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胭脂井》，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本书值得一读，且耐读。
历史小说家最难弄的一件事，就是其作品不但为专家所称道，亦为广大的读者而叫好。此两样，达到其中一样并不太难，但二者兼美，诚非易事。即便如高阳这样的大家，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两善其美。但可以说，《胭脂井》是他写得非常认真的一部佳作。
首先是材料取舍的功力：
小说写了两个大事件，一是戊戌政变，二是庚子拳乱。这两件事，若想写透，每件事都可写出荡气迴肠的百万字巨著来。但高阳先生只用四十余万字写出这段历史，不但愉目，而且惊心。没有上乘功夫，实难做到。况且这段历史去今未远，各种记述汗牛充栋，各种传闻耳熟能详，浸淫其中，非火眼金睛，焉能辩出真伪？当然，小说家非史学家，不必凡事考据，更可正稗兼收。
高阳先生博闻强记，熟读典籍。小说中敷陈之事，多半有据。如湖北黄州发现伪光绪皇帝，记于《睇向斋秘录》；崇绮与刚毅动议废黜光绪皇帝前往荣禄府邸洽商事，载于《蕉廊脞录》；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清除后党事，《便佳簃杂钞》记录甚详。可见动笔之前，高阳于广泛搜求的工作，已做得十分扎实。但史料如珠，如何用一根情节的主线将其连缀，使其成为光彩四射的项链？这就要看“老夫手段”了。小说中慈禧复辟，从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向荣禄告密开始，到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从容就义，其主线是慈禧。围绕她写出了新旧两党的血腥争斗。其中，既有信史，也有稗闻。虽各有纷呈，但都不淹其主。谭嗣同与王五的友谊，本可深写，但小说只写了“大酒缸”相见与菜市口收尸两件事，而且还只是素描式的，没有铺开来写。可见，高阳先生为了主线叙述的突出，对于枝蔓，哪怕很精彩，也是惜墨如金的。
其次是塑造人物的才情：
窃以为，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中的原始人物。所以，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不是克隆，而是塑造。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其中的人物不单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该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关羽等人，历史中确有其人，但并非确有其事。小说家罗贯中，最大的功劳不是写出了魏蜀吴三国的仇怨纷争，而是成功地把一些历史人物塑造成文学中的典型。塑造人物别无他法，惟有在生动的情节中展现。打个比方，小说中人物好比是鱼，情节则是水。无水之鱼，焉能活否？大海养鳌鲸，池塘养草鲤。所以，没有设计出惊心动魄的大情节，又怎么能描摹出风神各异的艺术形象？
戊戌政变与庚子拳乱，都是动摇国是震憾社稷的大历史。高阳先生走笔其中，撷英采胜，写出的一些人物，比之历史原型，更加鲜活。如慈禧太后的阴险狡诈、光绪皇帝的懦弱孤苦、荣禄的机心权变、李莲英的左右逢源、载漪的阴骘狂悖，珍妃的聪颖刚烈，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次要人物中，如徐桐父子、赛金花、立方、李西来、许景澄等，也都有不俗的描写。
三是叙述语言的特点：
高阳先生的语言，优点在典雅冷隽，不足在于缺乏幽默感。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是有幸的。这是一种感性的语言，既精确，更精妙。少年时，在外祖父的指导下读《昭明文选》，一篇《江赋》，单是形容涛声的象声词就有数十个，排泻而来。这语言的惊涛，至今令我迷醉。禅之所以产生在中国而不能移植它国，就在于没有这种玄奥的语言的土壤。《红楼梦》将汉语的智慧用到了极处。像“假语村言、真士隐去”、“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这类充满东方思想魔力的语句，换一种语言，怎能表达得如此绝妙？
读高阳先生的书，我总觉得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出身于书香世家且不必说，家风恐怕也是不苟言笑的。因此，高阳先生的小说语言，便如一个徇徇儒者，一边品着青瓷杯中的绿茶，一边娓娓道来。
典雅冷隽，是高阳语言总的风格，反映到《胭脂井》上，一是简洁，二是生动，三是自始至终含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大凡在语言磨砺上下过几年苦功的人，前两点都能做到，比较难以做到的，是第三点。这其中除了作者本人对语言的感悟，更关涉到作者人生的境界。《胭脂井》最后一篇写到光绪皇帝得到珍妃的遗物豆蔻盒时，高阳是这样描述的：
于是皇帝打开盒盖，一阵浓郁的香味，直扑到鼻；顿觉魂销骨荡，刹那间，眼、耳、口、鼻、意，无不都属于珍贵妃了。
寥寥数语，将生离死别的哀痛写到极致。此是明人小品的功夫，看似平淡，细嚼下去，始觉字字珠玑。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又将放在手边的《胭脂井》拿起来稍作浏览。高阳先生作品浩繁，但《胭脂井》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说白一点，很有点书生议论国事的味道。但它毕竟又是正宗的小说。如果在情节的设计上多一点悬念，在珍妃的悲惨命运上再多费一点笔墨，或许小说会更加好看，《胭脂井》的书名，也就更贴切了。
2004．6．13 草于梨园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