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起源两种农业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化贵族手工业的出现建筑业的进步
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人类文明，都发生在最早出现农业经济的地方，都是农业文明。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农业作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口增加成为可能，而人口增加，社会关系就变得复杂。又是由于农业提供的食物储备，一些社会成员才有可能脱离食物生产，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乃至专门的社会管理，社会的经济、政治、艺术文化才会不断发展。总之，农业的发明之于人类历史实乃划时代的事件，以至有人将其称为“农业革命”。尽管目前的研究表明，它的发明实乃一个颇为漫长的积累过程。但在叙述中华文明起源时，仍然要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开始。
在大多数神话传说中，农业是神农氏发明的。《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賙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也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以助？之实。”《白虎通·号》的描述更生动：“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神农氏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古人就已经说不清楚了。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农业的萌芽是相当早的事情。
两万多年前，最后冰期越过最寒冷的峰值期，气候在一连串的剧烈波动中逐渐回暖。人们也从以狩猎为主的取食活动逐渐过渡为渔猎和植物性食物采集并举的广谱型采集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有关植物资源的了解，成为最终农业被发明的知识基础。
座落在南岭北侧浅山地带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都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就有人居住的洞穴遗址。遗址附近既有山地，也有平坝湖沼，环境多样，是从事广谱采集经济的理想环境。在仙人洞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堆积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野生稻植硅石，时间稍晚的地层堆积里，开始出现具有栽培稻形态的植硅石。而在玉蟾岩，甚至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几粒稻谷。考古证据反映出人们对野生稻逐渐认识、利用，进而主动驯化栽培的过程。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表明，人们开始栽培水稻的时间至少在距今12000年以前，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
长江流域地处温带。温带气候的特点是四季分明。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来说，冬季是个食物匮乏的季节。而在诸般植物性食物中，唯有谷物具有方便长期储存的特点。这对于年复一年地被迫面对如何顺利过冬问题的人们来说，意义自然非同小可。也许这就是谷物农业发明的最主要原因了。
和南方相比，黄河流域居民的过冬问题更严峻一些。北方的四季温差变化大，降水集中在夏季，不适合种植水稻。当地居民经过长期选择，培育出耐干旱的粟和黍。于是，在世界上出现了唯一种植这两种作物的旱地农业。目前还不十分清楚的是，南方的水田稻作和北方的旱作是分别独立的发明，还是在彼此的启发中共同发展起来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外围地区，农业的出现迟滞了许多。因此，在整个农业起源的世界版图中，地域比邻的这两大河流域实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整体。如果将来发现这两种农业在起源过程中有过交流互动，也在意料之中。
刚刚萌芽的农业还十分幼稚弱小，仅仅是人们生计中十分次要的补充手段。但农业意味着人们从此拥有了一种稳定的和可以扩大的食物来源，从而消除了在采集经济方式下，不得不限制人口数量和群体规模，以便随时与环境资源之间保持某种微妙平衡的担忧。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农业发展的动因。为了追求更多的农业生产效益，人们逐渐离开适合采集经济的生态环境复杂地区，向地势开平，易于开展农业生产的平原沼泽地区迁移。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农业村落。稻作和粟作两个农业文化区遂告形成。中国史前农业分布图
年代距今八九千年前，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洞庭湖区一带的彭头山文化中，有丰富的稻谷遗存。当时的人们常把水稻皮糠当作羼合料，拌在黏土中制作陶器以及涂抹房屋墙壁，可见产量已然不小了。再晚一些时候，在著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普遍发现了一层稻谷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稻草的堆积，层厚20至50厘米，最厚处超过1米，若折算成稻谷，可达120吨以上。这个数字也许偏大，但河姆渡居民的稻作生产能力颇高当是事实。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则是这个时期北方旱作农业村落的代表。在250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贮存粮食的窖穴，其中还尚存粟的朽灰的至少70余座。有人尝试将这些窖穴内的朽灰换算成新鲜粮食，竟达令人咋舌的十多万斤。这还只是在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的磁山遗址上十分有限的局部范围内的情况！
这个时期，南方稻作农业的农具多为木、骨质器具。河姆渡遗址上有很多发现。其中一种翻土用的骨耜，是利用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修整制作成的，在骨臼部着柄，形状和用法已经很接近现在的铁锹了。另外还有木铲、收割用骨镰以及木杵、石磨盘等粮食加工工具。北方土地干硬，翻土工具多为石锄、石铲之属。亦有制作精致的石裴李岗文化的谷物加工器具——石磨盘和石磨棒
镰刀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从耕作器具的类别看，当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处在农业发展史上称之为耜耕农业的阶段。
家畜饲养，是同农业经济起源相关的。首先被人们加以驯化的动物是猪，也许还有狗。较晚一些时候，又陆续驯化了黄牛、水牛、山羊、绵羊、鸡等动物。中国古代的所谓“六畜”中，除了马的饲养晚到了商代之外，其余者的驯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其中，猪是最重要的家畜，不但在新石器时代，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人食谱中最主要的肉类食物来源。但猪是杂食性动物，跟牛羊不同，与人类争食。它能够被驯化并成为最主要家畜，也从侧面反映了农业的发达程度。此外，伴随农业发展，人们定居程度越来越高，猪可圈养的习性尤其适合定居生活方式，这也使得家猪饲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偏晚阶段，即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或稍晚一些时候开始，各地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分布于江浙一带的崧泽文化和后续的良渚文化的居民，不但已经拥有了用作翻土开垦、中耕、收割的一整套石质农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还发明了石犁。这种犁用薄石板加工而成，呈对称的弧边等腰三角形，最初大小二十几厘米长，后来逐渐演变成长四十多厘米的大型石犁。这样大的尺寸牵引起来，单凭人力是很难胜任的。因良渚文化的组合式石犁，浙江平湖庄桥坟出土
此推测当时出现了服驭畜力的技术。表明当时至少在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到了犁耕农业的阶段。
长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人们，都过着农业生活，有着大致相同的需要，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就容易，也频繁。许多带动历史前进的发明创造，都是首先在这里产生的，这里的文化程度最高，社会也率先走向文明。而在它的周围，要么是自然环境条件优越，根本用不着从事农业，如岭南一带；要么是环境恶劣，很难开展农业，如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当地的人们长期停滞在采集经济阶段，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也就缓慢。如此，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便成为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期引领着历史发展。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手工制造业也在不断发展之中。神话传说中，有不少关于远古时代人们的发明创造的记载。从确凿的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称得上丰富多彩，主要门类有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蚌器、漆木器的制作等，稍晚一些时候还出现了铜器的制作。而一些出于材质原因很难保留下实物的行业，如纺织、编织、制革、缝纫以及酿酒、造醋、制盐等，也肯定是有的。在这之中，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是关乎人们劳作和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两项技术。
石器制作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的最古老的手工行业。早期的石器都是一些所谓的打制石器，即将石料打击劈裂，把那些有锋利边缘的石片和石块当作工具，用来猎杀和肢解动物等。随着更新世晚期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物性食物的采集乃至种植，便需要一些大型的砍伐工具和挖掘工具；又由于定居生活，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木工工具来建造住居。这些器具要求有较大的体型、整齐的刃口和适合特定用途的特定形状，于是，方便加工出规整形状的琢打、砥磨等技术就被逐渐发明出来，其产品，叫做磨制石器。为了处理那些必须炊煮方可食用的植物籽粒，人们又发明了陶器。这两项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主要标志。大量资料已经证明，这两项重要的技术发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出现得最早，皆可上溯到1万多年以前。
适合农业经济生活需求的手工制造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告成熟。其标志是这些制品都是根据不同需求或功能，成套制作出来的。例如石器，可分农具、木工工具和狩猎工具，陶器则按炊爨、饮食、盛储的不同要求，质地不同、形状各异，而且一应俱全、固定搭配。其他如骨角牙器的制作，也是如此。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玉石饰品。由于居住稳定和近邻之间的交往，一个地区内的制造业技术特点和产品风格也就逐渐趋同而有别于其他地区，于是这些制品还被赋予了人群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
手工业的重大进步，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首先是传统制造业中出现了若干新技术。陶器制作普遍采用了可以转动角度，以方便对器坯进行修整装饰作业的辅助装置——慢轮。陶器皆在挖筑的陶窑中烧成，一些地方的人们还掌握了烧制灰色和黑色陶器的闭窑和渗碳工艺。此外还有利用矿物质颜料装饰陶器、选择特殊陶土制作白陶的技术等等。这些技术进步使得产品的面貌焕然一新。北方地区装饰华丽的彩陶与南方造型复杂多变的陶器群交相辉映，成为时代之特征。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进一步发明了利用高速旋转的轮盘拉坯成型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产品外形规整美观，器胎薄厚均匀，更有胎厚不足1毫米、薄如蛋壳的精美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快轮制陶是一种可以较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它的发明，迟早要引起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革。这个时期的石器中，普遍采用了以砂、水为介质的石料切割法和钻孔技法。玉器的制作更是精益求精，从简单的平面阴线雕刻，逐渐发展出浮雕、凸线圆雕等一系列新技法。
其次，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制作的门类。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过木胎漆器。较晚一些时候，也是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丝绸。由于有机质材料不容易保存下来，我们至今还很难了解这些手工生产的全貌。然而可以推测，这类物品的制作，肯定不在少数。玉器的制作虽然早已有之，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玉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中的象征性功能越来越被人们尤其是社会上层重视。为了烘托这种象征性，工匠们发展出各种专门工艺，制作出各种形状复杂的器物，并在表面雕刻出繁缛的纹饰，制玉也就逐渐从一般石器生产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新生事物是铜器的出现。最早的铜制品发现于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早期。到了公元前3000年以来，铜器在各地普遍有所发现，说明此时的铜器制作已经不是偶然现象了。这些铜器一般是刀、凿、锥、钻之类的小型工具，也有铜泡、指环、耳环、手镯之类的饰物以及铜镜，除了少数系锻造外，多为铸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则是用更复杂的内外合范技术铸造而成的。这些铜器绝大多数为红铜（纯铜），质量上和夏商时期的青铜（铜铅或铜锡的合金）器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它们的出现，毕竟为中国的青铜时代的到来做好了技术准备。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领域。仔细比较此前时期的手工业制品可以发现，即便都出自一个遗址上的同类器物，其间的个体差异也很大，颇不规范。意味着从事这些器物制作的人很多，或者就是大家分头制作，自己既是制造者，也是使用者，既是农人，也是工匠。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随着手工制造业的技术越来越复杂和高效，一些制造者也就开始某种程度地脱离农业，向专门化发展。例如此时的长江流域，出现了两个石器制作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在长江三峡及靠近出口的湖北西部，另一个在南京至巢湖一带。在这些地区的遗址上，不仅出土的成品石器制作精良，还往往发现有大量石器半成品和石片碴等废料，有的还发现有制作石器的房屋建筑，甚至遗址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石器加工场。这种规模的生产，自然不会是全部用来自己消费，而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如果说石器制造中的这种区域经济特征是和石材原料的产地有关的话，制陶业内部的分化，就完全是部分制造者技术与心智能力胜出的结果了。从已经出现的可供大批量生产的快轮制陶技术和一些数量不多的精制陶器却分布甚广等情况看，此时的制陶业中也萌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至于铜器和玉器这类高技术产业，专门化程度更高。制造这些器具从开采原料到加工出成品，必须经过许多复杂的工艺环节，非一人可以胜任，也即在这些手工业门类的内部，出现了不同工艺环节上的专业分工。
至此，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也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了。这必定引起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和多样化，促进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复杂化起来。
最后，发生在制造业内的一项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的贵族手工业。关于贵族阶层的形成，以后还会专门说到。单就制造业本身而言，公元前3000年以来，专门服务于贵族的手工制造行业已经颇具规模，包括玉器、丝绸、漆器、象牙器、高档陶器的制作。这些产品有的原料稀有难得，如铜的开采它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再将其冶铸成器，非有专门技术不可。若不计玉料的辨认和开采，仅制作成器，也需要切割、钻孔、镂孔、雕刻、抛光等一系列复杂技术，远非一般人可为。良渚文化是一个十分流行玉器的社会，常见的玉器有琮、璧、钺、柱形器、镯、环、璜、筀、三叉形器、梳柄、锥形器、管、珠、半月形牌饰、带勾等二十余种。最能代表其制作水平的是一件出自余杭反山12号墓的玉琮。该器物外方内圆，器高8.8厘米、射口直径17.1—17.6厘米，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器物通体呈乳白色，四面直槽各有两个羽冠人面兽身的神人徽像，每个神徽大小仅3厘米，是用减地法将周围降低，把神徽外廓浮现出来，再以阴线刻神徽的形体轮廓，并在轮廓内充填细密的卷云纹，其刀法之细腻，在1毫米宽度内，竟并列雕刻线条三、四根之多。与玉器同样珍贵的，也许是象牙器了。这一时期各地都发现过一浙江余杭反山出土良渚文化玉琮王
些精雕细刻的象牙器，例如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镂空透雕象牙梳、仿玉琮造型的象牙雕筒，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流行造型典雅的黑色陶器。其中的精品，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的一些陶鼎、双鼻壶、宽把杯、豆等表面被打磨得黑亮照人，进而用龙山文化的黑陶高柄杯
锐利的工具刻满流云、飞鸟、盘龙之类的纹饰，而宽把杯的把手，常常是用几十根细约1毫米的泥条编排而成的。龙山文化的陶器虽然不以纹饰见长，但其特有的细泥陶高柄杯，胎薄如蛋壳，即便是用现代技术，也少有仿制成功者。这样的陶器制作起来，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大量工时，数量也自然不会很多。
这类华美的精品数量很少，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先秦史籍中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又说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在三代，玉琮、玉璧是重要的宗教法器，钺则是军权王权的象征。史前的情况虽然不能说得如此具体，但它们的持有者肯定不是一般平民。这些物品往往集中出土在少数特别营建的大型墓葬中。这类大型墓葬不仅规格大，还有一般小型墓葬所没有的棺椁葬具。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大型墓葬内发现有大石磬、鼍鼓、以龙纹陶盘为代表的大量彩绘陶器、漆木器等等。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的情况更是惊人，在反山、瑶山、寺墩等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一座墓中仅玉器就往往有数十乃至上百件之多。此外还有大量精美的丝绸、漆器、象牙器等。这类墓葬的主人显然是一些社会上层人物，而这些手工业也显然是专门服务于他们的。
建筑和建筑技术，是反映人们技术和创造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村落里，房子多为面积不大、结构相对简单的窝棚式建筑。但不久，各地的建筑业就发展起自己的特色。气候比较干燥寒冷的黄河流域及更北的地区，流行半地穴式房子。即在地面上挖一个深约半米的圆形或矩形浅坑，沿四周坑壁，按一定间隔立柱，柱子之间结成栅栏，再抹上草泥，成为木骨泥墙。房子中央也埋设支撑房顶的木柱，上面结成攥尖房顶。为了出入方便，房子的一侧开设斜坡门道。室内地面往往铺抹数层不同的土，以阻断地面下的毛细管作用，收隔潮功效，室内特定部位设置灶塘，供炊爨和取暖。在黄土堆积特别丰厚的地区，人们还因地制宜，开凿窑洞。江淮地区湿润多雨，故多为平地起建的地面建筑。正所谓“地高则穴于地，地下则窟于地上”。平地起建的房子一般要先处理基础，开挖墙基槽，内埋设木柱，柱子之间的间隙填充树枝、草把之类，再抹泥成厚墙，上承房顶。室内亦设火塘，居住面通常也要铺垫几层不同的土来隔潮，墙上的房门，有的与现代的推拉门很相似，结构十分精巧。这种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子不同，可以连接建设，一排三五间、七八间不等，最长的可达三十几间。至于在河网密布的江南，人们发明了干栏式建筑。如在著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上还保留着打进地下的成排木桩，以及大量带榫卯的木梁架构件，榫卯种类多样，有柱头榫、柱脚榫、梁头榫、平身柱上的卯、转角柱上的卯、带梢钉孔榫、燕尾榫等多种名堂，此外还发现有企口地板、雕花栏杆等，复原起来，这是一种将房子架高起来的干栏式建筑。建造这类建筑，显然需要高超的木材加工技术和缜密的统筹计算能力。
当时的建筑水平，还体现在一个建筑群——村落的整体规划设计方面。典型的村落通常有一道人工开挖的圆形壕沟环绕保护起来，内部的房子或者成排、或者聚成若干小群分布，房子的附近散布着一些贮藏什物的窖穴，有的还有牲畜圈栏、陶窑等设施，整个安排井然有序，处处体现着氏族社会生活的原则。
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开始，建筑业出现了几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分别是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
江南地区也许是因为多雨潮湿的原因，对耐久的建筑材料有更大要求，于是人们发明了烧制土砖。这大大修正了所谓的“秦砖汉瓦”之说。同时期的北方地区虽然未见到砖，但人们开始使用土坯砌建房子，烧制石灰涂抹室内地面和四壁。此外，还有更高级的地面处理方法。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房子F901的室内地面十分光洁平整，为一层厚15—20厘米的砂粒、小石子和人造陶质轻骨料掺和胶结的混凝土层，强度竟和现代100号水泥相仿佛。
打井和夯筑技术是更具社会意义的发明。有了水井，人们就可以在远离自然水源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如交通和贸易物流枢纽、重要原料产地、军事防御要地等——定居或驻守下来。在夯筑技术普及的地区，人们彻底淘汰了原来的那种低矮潮湿的半地穴式房子，改为高爽的地面起建式住宅，很多这种房子还建造在夯打起来的台基之上。而这种台基式、多间隔的土木结构建筑，正是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夯筑技术使得修建更大规模的建筑物，如城墙、大型宫殿等成为可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各地所见的大型工程的数量突然多了起来。目前在各地已经发现了数十座有夯土城墙和护城壕沟维护起来的城址，实际数量当远不止于此。前述大地湾遗址F901号房子是一座位于聚落中心的大型建筑，分前堂后室、东西两厢，仅前堂主室的面积就达130平方米，中排顶梁大柱的直径达50多厘米，复原起来是一座堪称宫殿的气势恢弘的建筑。而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上，中心遗址莫角山是一座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人工填筑起来的矩形土台，上有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是一片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群。近年，又在遗址群北侧发现了一堵人工堆筑的长墙，墙底宽30多米，最高处尚存5米，沿天目山山麓建造，东西竟然长达4.5公里。推测是一种为了阻挡山洪，保护整个良渚聚落的设施。
这些大型建筑物的出现，固然是新技术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动员、组织实施这类大型工程的软科学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仅以良渚遗址群的莫角山30万平方米的台基为例，估计总土方量至少在30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水平计，估计整个工程需要1000人不间断地劳动1年方能完成。且不说台基之上，还要再建大面积的宫殿建筑。遗址北测长达4.5公里的防洪墙堤的工程量也决不在台基之下。建造这样的大规模的复杂工程，从设计运筹、动员组织、施工中的监督管理到后勤保障的各个环节，缺一不可，是一套庞大的系统工程。而当时的人们，显然对此已经驾御自如了。
总的说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是史前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无论手工业还是建筑业，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走向文明作好了物质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