。
当时的农村提供给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进步”的资源总是极为有限，而且总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回乡青年，干得再好，机会其实是非常渺茫的，体制内的上进渠道几乎是没有的，不像城里来的下乡知青那样还有着招工、招干等回城的机会。机会少，竞争就激烈，而村里的宗族势力在决定个人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村里有王姓、张姓和霍姓三个家族，势力最强的是王姓家族，最弱的是霍姓家族。居于两者之间的张姓家族虽然也偶有像我这样被“使用”的机会，但也就是让你干事而已，好处自然是轮不上的。而我，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显然也不是太“识时务”的，看到乡亲们过着窘迫的生活，村干部们还在吃吃喝喝沾公家的便宜，自然会不时地提点意见，这样就不免得罪了某些掌权的人。于是，我成为村里主要负责人的“眼中钉，心中刺”，有人曾针对我扬言“除非天上来龙抓，否则他休想出去”。后来，在我录取前被“政审”甚至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些人也曾合谋着坏我上学的事，想到“上面”告我，让我走不了。只是因为那个“上面”是他们能力不及的“省里”，才不得不作罢。现在想起还有些后怕，要不是邓小平这条龙，我是不可能离开黄土地的。
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早我是从县宣传部的一个干事那里听说的，当时并没放在心上，因为觉得自己高中物理化学都没怎么学过，怎么会有希望？他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上大学读书还有“文理”之别。后来是那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正要下地去干活的我从广播——这是村民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隐隐地觉得它可能会跟自己有点关系。
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力，又时逢秋收季节，当然是没有专门的时间复习的。每天我依然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只能抓住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和晚上煤油灯下看两眼书。直到考前十多天，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我才不再下地干活，有较多的时间学习。考试是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任家沟中学里进行的，坐在教室里，看到四周黑压压的考生，我才真正意识到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心情反倒放得开了。现在看来，那年的考题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有些题我却好像闻所未闻，只能“跟着感觉走”。比如地理考中国的风季特征，我就答西北风东南风什么的；语文考翻译文言的《愚公移山》，我就按照“文革”时妇孺皆知的毛主席的翻译答题。
分数线公布了，我的考分过了录取线，这算过了第一关！
填报志愿时，我的基本原则是考上就好，所以先填那些最有可能被录取的学校。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所以第二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的中文系。填完这三个志愿，看到志愿表上还空了一格，不知道填什么，就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个字。把北京大学作为上大学的“第四自愿”，我可能是唯一的考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我会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
体检、政审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听说过线的考生中三个里才能录取一个，成绩是参考，政审、关系很重要，我没有关系可找，外祖父又有政治污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只能听天由命了！
有消息说过了年的正月十五是发通知书的日子。春节过罢的正月里，我整天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打扑克玩耍，但心里是焦虑的。正月十五过了好几天，也没等来什么通知，我由焦虑变成绝望，不再打扑克了，又开始背着书包下地干活，一有空就找安静的地方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有人用讥讽的口气问我没有考上还看什么书啊，我就说考不上慢慢考呗。
大概是3月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后，母亲告诉我，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我考上大学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原来，是年龄偏大的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有幸被录取了。高兴自然是高兴的，一边交接自己手上的会计等工作，一边到外婆舅舅家里去告别。报到的日子是4月20日。临行前，亲戚朋友每人五毛一块的凑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上学用，全村人都来送行，我们家用小米年糕、萝卜白菜招待大家。本来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蔬菜之类的更是紧缺，好在母亲一直坚信我能考上，所以早就有所准备。
去西安上学路程并不方便，我要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坐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切都很新鲜。我被录取到了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伴随着这次扩招而诞生的，所以班上的五十名学生都是扩招进来的，年龄大的同学较多，最大的长我14岁，有不少是带工资上学的。我的志愿里没有这个专业，但说起来我还是有点“专业基础”的，这源于高中毕业时一位政治课老师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看过这本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觉得里边讲的东西蛮有意思。大学考到了这样一个专业，教我们的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何炼成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我自然喜欢上这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好，每次考分都很高，单科都在前三名，总分当之无愧是第一。刚入校时，我在同学里算是比较“土”的，普通话说不好，穿的布鞋、衣服都是自家做的，在那些有钱的城里来的同学面前免不了有些自卑，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尊重。我现在也常常会对学生说：人不要自卑，好好做自己的事，只要你自强不息，是会赢得尊重的。
大学四年，我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四年里，除了五一、十一学校发餐券改善伙食，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有肉的菜，每次吃饭都是选最便宜的菜买。但每次寒暑假只要回家，我都会从自己省下来的奖学金里买两样东西带回去：一箱挂面，一袋白面。所以大学期间我最心疼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跟同学打赌：习仲勋是否陕北人。我输了，结果请那个同学吃了八毛钱的饺子。
1981年，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考研，并不是我早就有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志向，而是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这就意味着我要被分配到老家去，这是我不愿意的，所以考研的动力还是比较大的。真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点学问的，以后就没有再想着干别的工作。
人生也许真的是阴差阳错，不太好精心设计。在每一个关节点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岔路口，当时几乎浑然不觉，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线索可循，而这样的线索也或多或少地跟不同的人物有关。比如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我高中的数学老师还是按部就班地讲完了两年的课程，这对我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如果不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创办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如果不是1982年春天碰到了茅于轼先生，我也可能就不会迷恋上西方经济学，成为市场经济的忠实信徒。而从初中到高中教过我们物理的一位老师，当年仅仅因为一句“苏联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就被划为“右派”，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陕北的小村庄教书，而对我来讲，则是因他祸而得福。我上大学期间，他已经回北京了。1985年，我在甘家口买西瓜时居然又遇上了他。再比如学外语。我初中学了两年俄语，因为有位“右派”老师是学俄语的。大学里最早学的英语教材都是油印的，自己又没什么基础，所以对学好英语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糊里糊涂学了两年半后我居然成为班上考100分的两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初高中都上英语课的北京知青），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才有了以后到牛津大学读书的可能。在牛津读书期间遇到James Mirrlees这样一位导师，使我有幸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弟子。我的父母，他们不识字，不理解高考、志愿、专业、大学、研究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能对我的职业选择提供什么意见，但他们却教会子女从小就要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人，这恐怕才是我受之终生的东西。
30年过去了，再次回望1977年的高考，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是国家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开端，而这样的标志和开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走过1977年高考的人。个人的命运很难与国家的命运分开，这是我的体会。
作者简介
张维迎，1959年生，陕西吴堡人。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主要著作有《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2010商业模式》（2008），《中国改革30年》（主编，200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