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城西安旅游，位于城东南一隅三学街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是必须要光顾的地方；在碑林丛中漫步，那笔走龙蛇、飞动圆转、千姿百态的书法艺术常常会使人惊愕震颤，流连忘返……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很少有人去着意追寻回味这座森森“碑林”中一通通昂首矗立碑石的坎坷身世，更没有人能够费力廓清那一桩桩顽强郁结在一通通昂首矗立碑石背后的幽幽秘密……
如果说不去碑林是西安旅游中的一大憾事的话，那么，去了碑林却不去探寻那些石刻后面悄然隐藏的曲折内幕以及幽幽秘密，则足以使人为之怅然，为之抱憾。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西安之旅悠然蒙上神秘而又凝重的历史色彩？怎样又能使我们的碑林之行更加充实，更加完整而又别具一格？
面对飞逝而去的时针，我们很难在急促的脚步声中骤然解析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西安碑林”所携带的全部秘密，然而面对凝重浩瀚的“碑林”碑石，我们却完全有能力首先聚焦围绕九通最重要碑石所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动人故事。
一位艺术家在针对一个国家美术馆着意去精心打造一次极为重要的“人类贡献奖”年赛获奖摄影作品大展的时候，曾深沉而又睿智地将“文化的基因，艺术的源头”这十个字符，作为那个展览的策展理念；一位考古学家在横绝“三代”，摩挲过上万件各式斑驳陶片以及石器、铜器后的耄耋之年，则又将“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作为他最终考古生涯的压卷视点之一。
有鉴于此，我们将要探寻九通碑石背后秘密的视觉也就从年代最早的华岳庙残碑说起，从这通残碑所滋生的多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源头说起……
在近代金石学者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一书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关中旧号金石渊薮，（金石）萃编著录唐以后者，大半为陕西石刻（未刻稿元代之碑亦然）。然新发现者，则较他省为少。……汉碑，世所珍也。陕西自曹全碑出土后，新发现者仅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石门杨淮、李禹两摩崖耳。”
以周秦汉唐等十三王朝更迭逐鹿之地，地上地下所存文物固然蕴藏丰富，层出不穷，为何《语石异同评》竟不以为然，兀自发出如此黯然消沉的叹息呢？
此中滋味，除去东汉一朝大兴碑石，中原国都又自西而东、重心转移等历史原委外，检点所存，故知柯氏所谓并非虚妄。字里行间，若果与王昶《金石萃编》卷十一引《涵真阁汉碑文字跋》所谓“（此碑）犹为世所稀有，可不益加宝惜哉”，以及1929年宋哲元所题“然苍秀古劲，吉光品片羽，要自珍也”跋文相参照对应，读者自可尽窥“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一石罕见珍稀之无尽风韵。
在四种弥足珍贵的汉石中，《曹全碑》并“石门杨淮、李禹两摩崖”已累见著录，评介宏富。惟有所谓“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一石出土既早，却鲜见评介。更遗憾者，乾、嘉以来的金石学者，竟不能一致确认此碑之阴阳向背与真实名讳，至其破损原委及流徙经历，更不为学者垂青，观者注目。
有清一代，顾蔼吉《隶辩》一书曾希望察其源流，但所谓石为“汉刘宽碑阴”之论甫才问世，旋即便成为多家学者猛烈抨击之确凿把柄；朴学方兴，方药雨“谓系石碑阴”之论自称坚实，然而面对《西京金石书画集》第五期“汉武都太守残石”一节所谓“细审乃碑侧非阴也”之宏论，仍不免自惭形秽，堤防溃决。
客观而论，在精彩纷呈的汉代石苑中，所谓的“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并不能以体量之庞大称为翘楚，亦未敢以书法之雄逸而闻名书坛。但其最为耀眼、最足宝贵之处，恰恰就在于它的残缺伤痕，在于它的迷离身世，在于它的坎坷流徙……
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以上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标签，方才促使笔者去着力寻访那些附着在此碑之上蕴集千年的金石秘密；而正是那些不为世人知晓的金石秘密，也促使读者与笔者一起走进一个来自于华山之麓的悠远世界。
（一）身世之谜
走进西安碑林第三室，竖置于通道东侧前排、被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一书称为“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的这方汉代残石多少有点委琐灰暗，很难引起游人的流连与注目。
述及“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须知金石文献所定此碑名称最多。除柯昌泗《语石异同评》谓为“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外，王昶的《金石萃编》谓为“华岳庙残碑阴”、方若的《校碑随笔》及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谓为“华岳庙武都太守残碑阴”、李汝榛的《汉碑阴残石记》谓为“汉碑阴残石”、1929年宋哲元的题跋谓为“华岳庙汉残碑阴”、1936年出版的第五期《西京金石书画集》则根据石碑“上列首行有武都太守字”，遂遵从金石文献所称，称之为“武都太守残石”、1995年出版的《华山碑石》更援引历史文献，定为“汉碑阴题名记”……种种所谓，不一而足。
笔者以为，称其为“汉碑阴残石”、“汉碑阴题名记”者颇显笼统；称其为“华岳庙残碑阴”者则又语义含糊，易与华岳庙其他残碑相混淆。惟以“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称谓溯自题名，最为肯綮，但是否“碑阴”，又颇有争论，因此，似以名为“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较为合适。
察其形状，因残石上部属斜断后人为粘合，断痕赫然；下部右下又因残缺而粗率补缀三角砂石，顺势镌刻1929年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之一则跋文譼訛。故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残碑面貌，实际为不规则的两三角形石刻之组合，另附加1929年补缀的小三角石刻，勉强可视作竖方形。测其尺寸，高103厘米，宽32厘米。至碑文概况，计尚存字2列。上列7行，稍完整；下列4行，行尾多有半字。总计存177字。
为叙述方便，兹以《西京金石书画集》所附民国初年拓本并参照王昶《金石萃编》释文，分别多录校正《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碑文与宋哲元题跋于下（按由右及左，由上及下顺序附录）：
1.汉石碑文
第一列：
民故武都太守躬宁节。
故功曹司隶茂才司空掾池阳。
郭至公休。
故功曹司空掾池阳吉华伯。
故功曹司空掾莲勺田已叔鸾。
故功曹司空掾□阳吉充叔才。
故功曹大尉掾频阳游殷幼齐。
故功曹大尉掾池阳吉苗元裔。
第二列：
故……
故督……
故五……
故……
2.宋哲元题跋
“华岳庙汉残碑阴凡七行两列，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岳庙移入小碑林。此碑华岳志以有棋局文，疑为袁逢或樊毅二碑碑阴。金石萃编则疑为刘宽碑阴，而皆不敢自坚其说。然苍秀古劲，吉光品片羽要自珍也。山左宋哲元跋。”众所周知，西岳华山为著名的五岳之一，历史上曾是皇家帝室祭祀“华山神”的法定场所以及传统道教“华山派”的重要聚居之地。山下华阴县城北侧的西岳庙，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历经唐、宋、明、清各代扩展修葺，建筑宏伟，碑石众多。以两汉论，如文献记载，大致有延熹八年（165）的《西岳华山庙碑》，光和二年（179）的《汉西岳华山庙碑》、《汉樊毅修西岳庙复民赋碑》、《汉樊毅修西岳华山亭碑》，建安三年（198）的《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建安年间（196～219）的《汉石阙碑》以及张昶所书、年月不详的《汉华岳庙碑》以及本文所述的《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华岳庙汉残碑阴》）等。
以上所述华岳庙诸碑，除《西岳华山庙碑》及《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尚存片石残躯之外，余皆一概散佚无存。有感于此，乾隆年间曾任山东诸城县令的李汝榛（华阴县员庄人）在其《汉碑阴残石记》一文中唏嘘发论，称：“岳祠汉碑见于志金石之书者略可数矣。固屡遭劫毁，无一存者。”
根据以上资料，针对《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只存兴工佐吏职衔、题名等现实并对照两汉以来盛行于碑阴题名的时尚，金石学者遂将目光一致投向历史上华岳庙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汉碑，部分学者甚至超越华岳庙本体，思维涉及更远之地的汉代碑石。如顾蔼吉《隶辩》定为“刘宽碑阴”，王昶《金石萃编》虽含糊附和，但却疑为“李谦之碑”。另《华岳志》曾注视《西岳华山庙碑》中“弘农太守安国亭侯汝南袁逢掌华岳之主位”一句，疑为“袁逢碑阴”，并以《汉樊毅修西岳庙复民赋碑》与《汉樊毅修西岳华山亭碑》两碑曾记樊毅等人发起兴工诸事以及附“有棋局文”等现象，或疑为“樊毅碑阴”。
细阅清代钱宝甫所重刻的《西岳华山庙碑》碑文，其兴工佐吏齐全，文意完整，与《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所存佐吏职衔、姓名赫然有异。此外，从汉《西岳华山庙碑》残石隶书看，其结体典雅规整，用笔瘦劲，亦不类《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隶书之宽博放逸。因此，《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不当与《西岳华山庙碑》有某种直接的渊源关系。
至于顾蔼吉《隶辩》与王昶《金石萃编》所论，仅为推测，过于牵强。况“刘宽碑阴”，《隶释》、《天下碑录》等文献记载其时曾见于洛阳上东门外官道北，又焉能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联系起来。此种矛盾，或为顾蔼吉等人“皆不敢自坚其说”之真实原委。
关于《华岳志》等文献所论，《西京金石书画集·武都太守残石》一节曾公开提出怀疑并决然发论：“集古录云岳庙汉碑延熹八年一碑外，又有樊毅修岳庙碑、华岳亭碑、修岳庙复民赋诸碑。此石侧应属某碑待考。”
细勘《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题名，其中共涉及三位“功曹司空掾”职衔的官员，王昶《金石萃编》释文又有“故督”某某一职，根据汉代官制并推测文意，可知上述职衔大概均与工事兴建相关。从该残碑出土于岳庙分析，其应为汉代修建岳庙某工程竣工后记事所为。
另从残碑题名人物的籍贯、故里来看，可确定的地名有“池阳”、“莲勺”、“频阳”三处，皆为汉代左冯翊属下县治。《元和郡县志》谓：“池阳故城在今泾阳县西北三里。”《渭南县志》又记：“莲勺故城在县东北七十里，即来化镇是也。”《长安志》则谓：“频阳故城，在美原县（治所在今富平美原镇附近）西南五里，周六里余。”
考究地望，以上三县均在渭河以北，东、西逶迤相接，地近渭河以南之华岳庙，其一并出现于《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当决非偶然之举。推测其时修建华岳庙某工程的官吏、工匠以及民夫，至少应来自以上三县。
长期以来，《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一直被视为华岳庙内某汉代残碑碑阴，自《西京金石书画集·武都太守残石》起，始改“碑阴”为“碑侧”。究其依据，一是于碑阴、碑侧镌刻立碑人题名，为汉代流行风尚；二是残碑宽度仅有32厘米，当决非原碑之宽度。因此，故知《西京金石书画集·武都太守残石》所论当出典有源，值得赞同。
（二）两次重要发现
乾隆四十二年（1777），陕西巡抚毕沅（秋帆）以华岳庙“岁久倾颓，急宜葺治”，奏报朝廷“需银二十万余两”加以修葺。当此之时，盛世天子弘历因西岳神“近岁风雨调匀，屡昭灵应”，而“此项工程甚钜，理宜拨币”，故特准“内务府拨银十二万两交毕沅核实办理，造报内务府核销”。
在乾隆皇帝的支持下，西岳庙开始了历史上的又一次大规模修葺。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兴工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工竣，大规模的修葺使“西岳之灵宇焕然，一改其旧观”，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对此，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修西岳华山庙碑记》及清修《华岳志》均曾不无欣喜地记述了整修之后的岳庙盛景，然而就金石学界来说，更为欣喜的却是重新发现了湮没千余年的《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
据李汝榛《汉碑阴残石记》记述：“乾隆四十二年（1777）修庙之役，拆挖门洞石得一块（残石），仅四十字，隶书，乃汉碑阴，胪载当时官秩姓名。其结体殆朱竹坨，所谓方整一种者第。”
李汝榛所记，当指《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无疑，但文中只言“拆挖门洞石得一块（残石）”，却不云石原在哪一门洞？这一疑惑，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曾作出解释，文称：华岳庙残碑阴“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西华岳庙五凤楼下出土”。《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三十九《金石五》更直接指出：“右武都太守等题名共七行，稽其官制地名，是汉时碑阴无疑。然考隶释、隶续及金石集古等录，并无此刻。乾隆四十四年修理岳庙五凤楼下所出古残碑甚多，此为称最焉。”
可以看出，以上几种文献记载残石发现时间明显有异，盖乾隆四十二年为兴工之谓，而乾隆四十四年则为具体发现之时间矣。当然后者并不能就此指为定论，审慎推测，应称为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四年修理岳庙五凤楼时发现《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为妥。
《增补校碑随笔》所说的“五凤楼”，在西岳庙南侧，为西岳庙自南而北中轴线上的第二座大门，亦称“午门”。其始建年代，夏振英等在《神仙信仰与西岳庙》一书中只认为应在明代，却未言究竟属明代的哪一时期？
钩沉相关历史文献，知明代大修西岳庙共有五次，一是成化十八年（1482），二是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三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是万历三十年（1602）。
在五次大修中，以成化十八年（1482）、嘉靖二十年（1541）前后与万历三十年（1602）三次大修规模为最。其余两次囿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震惊全国的大地震，匆匆补葺，远不能与上述三次相比。
有关成化十八年（1482）这次大修盛况，明、清《华岳志》记道：“前为堂，后为室，其间贯以纵屋连栋者五，左为神厨，右为神库。堂之前左右为廊，凡八十四尺，其间为重门，重门之内有御香亭，古今碑石罗列于左右，西有屋一区，以栖道流，重门之外，又灏灵门内的灏灵殿摄于1907年有后门，建重屋其上，巽、坤、维皆有角楼，大率凡屋一百八十七间。”其间虽未详述有否“五凤楼”建筑，但此次大修仿照北京故宫建筑布局，基本确定了今日西岳庙建筑规模的现实却为众多专家学者所一致认同。
所谓“重门”之间，当指灏灵门与午门（五凤楼）之间。翻阅明《华岳志》与清乾隆年间所绘制的《敕修西岳庙图》，可依稀可辨午门（五凤楼）位置以及大致的建筑轮廓。
值得注意的是，《华岳志》中“重门之内有御香亭，古今碑石罗列于左右”的一段记载。由此推测，此时岳庙内的“古今碑石”曾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此，若无特殊原因，《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的最初原形应当就在“重门之内”御香亭一带罗列。
如以上分析准确无误，考究《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原石毁损的原因，则极有可能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发生的特大地震相联系起来。
有关这次特大地震，《明史·五行志》曾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壬寅，陕西、河南同时地震。自省地渐重，至潼关而极，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口有鱼物，鸡犬鸣吠，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出山阜，日脯地旋，夜半月无光，星陨如雨，一月数震，或累日震不止。西南轧轧有声如万车奔腾，民惊溃走，垣屋尽倾，……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地裂水涌人多坠于穴，自乙卯至己未震渐轻方止，自古灾伤无此惨也。”
可以想见，在如此剧烈的灾变之中，房溃、山崩、地裂、人亡，而竖立在重门之内的“古今碑石”是决不能轻易逃脱突然而降的一场空前劫难的。
地震过后，有司曾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及嘉靖四十一年（1562）两次整修残破，估计已遭毁损的《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等碑石，可能就在这两次修葺中再次惨遭凿刀之厄，而就近施于南侧不远的午门（五凤楼）洞上。诚如《关中金石记》评析《西岳华山庙碑》所云：“嘉靖中尚在，一县令修岳庙石门，视殿士碑题，皆当时显者，恐遭责罚，此碑年久遂碎为砌石。”此外，清《华阴县志》又载：“岳祠之碑寇火所未全毁，地震所未尽陷，而荡于明嘉靖间修庙之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判断李汝榛《汉碑阴残石记》所谓“乾隆四十二年修庙之役，拆挖门洞石得一块（残石）”之真实原委，正应与嘉靖年间的特大地震及修庙之役相关，也是李汝榛发论困惑：“正面无一字，不知为何？碑之阴疑官斯土者磨去为显官刻诗未果”之微妙题解所在。不足的是，李汝榛在倏忽之间，竟将前人工匠打磨残碑以为“门洞石”的举动，完全误解“为显官刻诗未果”之缘故了。
不管怎样，重大的发现毕竟使热爱桑梓的李汝榛兴奋不已。为弥补遗憾，探求究竟，李汝榛开始在岳庙之内极力寻访其余残石。
精诚所至，功夫果不负有心之人！就在第一次发现之后不久，第二次发现竟旋即降临在他的面前。
请看李汝榛《汉碑阴残石记》中的另一段记载：
余纂辑邑乘，寓于太和道舍，与同事邑孝廉史子天枢、痒生周子文柄、花子立苏利用搜寻残碣，复于颓垣荒草之中见有隶书者，急扛出视之，亦只有四十五字，相其行款书字，则前石之下截也。
面对两块曾为一体的分裂残石，李汝榛经过认真分析，将其中原委归结为：“盖当时拆取时胥臣弃置于斯不为意”，并庆幸其时“未加锤凿”。为维护两次发现的卓越成果，李汝榛还煞费苦心地与“诸君觅匠与前石比而合之，并嵌于廊庑壁间，以资嗜古者之一助也”。
对于汉碑残石的两次发现及坎坷命运，后来的清《华阴县志》也曾隐隐有记，扼腕叹息：“乾隆四十四年（1779），毕中丞公修理庙宇，拆取摹拓一字，收入关中金石记。复拟将残石聚嵌庑壁以垂永久，而监工者委之无知，胥臣辄将数石锤凿纷乱，莫得首尾，而文字销毁者已多，且委弃不知凡几。如汉时碑阴及唐宋题名多数残碣，皆检于废苑坑之中。”
由此看来，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特大地震以及其他人为灾难与浩劫所伤害的金石文物，并不仅仅只限于此处所论的“汉碑残石”；而收拾残破，“聚嵌庑壁”，亦并非只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
对此，李汝榛等人当时是颇为激愤与无限伤感的。所以，在《汉碑阴残石记》一文之末，李氏曾郑重接受诸先生吉言所托，不无亢奋地挥笔写道：
杨用修谓古碑有神物护持，白帝独不能呵护宇下几片石欤！嵌讫诸君共欲泐数言于旁，庶几后之览者有所感而为之珍惜云尔！故志之。
诚然，李汝榛等人殷殷眷恋乡里桑梓的质朴情怀与仆仆搜求断壁残垣间湮没金石的辛劳功绩无疑是楚楚动人的，然而他们大约没有想到，在纷乱动荡的年月里，生民性命尚一如草芥，瞬息即灭，而作为七品县令，芥末之官，又岂敢慨然设想补缀历史，遽而成就护佑文脉之经天纬地大业！当弥天灾难突然袭来之时，试问普天之下，又有谁将会睹物思情，攘臂奋起，矢志甘愿去维护沧桑之中的几块斑斑残石呢？
“世事苍茫已隐去，惟有劫火不断烧”。悲哀的是，从乾隆年间镶嵌碑石到同治初元“花门之变”，在短短不及80余年的如梭岁月后，又一场弥天浩劫终于魔鬼般地无情吞噬了李汝榛等人所梦寐以求的善良愿望！
（三）从岳庙到西安
清同治元年（1862）四月，由满清政府及汉族地主阶级一手挑起的陕西回民起义狂潮，风起云涌地震荡在关中东部的同（州）、华（州）、临（潼）、渭（南）一带。
作为起义发生的重点地区，西岳庙旁的华阴、华县遂首当其冲，危害最烈。
试看民国21年（1932）张崇善等人编纂的《华阴县续志》卷八《杂事记兵灾》之记载：
“同治元年（1862）九月，回（□）扰乱同、朝杨村、羌白等处。回（□）渡河而南，戕杀人民，烧毁房舍。十六日，又焚华岳庙之灏灵殿及五凤楼。”
“二年（1863）二月丁丑，回复来，焚西岳庙之万寿阁。”
“五年（1866）十月朔丙戌，捻匪张总愚（张宗愚），自号小燕王，由阌乡、潼关窜入。知县章桂芬避居县西之五方村，贼住华岳庙之东西数十里，日日抢劫破寨，烧杀俘虏。每遇丁壮，率皆牵去。住邑四十余日，始西行。”
显而易见，在这场空前罕见的兵火灾难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修庙之役所苦心粉饰的西岳庙主体建筑顷刻之间曾沦为焦土废墟，而由李汝榛等人所精心维护的“廊庑壁间”汉碑残石，也万般无奈地寂然倾倒于一片废墟之中。
劫难过后，以镇压回民起义而闻名于世的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官左宗棠自甘（州）、凉（州）一带回师二华（华阴、华县），目击西岳庙倾颓之状，黯然伤神。遂于同治六年（1867）十月至同治九年（1870）十月鸠工维修。但多方筹集而来的“二万九千两白银”，已远远不能与乾隆年间的“十二万两白银”相提并论。晓风残月里，十万人次工匠所能够竭力做到的，只是草草进行了整修与油漆彩绘等一类点缀性的装饰工程，至于倾倒于砖瓦废墟之中的《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等遭劫石刻，此刻只能违心哭泣，无人眷恋了！
1929年1月，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的中央政治委员冯玉祥将军返回西安（冯玉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其总部驻西安，部属宋哲元任陕西省主席），因当时陇海铁路只修到河南灵宝，故冯率随从在灵宝下火车后，曾于翌日换乘汽车顺路至西岳庙参观。
冯虽出身行伍，但却十分注重学习，尤擅书法，宗汉隶北碑，名重一时。及入岳庙，自然想起名闻遐迩的《西岳华山庙碑》，因急欲观赏。然甫进庙门，但见粪便满地，杂草横生，而清代钱宝甫复刻之《西岳华山庙碑》又僵直呆板，气韵松懈之时，不禁游兴大减，眉头紧锁。
当时西岳庙道长见军界魁首冯玉祥前来观瞻，喜不自胜！为获取巨额布施，该道长竭力逢迎，大肆侈谈汉《西岳华山庙碑》原石遭劫毁损一事。不意歪打正着，恰好引起冯的注意。冯询问道长：“西岳庙内是否还有其他汉碑？”道长闻言，极欲乘机显示才华，乃哓哓坚称：稀世国宝早已片石无存，否则，自当全力维护，视为拱璧。未料冯忽见大殿后侧墙背破砖烂瓦胡乱堆积，蒿草丛生，立生愠色，即严厉质问此中原委。无奈道长至此仍未谙冯意，复哓哓率意推诿于游人、驻军。冯强忍怒火，遂命令随从人员清理整顿，不意清除才将过半，竟赫然发现已经残缺断裂的《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冯大怒，立即集合庙内道士列队受训，大加斥责。为表示惩戒，冯又令道长出列，命卫士持大刀侧背，将该道长狠揍一顿，然后将汉碑残石装载汽车上，运往西安。
《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运回西安后，冯玉祥先请陕西省政府秘书主任、金石名宿毛昌杰等人鉴赏评定，并问以处置办法。以毛之意，颇赞同移入西安碑林保存。但因陕西省主席宋哲元早有在省府所在新城内创建小碑林的打算，且已确定首先迁徙原在满清藩署旧址内发现的《颜勤礼碑》，毛只好改弦更辙，撤消建议，顺从于宋。
以上要旨，《西京金石书画集》第五期“汉武都太守残石”一节曾有如下记载：
此残石系汉碑之侧，旧在华山庙道院壁间，民国十八年（1929）宋哲元主陕政移石于西安故明秦府内（即今新城），合美原神泉诗、颜勤礼诸碑为小碑林。
令人疑惑的是，文中不仅只字未言冯玉祥保护汉碑残石之事，反而姊妹易嫁，一盖将移运汉碑残石之功模糊移植于宋哲元。
在迁徙《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进入小碑林立置之际，宋哲元见此碑右下角残缺太甚，既不美观，又不便竖立，遂触发灵感，命令工匠寻觅三角形砂石一块粘和补缀，并趁势刻上自己阐述此碑流变原委的跋文一则。至内中详情，读者可参见本章第一节所多录之宋氏跋文。
至于《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迁移西安碑林时间，碑林旧藏档案曾记1947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之命，由馆长曹仲谦委派职员陆槐亭负责迁移小碑林石刻。时陆槐亭经再三协商，因在该年7月20日函报曹仲谦，敦请“省政府开送小碑林石大小共三十八方，妥为安置，查石数与册列相符”。但受种种原因限制，迁移工作却一直延续到1948年6月28日。当日陕西省政府致送陕西教育厅第5223号公函故称：
教育厅高（文源）厅长，查新城小碑林石已全部拆卸交本省历史博物馆。特抄发碑目一份，通知查照转饬该馆分别妥为装置为妥。附送新城小碑林碑目一份。我们翻阅现藏于陕西省档案馆内的“新城小碑林碑目”所开碑石，则《华岳庙汉武都太守等题名残碑》正作为“汉残石”之名，赫然忝列第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