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公元781年，76位来自西方的景教上层人士在长安城内“大秦寺”隆重集会，郑重镌刻了维系东西方文化血脉的一通丰碑。
不管镌刻者的愿望究竟如何？从景教人士最后一声响遏行云的由衷赞颂开始，无尽的劫波便赫然越过舆论与道德所筑成的层层防线，肆虐横溢，逐浪而来……
在碑林第二室入口西侧，矗立着一通最早记录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高大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
碑由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组成，高279厘米，宽99厘米。碑首圭额，内镌真书大字3行，每行3字，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顶部正中线刻莲花座，座上再刻基督教明显标志——“十字架”。架上饰瑞月，架下饰祥云。碑身文真书，计32行，行62字。唐建中二年（781）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大秦寺僧景净撰述。记早期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托利派教规、教义以及在中国唐代的传播概况。首行与倒数第二行以及碑身底部与左右两侧则均为古叙利亚文，镌刻参与立碑之76位景教僧侣的姓名、职衔与相关情事。
毫无疑问，这是一通彰显大唐王朝博大胸怀，融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情结的不朽丰碑。
千余年来，无数中外学者纷纷将视角投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赞誉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认识到其在研究基督教于中国传布以及古代中西交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路远先生统计300年来仅研究《景教碑》的著作就有80余部，有关论文则难以计算。著名学者安旗在她晚年写就的《景教碑新探》一文中，更以其发人深省的优美笔调予以评介：“然而此碑之功，不属于撰者个人，也不属于述者个人，亦不属于碑上列名之诸景士以及唐代的列祖列宗。彼等固然是共襄盛举，皆与有力焉；但归根结底，荣耀应归于我们的上帝——至广、至大、至深之中国文化。”
无数的游人走近它的身旁，无尽的赞叹与遐想也久久回荡在古老碑林的殿宇、廊屋之上……
令人惋惜的是，众多的人们只是关注它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却很少有人去倾力关注过它的坎坷身世，洞悉千余年来不竭滋生在它周围的无尽劫波……
（一）辉煌与寂寥
约在公元380年前后，一位名叫聂斯托利（Nermanicie）的哲人诞生于叙利亚的日尔曼尼西（Oermanicie）。
诚实的天性、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从小跟随莫普绥爰城主教狄阿多鲁系统学习基督教知识的丰富阅历，使得聂斯托利成人后得以顺利进入颇负盛名的安提阿（Antiochia，今土耳其安塔基亚，Acntakya）近郊的隐修院深造，从而迅速获得渊博的基督教知识并一跃跻身当时令人羡慕的上流社会阶层。
公元4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鉴于聂斯托利对基督教传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正式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从此，聂斯托利开始走向他自己宗教生涯的巅峰。
聂斯托利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后，其对基督教教义的研究与思考，也日趋进入到纵深地带。经过长期不懈的探讨，他逐渐对一度风靡东罗马的阿里乌派的上帝“一位论”学说产生怀疑，并进而融和各家学说，去芜存精，建立了自成体系的二性、二位学说。
二性、二位学说的基本内涵，同意正统派所谓基督具有神和人两个本性，但不赞成此二性能合成一个统一的位格，而认为二者分别形成神、人两个不同位格。因此，作为人的耶稣为玛利亚所生，后被钉死于十字架，而作为神的上帝圣子和基督既非玛利亚之子，也未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玛利亚本人不能称为“上帝之母”。
聂斯托利的学说，不啻一枚烈性的炸弹，立即引起整个基督教界的骚动与不安。对此，宣扬玛利亚为“上帝之母”的正统派尤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公元431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决定在小亚细亚以弗所（Ephesus）召开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其目的旨在解决聂斯托利的学说问题以巩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地位。
在200多位著名大主教参加的以弗所公会会议上，正统派首领西里尔因报仇心切，竟不待与会代表全部到达，即马上主持会议宣布开除聂斯托利的“教籍”并判处其所创教派为异端教派。除此以外，西里尔还利用并非“决议”的决议案结果，通令有关各国不折不扣地继续坚持传统的上帝“一位论”学说。
面对以弗所公会会议的不公正待遇，聂斯托利及其他的追随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以拒不出席会议并另立集会的举动来表示强烈的抗议。
值敌对双方互不相让、尖锐对立之际，正统派首领西里尔使用卑鄙的伎俩收买了权贵官吏并强迫皇帝解散会议，迫使狄奥多西二世下令驱逐异端学派，残酷地将聂斯托利以及他的追随者流放到遥远荒凉的撒哈拉绿洲（一说是上埃及）。
在坎坷的流放生涯中，聂斯托利及其信徒毫不气馁。他们不断总结教义，补充学说并大力吸收信徒，逐渐形成颇为强盛的聂斯托利派，其宗教势力也迅速在美索不达米亚等广大地区得以扩展。5世纪中叶，该教派又趁势发展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波斯。6世纪初，由于波斯国王的宽待与支持，促使聂斯托利派学说终于急骤越过伊朗高原，伸展到辽阔的西域地区。
当此之时，毗邻西域的大唐帝国正以其强盛的国力与高度的文明受到整个世界的瞩目。这一切，对于蓬勃向上的聂斯托利派来说，无疑具有极为强大的吸引力。
唐贞观九年（635），聂斯托利派中枢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遣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等人携带大量经籍艰难东进，风尘仆仆地抵达唐帝国的首都——长安。
为了迎接阿罗本等人的到来，唐王朝政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当一列西来驼队逶迤进至长安西郊的时候，名相房玄龄遵奉唐太宗李世民的指派，直出开远门专事迎迓。驼队入城后，唐太宗一面亲自接见，待以上宾；一面敕准阿罗本等人进入宫内，译经著书。
以上的经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曾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文云：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635），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阿罗本等人经过3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在贞观十二年（638）译完所携全部经卷。为了嘉奖阿罗本等人的功劳，唐太宗特意颁布诏书，敕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全境推展流传。
于敕准译经以及隆重嘉奖阿罗本等人的同时，唐王朝还专门划拨国帑，恩准在皇城西侧的义宁坊建造豪华寺院（度僧21人），以供阿罗本等人居住。
据文献记载，唐代当时对阿罗本等人带来的聂斯托利派学说称之为“波斯经教”，因其来自遥远的“波斯”之故，又称“景教”。称义宁坊所建的寺院为“波斯寺”，天宝四年（745）改称“大秦寺”。
关于“大秦”的称谓，中国古代典籍上曾有不少记载，但具体来说，一般泛指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罗马东部领土。
至于“景教”一名，则寓有宏大与光明之意。其源出自《诗经·小雅·楚茨篇》：“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与基督教“景星”、“景光临照”等教义大致相符。因此缘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遂颇多见及“景门”、“白衣景士”、“家殷景福”、“景宿告祥”、“悬景日以破暗府”等相类语词，明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一文亦随之阐述：“景者大也，也，光明也。”
面对东土人士对聂斯托利派学说的理解与称谓，居留长安的聂斯托利派“景士”不胜困惑。他们认为以“景教”一词来取代聂斯托利派学说，固然在某种意义上顺应吻合了中国人的心理习惯，但却难免挟有牵强附会的嫌疑。有鉴于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遂不敢缄默，秉笔剖白：“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回眸以上坦诚直率的耿耿辩解，我们不禁对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激烈碰撞以及大唐王朝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所叹为观止！
不管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如何既相互融合，又相互斗争，面对可以满足自己统治利益需要的东渐宗教——“景教”，自太宗李世民以降的诸代大唐人主，都纷纷施以前所未有的推崇与青睐。
永徽（650年始）以后，高宗李治曾“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封大施主伊斯为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色袈裟。又加封景教首脑人物业剩“试太常卿”，亦赐紫色袈裟。
玄宗李隆基时，先令宁国等五王兄弟设立坛场，以广景教。接着，又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至长安大秦寺供奉，并加赐彩绢百匹以示恩宠。
天宝三年（744），大秦国教僧佶和其人自西域来华，李隆基诏令景教士罗含、普伦等17人与佶和一起在兴庆宫内设场集议，研修功德。至肃宗李亨时，不仅全国各地的景教寺院相继得到朝廷的优抚，更“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明令昭彰。及唐代宗李豫继位，尤别出心裁，“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
各代帝王对西来景教的一再推崇与青睐，极大地影响了唐德宗李适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命令全国各地景教寺院一概奉诏，沿袭前代帝王所不断赐加给它们的特权与礼遇。建中二年（781），诸州景教人士在朝廷优厚宽容的宗教政策佑护下，更奔流城邑，活跃异常。
流播十朝的西来景教，至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是不无欣喜地称贺：“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在其乐融融的岁月里，身任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亚当司铎的景净（Adam）等景教首领，为纪念阿罗本、伊斯等人在传播景教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决定建中二年（781）于京师义宁坊“大秦寺”召集76位景教上层人士，合议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公推景净（Adam）其人口述碑文，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记，碑尾依次留下参加立碑的76位著名景教人士的姓名、职衔，并用叙利亚文记述“时在希腊纪元1092年，吐火罗大夏城长安米利欧亦日（石）之子，长安国都主教兼长老耶质蒲吉建立此碑石”等诸多相关之事。
令人惊诧的是，还未待景净等景教首脑人物充分回味一个外来宗教在异国土地上所尽情挥发出来的得意与辉煌，一场铺天盖地的灭顶厄运即呼啸着结束了他们自得其乐的喃喃梦呓！
公元783年（唐建中四年），距离景教碑隆重竖立的绝妙佳日尚不足3年，中原地区就骤然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朱之乱。
这场动乱中，由于朱本人曾自称“大秦皇帝”号令全国，所以现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在他的《中国景教》一书中，遂将这一历史现象与其后景教在中国的衰败寂寥与《景教碑》的凄然湮没联系在一起，疑惑《景教碑》的湮没可能与朱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朱谦之的发论，固然也可称为一家之言，但应之者甚少，以至于连他本人最后也不得不自行否定，转而趋同众多历史学家所鼎力关注的、发生于公元841～846年（唐武宗会昌元年至会昌六年）之间轰动全国的“会昌法难”。
据《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记载：“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
除此之外，《旧唐书·武宗本纪》又记：“（会昌五年，845）大秦穆护等祠，释教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敕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如此声势浩大的宗教劫难，2000景教寺僧惨遭驱逐，属于外国人的景教寺僧也随之“送还本处收管”。那么，近在宫廷的景教祖寺以及彰显其派系教法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又岂能轻易逃脱劫难，巍然独立？
毫无疑问，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强暴的破毁与无情的摧残。值得玩味的是，与众多历史学家所共同具有的职业敏感相同，清代末年来长安实地考察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图106），也在其后写就的《长安史迹考》一书中大胆推测：“关于大秦景教碑之破坏，虽无直接史料可据，惟可想象者，佛寺既破坏，景教寺院焉能例外，自必放逐其僧徒，拆毁其寺院，于是景教碑亦被埋入地中矣。”
（二）纷乱的出土时、地
700年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奇迹般地重见天日，又一次高高矗立在关中平原的沃野上。
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出土时、地，300年来的海内外不少文人与学者，曾经有过诸多纷繁冗乱的记述与评介。概括起来，以朱谦之《中国景教》一书梳理最详，其中收录各家有关出土地点一说，大致基本有西安（长安）、周至及西安（长安）与周至之间三种说法。而出土时间就西安（长安）一地所言，则有明万历（1573～1619）、明天启三年（1623）、明天启五年（1625）、明天启三年至明天启五年（1623～1625）、明崇祯间（1628～1644）五种说法。
为叙述方便，兹将以上诸说择要缕述于下：
1.西安（长安）出土说
（1）明万历（1573～1619）
仅见于钱谦益（大昕）《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四“景教考”。文云：“万历间（1573～1619），长安民锄地，得建中二年（781）景教碑，士大夫习西学者相衿，谓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国，问何以为景教者不知。”
（2）明天启三年（1623）
以耶稣会士阳玛珞（Emmauel Diaz）为代表。其论见于作《唐景教碑颂正论》、《唐景教碑颂正论序》等。其中《唐景教碑颂正论》云：“是碑也，明天启三年（1623），关中官命启土，于败墙下获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郊外金胜寺中。岐阳张公赓虞，拓得一纸，读竟踊跃，即遗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长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殆与西学弗异乎？”
（3）明天启五年（1625）
以耶稣会士鲁德昭（Semedo）《中国史》（Histoiredela Chine PP。239～240）一书（1642年出版）为代表。其汉译本谓：“1625年，在陕西省西安府城近段，为建筑房屋，工人锄地，掘得一石碑，长九尺强，阔四尺，厚一尺强。头端为金字塔形，面上镌有十字，周围饰以丽斯花，形似在梅丽亚包城中直圣多默宋徒墓上之十字，排列三行。碑之全面皆刻有类似之华字，并有少许外国字，一时不能辩认为何国语。”
鲁德昭（Semedo）之论，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所拥护。徐光启《铁十字箸》一文故谓：“近天启乙丑（1625）长安掘地得碑，题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首题曰十字。”
（4）明天启三年至明天启五年（1623～1625）以冯承钧为代表。语见其文《景教碑考》。论曰：“大约其出土时在天启三年（1623），自出土移置金胜寺，自张赓虞拓寄李之藻之考证时，距离仅有二年，要在明天启五年之前也。至林侗（1627～1714）《来斋金石考略》谓在崇祯间（1628～1644），钱大昕《景教考》谓在万历间，皆误也。”
（5）明崇祯年间（1628～1644）
以清代学者林侗为代表。其《来斋金石考略》称：“景教碑今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明崇祯年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隽惠。甫能行，便能作合掌礼佛，此时中，略为疲懈，居无何而病，微瞑笑视，然长逝。卜葬于长安崇仁寺之南，掘数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流传千年，而今始出，质之三世因缘。”
2.周至出土说
主周至出土说者，主要是外籍神甫与传教士，以方德望（Eti-ennele Fevre）、列射（Kireher）、金尼阁（Nieolas Trigault）、夏鸣雷、毛尔（Moule）、佐伯好郎等人为著。兹择其主要论述如下：
（1）方德望（Etiennele Fevre）神甫所论，见于1663年耶稣会士历史学家巴尔多利（Daniel Bartoli）《亚洲第三部之中国》（Da Cinaterza Purtedell Aaia）一书所引。语谓：“方德望神甫云，昔晚有一老人来告云，此碑出土之地冬日四围积雪，惟碑土之上无之，数年如此，居民以为其下必有伏葳，掘土而碑见。周至县令见其碑甚古，上有外国字，未能解其义，置于城外一英里之道观。周至举人某拓其文，寄于其杭州友进士凉庵（李之藻），凉庵面告予此事始末。且为注解碑文，保录徐光启进士，亦刊行其文，遂行于世。”
（2）列射（Kireher）为德国传教士，其所撰《著名中国》（China-berhmt）记卜尔格神甫继鲁德照（昭）之后亲往出土地视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称：“1625年耶稣某神甫因为进士（姓王）全家举行洗礼，特赴三原。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观之。”ü（3）在夏鸣雷所撰《西安碑》一文中，引用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eolas Trigault）的日记。文云：“此世纪之二十五年（1625），在陕西始有定居（按为王某所建）。此地有进士王君，前在北京受洗，兹丁母忧回籍，欲延一神甫至家，为全家举行洗礼。金尼阁神甫被派而赴西安。及抵陕西，病卧五日。病痊，王君介之，以见省中诸大吏。是年周至人建屋，工人掘地得碑，上有汉文及迦耳都文。碑高八尺，宽四尺，厚五寸有奇。据碑志，基督之法，古时已入中国矣。”
以上繁冗纷纭的各家论述，涉及地点遥距百里，上下时限逶迤拖沓长达70余年，发论者又多是外国神甫以及传教士，其关键问题时至今日仍回旋往复，难得结果。
从哪里开始，能尽快找到破译悬案的钥匙并合理整合真正的历史链条呢？
笔者认为，最快的捷径，仍须先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开始。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明确记述景教祖寺——“大秦寺”建立在京城长安的“义宁坊”，自太宗至代宗，频繁的“将帝写真转模寺壁”、“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以及“题寺版”、“颁御馔”等皇家级别的大型活动，也都紧紧与“义宁坊”所在的“大秦寺”连接在一起，而景教碑“刻洪碑以扬休烈”之目的，也主要是想颂扬基本活动在长安的景教首领阿罗本以及大施主伊斯，只是在记述肃宗李亨于灵武重建景教寺院时才偶然提及周至的“大秦寺”。因此，不管从规模等级来说，还是就行事方便而论，竖碑立传自然应在京城长安的“大秦寺”举行，若无特殊原因（事实上也没有），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随意抛离长安祖寺，远涉百里到小小的周至去进行一系列最高等级的宗教活动的。
翻阅1998年出版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郗琳先生在《景教碑出土于大崇仁寺》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更能直接使读者感受《景教碑》理应竖立长安“大秦寺”而决非周至“大秦寺”的可能性。
我们确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早竖立在京师长安的“义宁坊”，那么，唐代的“义宁坊”究竟与现今西安的哪一块地方可以对应起来？至晚在清末，立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大崇仁寺”究竟又与唐代的“义宁坊”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一种连带关系？
回顾上述林侗《来斋金石考略》一书，其已经明确认定：“景教碑今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至1933年出版的《续修陕西通志稿》以及民国宋联奎的《苏杂志》，亦均毫不犹豫地沿袭了林侗之说，至于清末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所著的《长安史迹考》一书，更以实地拍摄的“金胜寺”景教碑照片，雄辩地证实了以上记载的正确性。
问题在于，文献所谓的“金胜寺”与后来讹传的“大崇仁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它们二者是否都与唐代的“义宁坊”有着直接的一种连带关系？
有关这一问题，明人赵在《游城南》一文中记道：“崇仁寺本名崇圣，建自隋唐，今为秦邸香火院。缔构丹碧，长安城诸寺不及也，俗呼金胜寺。”宋联奎《苏杂志》另记：“长安西门外五里金胜寺，本唐之波斯胡寺，后竟讹称崇圣寺，明成化中秦王题曰崇仁寺，清乾隆时毕中丞沅复沿其讹，题曰崇圣寺。按邑志崇圣寺在朱雀门西第二街崇德坊，考其地属于今城之正南稍西，此在正西，则非崇圣寺，可知寺后有金胜铺，俗遂呼为金胜寺。富丽崇宏，甲于长安各寺，而其罗汉五百尊，塑工极精。”
有趣的是，历史上长安“大秦寺”名称不断反复的多种称谓，波谲云诡，不仅模糊了历代著述的视觉，甚至于1941年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抵陕考察该寺发现寺僧盗卖佛像而致函西京筹委会、陕西省教育厅等有关单位要求保护之际，也不自觉地忽而称作“崇圣寺”，忽而又改称作“崇仁寺”。
至于唐代“义宁坊”“大秦寺”原有《景教碑》与“金胜寺”以及“大崇仁寺”之间的关系，1642年出版的耶稣会士鲁德昭《中国》一书曾谓：“陕西省城西安府附近有一庙碑（景教碑）之见，即去庙口不远，长安令藏碑于庙中。”朱谦之的《中国景教》解释：“此庙即西安府五里许的大崇仁寺，即俗谓之金胜寺。”《苏杂志》遂记：“（金胜寺）有大秦景教碑，自经兵火，巍然独存。”1907年9月26日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考察金胜寺日记记：“未央宫遗址东南十里余有金胜寺，唐代称崇圣寺，明代称崇仁寺。寺在西安府西郭门正西约四五里处……然正殿近年遭火灾，颓垣断墟……石坊之后约三十间许，有碑石三四方，有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确乎存于该寺。”1933年11月出版的陈光尧《西京之近况》一书更明确认定：“唐刻景教流行中国碑，亦出于寺前之土中。”而法国学者伯希和在1914年出版的《通报》杂志上，更坚定不移地判定：“此碑（景教碑）发现的地方，不在周至，而应在西安城西的金胜寺内，质言之，就在七世纪时阿罗本所居之大秦寺。”
廓清了景教碑竖置、湮没并复出的地点，那么，该碑复出的时间到底应是哪一年？复出的地点又怎么会与周至一地相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清楚，在以上的记述中，曾屡屡提及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曾于明天启五年（1625）为三原一进士王某全家受洗而得知是年发现景教碑一事。其中所谓的王某，以往很少为各家注意，笔者认为，其当是明代著名科学家王徵（字良甫，又字葵心，号了一道人。教名索里普Philippe，1571～1644）。
按王徵系陕西三原人，明天启二年（1662）进士，曾任直隶广平府及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山东按察使佥事等职，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早接受西方基督教洗礼者之一，与金尼阁、龙华民、汤若望、邓玉函等诸多外国传教士熟识，尤与金尼阁称为莫逆，曾合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他生长关中，熟悉当地的人文环境。列射《著名中国》一书称：“1625年耶稣某神甫（金尼阁）因为进士（姓王）全家举行洗礼，特赴三原。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这张照片的主题与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考史游记》中所谓”（崇圣寺）石坊之后约三十间许，有碑石三四方，有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确乎存于该寺的记载恰好吻合观之。说明景教碑出土之事王徵本人是十分清楚的，而他与金尼阁此年结识并接受洗礼，推为挚友，还曾在西安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共同的信仰促使他必须重视近在家乡的景教碑发现一事。故知他们有关此碑发现经过的调查是比较真实的。因此，如非此年出土，金尼阁是不敢随意乱记的，而即使一旦误记，王徵本人也会据实予以纠正的。
至于耶稣会士阳玛珞所谓明天启三年（1663）发现《景教碑》之说，应当有两种原因可供我们选择。
一是为金尼阁、王徵二人提供资料者有误讲之嫌；二是阳玛珞本人有误记之可能。对照上述冯承钧《景教碑考》所谓景教碑出土于明天启三年至明天启五年（1623～1625）的折中说法，推想笔者的判断当并非心血来潮。
关于“周至”出土《景教碑》一说的原委，笔者认为，列射《著名中国》一书所谓的“周至人”与方德望神甫所谓的“周至县令”、“周至举人”三者之间可能存在有一定的连带关系，其有可能是出身举人的周至某氏或曾任“周至县令”的某氏于金胜寺附近建造房屋而发现《景教碑》之事所模糊带给后来人们三百年纠缠不清的谜底所在。
至于附加在《景教碑》上种种奇异怪诞之词与所谓的“锄地”、“建屋”、“启土”之说以及仿刻、伪刻之论，率多出于受传统宗教理念影响的“灵验”心理以及远在国外、不谙实际的附会、猜测、推理等模糊因素，对照中外各国发生在宗教实物之上的诸种奇异故事与迷离悬案，以上的现象，固应在情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坚决否定的《景教碑》周至出土一说，最近出版的《中国宗教杂志》以及新修《周至县志》仍依据一些辞书、文献的不正确记载而坚持旧说。为阐明“周至出土一说”的正确性，新修《周至县志》甚至不惜引用1933年4月24日向达、徐森玉、刘子植、王以中四人至周至大秦寺考察一事作为证据，殊不知向达自己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已经对“周至出土一说”提出了疑问。至内中详情，读者可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以及郗琳《景教碑出土于大崇仁寺》一文，限于篇幅，兹不复赘。
（三）劫火难灭
前一章节说过，《景教碑》于明天启三年至明天启五年（1623～1625）间出土后，曾立置于金胜寺内，但尚未建屋保护。
咸丰九年（1859），武林韩泰华、海丰吴子毖二人仰慕《景教碑》之名，曾相约游览金胜寺，后吴子毖因故不能同游，实际最后抵达金胜寺者，则惟有韩泰华一人。
韩泰华在游览过程中，见《景教碑》暴露户外，毫无遮拦，因决定出资建造碑亭保护。完工之际，韩泰华为彰显其功，曾请石工在《景教碑》左侧镌刻题跋以为记事。
题跋称：“后一千七十九年咸丰己未，武林韩泰华来观，幸字画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吴子毖方伯不及同游也，为怅然久之。”
3年之后（1862），为响应自商洛入陕的太平军陈得才部，酝酿已久的陕西回民武装起义遂在渭南、大荔、华州、华阴、临潼一带怦然爆发。
5月12日，数千起义回民在临（潼）渭（南）交界的油坊街外呼啸处死前来“劝谕”的陕西团练大臣张芾、临潼知县缪树本、山西候补知县蒋若纳等人，迅速将烽火燃烧至大荔、蒲城、高陵等渭北地区。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还及时发送鸡毛传帖与西安回民取得联系，准备相机合攻省城西安。
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民众，陕西巡抚瑛以及各州府县官吏惊恐不安。或关城固守，或调集武装实施围剿。为镇压回民起义，西安官绅对省城一带的回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见回格杀勿论”的官府告示已经公开出现在省垣西安的大街小巷。
当此之时，西安城郊十八廒的汉民群众也在绅士梅锦堂（梅老五）
等人“为张芾报仇”、“秦不留回”以及“面生可疑，格杀无疑”等疯狂口号的煽惑下，率先编结团练并打制铁锏两万把、铁钉两万斤、连背铡刀以及春秋大刀无数，均密藏于金胜寺内。然后以金胜寺为大本营，集2000余人在石坊后《景教碑》前祭旗誓师，开始大肆杀戮长安、户县一带手无寸铁的无辜回民群众，声言要在西安四门用打制的铁钉钉死回回，然后再于金胜寺内大摆“太平宴”以示庆功。
残酷的民族压迫以及疯狂的战争挑衅，激起西安城郊坡上村、解家村、糜家桥、边家村、丁白村、二府庄、鱼化寨、散回寺等10余处回村民众的无比愤怒。他们赶制兵器，秘密连接渭北一带的回民起义军，决与汉族团练展开殊死的武装斗争。
当时回民中流传的民间口歌唱道：
长毛子出山没有堵，官兵请的梅老五。长毛子进山没有追，梅老五起心洗回回。十七放火十八杀……梅老五动了十八廒，大队扎到杨家桥。
此外，《续修陕西省志通志稿》卷一百七十三“胜保奏折”亦记：
是时王阁村等处虽有回（口），而西安各属回村甚多，尚无蠢动。讵料梅锦堂乘间纠合汉团两千余人，先将长安境内各回村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渠堡回村围攻烧杀，回村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其余未经起事地方，妄杀无辜回民，或数十，或数百不等，并将其庐舍一律焚毁。
为消灭梅老五率领的地主团练，拔掉金胜寺这一眼中钉，回民起义军经周密准备，设计佯攻西安东关，待提督马德昭率领的清军主力仓皇赶至东关之后，回民起义军突然集结精锐万余人迂道包围金胜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时梅老五团练猝不及防，率多战死，……富丽堂皇的金胜寺则接踵被战火焚烧，一片灰烬。奇怪的是，位于寺院中心位置的《景教碑》碑亭虽被焚毁，但其内《景教碑》却迎火矗立，竟至无恙。
不管怎样，无谓的战争毕竟给回汉双方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
劫难过后，回汉双方各自收集阵亡同胞尸体，分别于金胜寺废墟内丛集埋葬。
1951年，有关部门在金胜寺旧址曾发现尸骨数十具以及陪葬的切面刀、倒钩（俗称抓）、铡刀、铁叉、镰刀、矛头、铁锏、马刀等兵器数十件之多（后均藏于原陕西省博物馆内）。据1956年调查回民起义史料的马长寿等人根据死者殉葬的嘉庆铜钱以及尸骨残余的兜肚等物判断，其当为金胜寺战役死亡的回民起义军尸体。事见1993年出版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
至汉民遇难者，金胜寺战役后咸宁、长安两县衙门曾雇佣民众开挖“万人坑”予以埋葬。该年冬至，四乡百姓纷至金胜寺白衣祭奠者将近万余人。一时纸灰飞舞，哭声震天，场面颇为壮观。从此以后，每年冬至在金胜寺烧纸祭奠亡魂的习俗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30年代后，这一习俗方渐渐淡化。
因《大秦景教碑》在这场劫难中迎火焚烧，安然无恙，人遂以为碑石显灵，神仙保佑。以故脱难者家属遂成群结队，匍匐碑前，焚香祭奠，极尽虔诚。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遂谓：“由发掘后之二百三十四年韩泰华重修碑亭，其后……碑亭与寺院俱被烧毁，遂使此碑暴露旷野，幸未遭毁损，诚属天惠。”而后西安名宿翁维谦先生亦感慨赋诗纪念：
头顶青天都事清，回汉何必苦相争。劫火幸未伤碑面，纸钱应即吊魂灵。
字词之中，情真意切，盖伤叹同治元年（1862）金胜寺战役死亡回汉民众及《景教碑》未遭劫难诸事矣。
（四）躲开魔手
壬戌年（1862）兵火之灾过后，《景教碑》复又暴露旷野（图110），一任风雨侵袭破坏！
此种现象为前来西安探险的欧洲学者发现，回国后即大造舆论，认为中国政府保护不周，呼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外籍传教士，甚至提议要将《景教碑》移往欧洲保护。足立喜六之《长安史迹考》故记：“后经欧美学者之认识，遂使委弃于西安城郊外受天然与人为迫害之景教碑，舆论一致主张保护。另有一部人士，以移往欧洲为妥。”
1886年9月，英国外交部正式同中国谈判，希望能将《景教碑》移往英国博物馆保存。事与愿违，英方贪婪而骄横的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
1891年，欧洲学者某又通过该国驻北京公使馆，敦请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法保护《景教碑》。
迫于外国舆论的压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奏请清政府采取措施，以免招致异国口啄之词。1891年后，清政府决定汇银票百两予陕西巡抚衙门，命令陕西巡抚鹿传霖从速建造碑亭保护《景教碑》。未料银票寄出之后，沿途各级经办官员竟层层盘剥，大肆贪污，待至陕西巡抚衙门时，仅剩区区五两白银。苦笑不得的鹿传霖无奈，只好草率从事，粗略筑简陋之瓦轮以遮风雨。其中情形，足立喜六之《长安史迹考》曾不无遗憾地记道：
据说1891年欧洲学者注意委弃于西安近郊外无人过问之景教碑，乃由驻北京之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结果由北京汇银百两，递送西安，令另建碑亭。而此款到西安时，只剩五两，乃草率从事，筑一瓦轮以为掩庇。
《景教碑》的坎坷遭遇以及清政府的腐朽与无能，终于再度引发了丹麦记者荷尔姆（Holm）的觊觎之心。
1907年5月30日，荷尔姆（Holm）匆匆赶至西安，及见露立风雨之中的《景教碑》，惊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考古珍宝”，遂积极通过地方官吏与金胜寺僧人订立密约，以3000两白银收购《景教碑》，并通过寺僧雇请石工用相同石料依式摹刻一碑替代。
密约缔结后，荷尔姆（Holm）为掩人耳目，宣扬他将离开西安至武昌、开封、洛阳一带游历，并声称不再返回西安。
当年9月，荷尔姆（Holm）获知摹制的景教碑业已凿好，便立即返回西安，秘密计议将原碑运往国外。
荷尔姆（Holm）没有料到，他的秘密计划旋即由金胜寺僧人走漏出去，舆论立时大哗！时《上海时报》一马当先，率先披露了荷尔姆（Holm）设计“盗碑”的卑劣行经，并指斥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竟一任西人胡作非为。
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及有关当局不胜惶恐，立即电令陕西巡抚曹宏勋出面阻止，勿使西人擅将《景教碑》运送出国。
曹宏勋接电后，急派通晓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献君等人与荷尔姆（Holm）交涉。不意荷尔姆（Holm）竟以契约为词，哓哓反对，坚持不允。经王献君等人陈以利害，再三劝说，方始将契约解除，结果荷尔姆（Holm）只获准载归摹制的景教碑。
事态平息后，陕西当局深恐荷尔姆（Holm）反悔及以后再发生类似的风波，遂将《景教碑》搬运至西安碑林保存。
以上有关荷尔姆（Holm）盗运《景教碑》经过以及中国方面竭力予以保护诸事，当时的中外文献曾有不少记载。
《续修陕西省志通志稿·金石志》称：“按此碑明末出长安城西，即就近竖于金胜寺。清季有西人访得此碑，依式模刻，以重金贿赂僧，欲以新刻者易原碑。僧大骇，鸣诸官而止。且以城外，难以防护，乃移制置碑林。西人运新刻者以去。”
《续修陕西省志通志稿·金石志》称西人：“欲以新刻者易原碑，僧大骇，鸣诸官而止。”却不言此前缔结密约一事。所谓“僧大骇，鸣诸官而止”。不过只是秘密泄露后僧人保护自身名誉的一种措辞而已。宋联奎《苏杂志》所谓“光绪末有某国人觊觎之，始移置于城内碑林。今尚存之”的简单记述，或许就是当时微妙复杂、内涵隐晦之词。相对而言，倒是日本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秉笔披露了不少内幕：
于是丹麦人何尔谟（荷尔姆）等仆仆风尘至西安，出银三千两收买此碑，以便运往伦敦。正在秘密商量搬运之际，为北京政府得悉，急电陕西巡抚，令妥加保护。其时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献君擅长英语，爰当折冲之任，百方交涉，始得解除契约，允许何尔谟照原碑制造模造碑持归。据此模造碑，虽未得亲见，殆亦精巧酷似原碑。若后世原碑损毁，复足眩人耳目。陕西巡抚加意保护计，移入碑林。时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七日是也。
文中涉及的《景教碑》运至碑林经过，足立喜六因“未得亲见”，未敢臆断。幸当时在西安的另一位日本人桑原骘藏（1870～1931）目睹始末，记有日记，故在其《考史游记》一书中曰：
十月四日，阴后晴。是日在西关外见搬运一大，心窃疑之。又名鳌座，即碑下之龟趺。
归后，听说有一外国人，看见崇圣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垂涎万丈，遂图收买此碑，运往伦敦博物馆。事为陕西巡抚探知，立将此碑移存碑林，以绝其觊觎。方始了解，适才在西关所见的即景教碑的龟趺。十月六日，予等复访碑林，见景教碑已早移放亭中（此日日记后另附一段文字，云此外国人是丹麦人，名荷尔姆Holm）。
十月十二日，阴。午后，云渐散，天遂晴。然连日降雨，道路泥泞，殆不能行进。见路旁一大车，车轮深陷泥中，七个马，十个人挽一车尚不能动，有人说，此车是为一洋人运碑前往郑州的。予等在西安时，即听说洋人买景教碑未成，遂照原碑大小同样形式刻一新碑运往伦敦，现在所见者恐即是伪刻景教碑。遗憾的是因为泥深，难以下足，未能亲自验见。
桑原骘藏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流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但他却因此遭受部分中国人士的怀疑。如陈光尧的《西京之近况·崇仁寺》一文就曾因此说道：“唐刻之景教流行中国碑，亦出于寺前之土中，光绪末，曾经日本人盗换未成，乃移存于碑林内。”相反，荷尔姆本人在1924年写就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探险》（My Nestorian Adventurein China）一书中，却用长篇的巧言与虚伪的辩解为其10余年前并不光彩的强盗行径歌功颂德。
当然，荷尔姆在该文中也如实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如他承认此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偷运《景教碑》出境。并说他曾通过金胜寺76岁的老僧人与石匠订立密约。要他们以同样的石料、尺寸依式复制，并出资租用一间谷仓作为加工工场。至其第二次回归西安的时间，荷尔姆说是9月中旬，但由于风声走漏，当局制止，10月2日遂由48名工人自金胜寺移《景教碑》至碑林保存，而他所最终运走的只是仿制品。为了把重约两吨的仿制碑运走，他雇佣了特制的马车，先由西安运至郑州，然后由郑州运至汉口，再由汉口乘轮船至上海，最后换美孚公司油船运往美国纽约，总计前后花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荷尔姆言《景教碑》运往碑林的时间是1907年的10月2日，桑原骘藏却言其在（1907）“八月二十七日”于西安西关亲见运送《景教碑》龟趺。其间原委，路远《西安碑林史》一书考证认为，“八月二十七日”应是旧历，换算以新历，适在10月4日。并认为10月2日应是搬运碑身、碑首，10月4日应是搬运龟趺。
诚如路远所谓，因《景教碑》形体过大，搬运不易，且因运途较长（约5公里），路况不好（土路）、运输条件过差（硬轮大车），固须分解运送，但疑惑的是，何以又在10月3日空置不运呢？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应是：分解搬运《景教碑》的时间应在10月2日至4日之间，亦即10月4日搬运龟趺，10月2日、3日分别搬运碑身、碑首。其搬运路线，似应从金胜寺出发，进西稍门，经西关，再进西门，然后沿西大街折转至碑林。
需要注意的是，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曾记载荷尔姆欲将《景教碑》运往英国伦敦，这一论断后被国内的很多著述所认同，但也招致部分著述认为荷尔姆之行就是受英国政府指派的。为此，我们查阅了一些中外文献，知道荷尔姆将模制景教碑运出中国后，并未运至英国，却于1908年在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展出，事毕为一位富有的女天主教徒买去，摄于1923年的西安碑林外景。当年的《景教碑》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感谢这张难得一见的照片，如果没有它，我们将无法具象回味迁徙时的一些真实情形该女天主教徒于1916年将该碑奉献给罗马教皇本笃第十五世，至1917年，该碑又为罗马教皇所属的博物馆收藏。
在展览、奉献的同时，荷尔姆还比照模制的景教碑样式，另仿造多通，分送欧美有关大学。另外，日本京都大学也于大正十三年获得荷尔姆赠送的一通仿造景教碑。在后来日本学者佐伯好所著的《景教之研究》一书中，曾披露这通仿造的景教碑一经公开亮相，立刻引起日本学界的巨大骚动。
与荷尔姆仿造景教碑的时间大致相当，英国的戈登夫人也曾获得一通仿造的景教碑，此碑后来曾竖立于高野山寺院正殿，戈登夫人于是另造一通，再竖于朝鲜金刚山长安寺的门前。
不管仿造的景教碑在欧美、东洋如何分身亮相，奔波流韵，庆幸的是，真正的《景教碑》，仍依然矗立在中国的国土之上！
（五）秘藏与永生
依据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所附加的《碑林平面图》，知1907年的10月《景教碑》运至碑林后，曾置放于碑林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重修碑亭碑记》所说的“孟子碑亭十三楹”入口处东侧。其具体位置，大致在现今碑林的第二室左近。
1917年2月，腾冲李根源（1879～1965）抵陕任陕西省长。李为早期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主陕时颇思有一番作为。及该年3月携同僚数人至碑林观览，见殿宇坍塌，碑碣倾倒，十分伤感；又见《景教碑》高大丰伟，内容珍贵，因题跋刻于碑之右侧，恰与咸丰九年（1859）武林韩泰华题跋互为犄角。文云：
民国六年（1917）二月，根源受命长陕。越月来游碑林，获观因题。安化贺宗章、南康卢涛、曲靖丁润身、嘉定周承春、番禹许崇灏同观。腾冲李根源题。
尽管这则跋语并未显露李根源伤感碑林现状诸事，但西安碑林博物馆田福宝、尔东等学者仍依据史料，考证认为，其后陕西当局以李名义所连续发出的《饬图书馆长高树基整理碑林令》、《饬九十县搜罗古代金石送图书馆保存令》、《饬图书馆长高树基整顿馆务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却未尝不与李根源游览碑林及《景教碑》题跋等事相关。
由于陕西督军陈树藩等反对派的干扰破坏，致李根源的一系列宏伟举措不能得以有效实施。直至1937年4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发起整修碑林，积弊已久的碑林旧貌才终于得以彻底改观。
1937年4月整修碑林后，《景教碑》被移入第二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大大方便了游览观光以及拓碑工作。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开封，进逼郑州。国民党首脑期望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的猖獗西进，遂贸然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不意滔滔洪流非但未能阻止日军的猖獗进犯，反而逼迫黄河主流东南泛溢进入贾鲁河、颍河河道，导致豫、皖、苏三省44县、54000平方公里土地被淹，造成89万人惨死、1250万人无家可归的惨痛局面。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各地民众为救济黄泛区灾民，支援抗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赈灾募捐活动。
该年9月上旬，国民党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叙甫，号贱夫。1887～1968）致函财政部陕西盐务办事处，请拓印500份《景教碑》拓本并摄制全景《景教碑》照片，用以推广黄灾救济，运往国外展览销售。
其中曲折，时任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扶万（鹏一，号一翁。1867～1943）先生在9月21日的《在山草堂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午后三钟，有浙江人沈宗范来名片，署财政部陕西盐务办事处。言军务委员会何某以黄河灾民救济事往外国募捐，请拓碑林景教流行中国碑五百份。帖贾云每张三角价，然无此大数货物，拟雇工来拓。益照大像片一张。答沈以系救济黄灾事，当来公函到会，会中或可代拓。惟纸张、墨料工价近日均贵，又须精拓，则价更贵矣。约明日到会，估计各项用款，每张须若干，再亦向沈君约二十三日上午十二钟前来问情形。
遵照张扶万的嘱托，沈宗范于9月23日如约来到碑林并呈上公函一份。函件称：迳启者：
顷接立法院军事委员会何委员长叙甫来函，嘱代拓景教流行碑五百份，以便推广黄灾救济，运至国外销售。并嘱将全碑制一照相软片，以便运往外国。查此事关系救恤，鄙处自应照办。用特函请贵会查明，并派沈宗范君前往面洽。想贵会对于救灾事业，同具热忱，定荷赞助玉成也。
此致
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陕西盐务办事处
虽然当时有诸多困难，但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仍想法设法予以克服。敏古堂经理赵敏生回忆，在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的号召下，先后有翰墨堂、博古堂、宝经堂、会古斋等10余家碑帖铺应约赶制拓本，一些碑帖铺不但未收分文工钱，甚至连拓印的纸墨也是免费提供的。
经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精心组织的这批景教碑拓本运往国外后，大受友邦人士的重视与欢迎。据当时寓居上海的阎秉初援引某国人士讲述，大抵一纸《景教碑》拓本可售美金百元，高者可达数百美金之多。在此，宣扬“二性、二位学说”的《景教碑》及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督教信徒共同为人类幸福与和平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碑林管理委员会加紧时间赶制《景教碑》拓本之际，西安方面为躲避日机轰炸酝酿迁徙碑林丰碑大碣之工作，也迅疾推展至高潮阶段。
据陕西省档案馆珍藏碑林档案显示，关于迁徙碑林丰碑大碣之议，初定通过陇海路火车随省政府运至眉县、凤翔一带。后因省府迁移凤翔之议撤消，乃改移运西安城南防空洞。但碑林管理委员会经派员现场观察后，却认为“城南窑洞均在旷野，如将古物移置此种窑洞，事后未派员驻守，诸感困难”。遂决定就地待命，以观时局之发展变化。
适此时于右任从重庆急电陕西省政府，敦请立即采取措施埋藏保护“鸳鸯七志斋”藏石及碑林各丰碑大碣，并特意叮嘱“景教碑须设法严密埋藏”，因此碑林管理委员会曾决定就地埋藏碑林所藏全部丰碑大碣。然在长达年余的移藏活动中，因为日机反复轰炸西安，情况紧急，加之《景教碑》等重要碑石在碑林整修之际已全部竖置于室内，拆卸不易，实际最后只是仓促埋藏了“鸳鸯七志斋”藏石等物，至于《景教碑》等其他碑石，乃改用土坯和泥垒砌之原始保护方式。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包括《景教碑》在内的许多重要碑石都未曾施以毡拓，这应是后来市肆中很少见及《景教碑》拓本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