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下英才而教一乐也”
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一大乐。北大作为一个英才辈出的地方，能在这里开堂授课，对我本人来说，既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教学相长之间也是一种极大的收获。在此之上，若能再对同学们的学习与未来发展有所助益，那真是身为老师最为快乐的事了。关于如何成为“天下英才”，在此我还是想与同学们探讨一下。在我看来，成为怎样的英才首先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抱负与理想。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不管一个人的天分有多高，一般来说只能开发出其潜力的2%—3%。如此不妨试想一下，一个开发了自己潜力3%的天才和一个通过努力开发出自己潜力的5%—10%的一般人相比，谁的成就更大，结果想必不言自明。那么开发潜力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抱负。只有抱负足够大，才能支持你去克服各种困难，接受各种挑战，坚持自己的追求，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真正的英才。
北大在百多年前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设立，也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一项变革，北大的学生作为“天下英才”，除了天分要高外，理应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作为老师期望从同学们当中看到和听到的，不只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求学氛围，更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美好情操。北大的历史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同学们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英才”而教育，就是我这门课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
在这门课当中，我将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提出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来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课程中我将着重讨论：（1）为何我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到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2）为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3）为何我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5）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
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谓近代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本讲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将以这一时代背景作为起点。
一、中国经济的成就
（一）“中国热”：国际社会的视角
2004年12月6日一期的《商业周刊》登出了长达二三十页的封面报道，题名为“中国价格”，由资深记者和相关专家共同讨论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对欧美市场的抢占这一话题。报道关注于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不断扩大，长此以往，欧美企业将如何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同样推出了题名“中国的世纪”的封面报道。众所周知，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早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并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夺得世界霸主地位。21世纪初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所相似，因此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并一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便成为当前领先国家迫切关注的问题。仅在一周之后，《财富》杂志又登出了“改变中国”的文章，分析改变中的中国企业，探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一个多月后，美国《时代》周刊也同样将目光对准中国，再一次发表封面文章“中国新革命”，深入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如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生互动。
这种高密度的深度报道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2005年7月，央视《对话》栏目为此特地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热”的节目。嘉宾中国方面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包括我本人在内；国际方面有美国几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弗尔德斯坦先生。这位颇具盛名的老牌经济学家提到，自2004年暑期到这次节目，他共来到中国五次。对于一位年事已高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来说，能数度连续探访中国，正是因为他站在国际学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近几年我频繁受邀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相关会议，邀请方都是为了适当了解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国外随便翻开一张报纸，也总能看到有相当的篇幅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媒体是政府的一面镜子，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自2006年7月份上台以来半年内便两度访华，至今已经四次来到中国，而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则只在2007年3月第三次中国之行前才首次到访，厚薄程度由此可见。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绝非一时兴起。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整体状况，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情况产生了强烈对比。2001年3月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灭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随后的“9·11”恐怖袭击与两年之后的对伊战争无疑又在雪上加霜，巨额的财政赤字严重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美国几成致命打击。同样欧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盟在成立之初曾被寄予厚望，然而时至今日，各成员国之间却仍未走出尴尬的磨合期，各国在政治上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方面则更是如此。再说日本，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如《日本第一》等的很多著作都纷纷抛出了这一观点，然而日本却同样没能逃脱90年代的房地产与网络泡沫破灭的打击，直到2003年后才勉强走出90年代的萧条阴影。
反观中国，自2003年至今GDP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贸易增长则更快。中国产品广泛占领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进口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使得中国成为带动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二）长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把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就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则更为引人注目。1978年年底中央提出的政策是“改革和开放”。“改革”针对的是经济体制，“开放”则是要扩大贸易，增加和国外经济的往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常用的方法是计算“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年，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总量是208亿美元，比当时台湾一省的贸易总量232亿美元还少12%；从相对量看，当时进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出口占4.7%，两项相加占9.5%。但是在过去29年中，中国平均每年的贸易额增长率高达17.2%，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还高出7.5个百分点，到2007年贸易总额超过21700亿美元，在29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8倍。
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我在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里的各国统计数据中，查到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目前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70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不断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有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还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100万人口相比，减少了2.3个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2亿多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26泰铢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70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1500盾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2000盾兑换1美元。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对这一承诺做出了兑现。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泽被周边，我们将视线投远一点，在过去十年，非洲有6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5%，又有将近30%的地区达到7%，这种增长速度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也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带动作用。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严重倚赖于进口，进口拉动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非洲国家经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些亚洲及拉美国家。例如日本新日铁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70年代以后逐步衰弱，钢铁业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近两年新日铁利润大增，又重新焕发出青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此外，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都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目前，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从增量上看，中国和美国已常可并驾齐驱。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0%，增长额达1237.1亿美元，美国的增长率则只有1.3%，增长额为1354.2亿美元；200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比2002年增加2302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贸易增量只有1333亿美元。一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不仅是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规模，增量也同样重要，因为增量意味着新的市场和新的机会。
（四）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直到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2500美元，仅为美国的5%多一点；即使从经济总量上讲，中国也只有美国的18%到20%，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最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在18世纪之前，经济增长得非常缓慢。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加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很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有一两个国家会一马当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最早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而从19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则取代了英国，成为带动他国经济的领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进入到21世纪，英、美、日、德等高度发达国家已很难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所面临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添设了重重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明显担负起了这些国家过去曾扮演的角色，驾起世界经济这列火车。至于这趟“中国号”列车究竟能开多远，无疑取决于“火车头”的燃料是否足够，而这些“燃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一）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到2015年，最迟到2030年能赶上美国；另一种预测是中国经济可能随时崩溃。要正确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必须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产量也一定会增加。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在三种生产要素中，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这个数字在有些国家只有10%到15%，甚至在某些非洲国家接近于0，由此可见资本积累率的差距之大。因此，从投入要素来看，资本的积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那么产值就高，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
（3）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如果技术取得进步，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产出，带来经济增长。
（4）制度的完善。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但能否最大程度地贴近这条边界，在既定条件下取得最优结果，就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完善的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选择适当的技术，获得最大产值。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进步。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
首先，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关系来看，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如果技术不进步，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取决于该国技术变迁的速度，只有维持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才能在资本积累的同时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关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做出精辟的论述。舒尔茨获诺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他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在这本书之前，大部分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般不进行储蓄和积累；而现代农业社会的农民则是理性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投资，例如美国一位农场主花费在农业机器设备上的投资经常会超过100万美元。因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导致传统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而现代农民是理性的，因此贫穷程度会相对较低。舒尔茨教授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不进行储蓄和积累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缓慢，农民的储蓄已经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农民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增加积累，可能反而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当期的储蓄则要以省吃俭用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增长了成本却没有获得收益。以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中国农民一般种植水稻和小麦，收获时需要用镰刀。传统农业社会里每个农民都有一把镰刀，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增加投资，每个农民将一把镰刀换为两把镰刀，在割稻子的时候同时使用，效率反而会下降。因此大部分农民会选择在一把镰刀用坏之后才进行储蓄，投资购买新的镰刀用以替换，但没有积极性去追加积累。所以，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不储蓄是理性的。在这种状况下要打破这样的局面，只有不断给农民提供一些更新更好的技术，从而使得资本积累能有较高的回报，才能调动起农民进行资本积累的积极性。
其次，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关系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最后，制度完善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甚至技术进步这些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变化有所不同，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本身无所谓优劣，马克思最早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要与实际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上文我们讲到技术变迁会在不同方面改变经济基础，从而进一步会对制度的完善有所要求，因此制度完善仍要以技术变迁作为前提。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二讲中作详细说明。
综上所述，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做出判断，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研究长期经济发展的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研究发现：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说要经过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8、19世纪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缩短为70年。到了20世纪年均增长提高到2%，是工业革命前的40倍，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只需要35年。也就是说，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人们的收入就会翻倍，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要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就需要研究中国技术变迁的可能性。
（二）技术创新：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
技术创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品创新，新的不同的产品出现，取代旧的落后的产品，例如由计算机取代算盘。另一种是流程创新，即产品不发生变化，但以成本更低、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福特汽车采用高效的流水线生产取代传统的集中装配，这一高效的生产方式最终将汽车这一产品推向了大众市场。
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流程创新，技术变迁或创新都主要有自主研发（R＆D）和从国外引进两种机制。技术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是指在下一次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效率比现在高，不一定要求使用最新的技术。但是，不同的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方式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要想取得技术创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如何比较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的优劣，不同行业、不同分工的人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科研人员作为技术研发的主体，往往更加关心研发的具体成果以及研发过程中的经验积累等研发内容本身，较少关注研发之后的技术推广以及科研机构或企业的R＆D部门对研发项目的资金投入。因此研发对于这些人来说总是收益为正，比起使他们的参与度大大降低的技术引进，这些人的意见多半会支持自主研发这一机制。如果是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行咨询，相反的，答案就很可能是支持引进技术。因为企业家考虑的是企业的成本和效益。首先，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投入非常大，例如IBM和Intel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其次，自主研发成功率非常低，因为前沿技术的研究风险非常大，99%以上的研究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研发成功的产品，也不能确保一定会得到市场的接受。当然，成功的产品在专利保护期内可能拥有全世界的市场，回报率非常之高。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却忽视了这一件成功产品的背后那99次失败所导致的高额成本及巨大风险。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那位将军的功成名就，却没有看到成千上万死去的士兵。
总的来说，两种创新机制各有优劣，涉及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国的国情而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为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较快，有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如果引进的是比较新的技术，花费虽然会有，但是根据一些统计分析表明，引进所需的专利费大致也不会超过当初研究这项技术所花成本的30%，如前所述，若将失败的研究所消耗的成本也算进去，那很可能连发明这项技术所共花费成本的1%都不到。
（三）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依靠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从而带来效率的提高，增加资本回报率，并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从工业革命后的国际社会来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以来，世界各国第一次人均产出翻倍所花费的时间分别为英国58年（1780—1838），美国47年（1839—1886），日本34年（1885—1919），土耳其20年（1957—1977），巴西18年（1961—1979），韩国11年（1966—1977），中国10年（1977—1987），时间跨度按照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先后顺序依次递减。前文又说到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10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20世纪以来为2%左右，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可高达8%。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众多的经济奇迹，首先是日本的崛起，然后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二者并称为当时的“东亚奇迹”。二战结束后“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起点基本相同，但是“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已发展成为新兴的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1/3.这一奇迹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东亚经济体善于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业人口，但是依靠不断引进新技术，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部门，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服务业等附加价值高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大大提高，资本迅速积累，整个经济也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中国改革前后从经济发展的不同绩效来看，也能说明以引进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后发优势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在1978年之前，提出过“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口号，60年代试爆成功了原子弹，70年代发射人造卫星，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但是经济总体发展并不快。自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四）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否维持
前面谈到利用引进技术，可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连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这种增长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再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呢？我个人是对此持以肯定态度的。这一观点并非只是纯粹乐观的估计，而是有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作为支持。
对比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在2000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于日本1960年左右的水平。例如，在预期寿命方面，中国1998年女性为72岁，男性为68岁，1965年日本的这一数字为女性73岁，男性68岁；在婴儿死亡率方面，日本为30.7‰，中国为3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本为16.7%，中国为15.9%；在教育方面，中日两国各阶段的学生比例也非常相近。众多的指标表明中国在2000年前后的经济水平相当于1960年前后的日本。如果与韩国进行比较能够发现，中国2000年的水平相当于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水平。
日本从1960年开始，用28年的时间在1987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1/5，那就意味着中国从现在起直至203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维持在9%左右。20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870美元，美国是34000美元，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5%。30年内达到美国的20%，平均增长速度必须每年比美国高出7.2%，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30年翻三番。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保持在2%，两者相加能够得出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为9.2%，再加上未来30年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为0.5%，人均收入增长率就要达到9.7%，正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这样的预测显得有些乐观，但讲到中国在30年后人均收入只达到美国的20%，又会让人感觉过分悲观。日本用了28年的时间赶上美国，从技术创新的潜力来讲，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1960年时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要大，因此中国有更多机会可以借鉴国外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当然，日本赶上美国，除了真实经济增长之外，还有日元升值的因素存在。1960年360日元兑换1美元，1987年升值到140比1.中国现在的汇率是大约人民币7元兑换1美元，真实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导致人民币升值，这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所以，加上汇率升值，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达到美国的40%甚至50%。如果中国维持快速经济增长，即使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经济的20%，那么在经济总量上中国仍然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如果考虑进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
三、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上一节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对未来做出了相关的预测，但是所有这些潜力能否最后被发挥出来仍取决于许多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不能不加以关注。
（一）城乡差距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但从1985年以后两类收入差距又开始重新扩大。这种趋势积累到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0.45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资源与环境问题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同时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也使得过度利用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
由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频发的矿难、水灾就多与环境的恶化有关。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一次都号称“百年不遇”，为何“百年不遇”的水灾在十年内发生了三次，值得人们去深思。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保护环境，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三）投资过热问题
在2007年一年的时间内，央行曾先后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且上调力度有逐次加大的趋势。然而从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情况来看，中国股市和房地产业的投资过热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依然还是未知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历过一段由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因投资过热导致了大量的生产过剩，引发了其后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如今政府积极推行加息政策是为了减少货币信贷并引导投资，但由于巨额外汇储备始终有增无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央行一再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为这一压力雪上加霜。
（四）腐败问题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污腐化的现象易于察觉并加以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在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只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至今仍未恢复，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印尼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过于严重，造成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民众一旦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在大的危机面前，社会就难有向心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五）教育问题
教育问题因其影响长远而不易被立刻发现，却并不代表不重要。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求量大于求质的问题，尤其在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政策在长期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长足进步的。上节讲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无论技术引进或是技术的自主创新都需要人才去实现，人才的产生背后无疑是教育的支持。
以上谈到的只是中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几个侧面，还有社会发展滞后、技术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来自外部的各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和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切实存在着的，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都会带来社会经济大的矛盾，甚至威胁到政治体系的稳定。而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作为保证，发掘经济潜力、维持高速增长的目标也就无从实现。
四、中国“英才”的机遇
设想一下，如果我对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预测能够实现，那么中国走上世界领先之路也就指日可待。近来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么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二三十年后正是你们在各自的行业里经过多年拼搏、最终同富强起来的国家一起收获努力成果的时刻。21世纪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向中国，我们身在其中，更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可以预见到，未来若干年里，中国将迎来一个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都人才辈出的时代。这门课讲的是经济学，从历史经验上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往往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相重合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开始，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马克思也是在英国工作的。而30年代之后，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是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经济学用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解释各国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原因和机制，它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因此，经济学理论贡献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理论的复杂程度，而是取决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经济上越重要的国家，其经济现象也就越重要。如果到203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理论是简单的逻辑体系，在理论中一定要作众多的抽象。现实中的变量成千上万，研究的时候只能保留少数的几个，只有真正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各种变量进行选择，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未来的21世纪，享有这一优势的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学科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对一国各方面现象研究最为透彻的，一定是该国的“当地人”，自然学科虽然少有地域限制，但自然科学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与一国的国力水平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在新世纪的经济振兴为中国学者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对于躬身在市场上拼杀的企业家们来说则更是如此。中国经济会不断增长，水涨船高，与发展平稳的经济体相比，有波动、有风险才有更多机会。只要正确地掌握方法，就能比竞争对手更早更准地做出决策，从而获得商业上的先机。2002年的《财富》500强中，美国公司占192家，日本公司占88家，中国公司仅占11家。2002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32%，日本占14.5%，中国只有2.5%。美、日、中在《财富》500强企业中的比重与三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是相当的。根据保守估计，2030年中国经济将与美国平分秋色，各占20%。那么《财富》500强当中就会有100家中国的企业。机会多了，竞争是平等的，同样的企业家在更大的舞台上，势必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商界如是，同样的道理在政界也是行得通的。
总之，无论是有志于学术、实业或政治，中国经济持续的强劲增长都将为中国的英才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当前和未来道路上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矛盾，有才能的人在解决问题与矛盾的过程当中锻炼了自己，并获得了成大功立大业的机会。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各位中国英才的世纪，希望这种责任意识与光荣的使命感，能成为各位进步道路上的一块指路石。
参考文献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Maddison A。，The World Economy，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6.
Schultz T。 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Smith A。（1776），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