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条横幅一直挂在那里：
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
宽红布，大白字，如火如荼的感叹号。
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人，而工人并非生来就是工人，在某段时间，工人是被邀请到工厂来的。和传统大厂不同，在珠三角，密集的小楼里拥挤着各类小厂，重复而相像。
从新疆迁居珠三角后，每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疑问：人们为何边走路边吃盒饭？厢式货车为何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为何排着长队？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打发：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道路，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车轮滚滚，人流澎湃，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前，到处是穿工装的人。
很快我便发现，事情比我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我的周围，半明半暗中，大多数是穿工装的人，数百名、上千名穿工装的人……这么说，简直像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
在新疆，我知道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目盲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惊讶状态。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不安告诉我，在我的近旁，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我想进入那里，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的体验生活，而是自己拿着身份证，递过去。
中年女瞄了我一眼，即刻做出判断：“你干不下来的。”
又问：“高中（我在学历一栏填了高中）？”见我点头，说：“我帮你问一下QC（quality controller，质量检查员）招不招人。”
我穿着灰衣灰裤旧运动鞋，戴着隐形眼镜，试图让以往的身份变得模糊，然而，这个女人依旧看出了某种差别。我身旁的女人粗矮黑胖，头发腻成缕，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让保安帮她写，而中年女对这举动没提出任何异议，好像这个女人才是她要招的人。
在中年女打电话时，保安递来叠发黄的打印纸，写着各类规定：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利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严禁上班睡觉，厂方可没收员工在宿舍内的煮食器……
中年女沮丧地向我摇头：“不行……你年龄太大了。”
她的惋惜令我迷惑。她是招工的，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竭力阻止我进厂。保安突然笑起来，犀利夸张。女人把脸一沉，嚷道：“我不想把人家骗来，干不了又走！”……骗？片刻的沉默后，中年女又拿起我的表，不甘心地问：“文凭带来了吗？有复印件吗？”见我摇头，她便肃然起来，在表格的职位栏，写下两个字：“啤工。”
可这不是啤酒厂……这是音像带盒厂啊！然而，我忍住纳罕。我已不能随便发问，我已不是我自己，而是118号。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字的念法：biē。
二
第二天，6点50分，我已骑着电动自行车，拐入工业区。春风猎猎，扬起头发。迎面走来一群女工，清一色土黄工装，大声说话，伴以粗粝锐笑，牙齿白得瘆人。是她们的嘴咧得比常人大，还是晨光中明暗对比更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啤工，我上的是白班，她们是晚班。机器二十四小时不休息，所以啤工一般都是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倒班时休息两天，平时周末正常上班，每天八小时后，再加班三小时。
四周高墙包裹着办公楼、厂房、操场、宿舍楼。办公楼的玻璃窗很大，外墙悬挂着空调主机，操场上立着篮球架，宿舍楼上晾晒着衣服，而车间的模样，显得既现代又壮观……如今，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联系。我心跳怦怦地冲进门卫室，拿起卡，却不知该打两台打卡机中的哪一台。保安疾呼：“这个！”打卡后，我居然……迟到了两分钟！我拿起手机一看：离7点还差四分钟。
虽然厂规规定，迟到或早退五分钟，扣人民币一元，我迟到了两分钟，还不会被扣款，然而我惊讶的却是这时间。保安道：“打卡机快六分钟，二十年了，一直这样！”我脱口而出：“这种走在时间前面的时间，根本没道理！”
在车间的时间越长，我便越理解“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抓紧一切时间，埋头苦干，是工厂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时间的损失，就是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的损失。不同的时间段工资不同：正常上班时间，工资较低，只有加班时间，工资才高一些，故而精打细算地控制时间，不仅是来自生产机器的要求，也来自生产者本身。
保安将我带进通道，左右敞开两个巨大的车间。他指着右边道：“进去吧，找组长。”
我傻了：“谁是组长？”保安眯起眼，指着晃动的白衣服说：“就是他。”
三
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
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钩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
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地耷在脑袋上，邋遢如一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还是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号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踹过个反扣的塑料箱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到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巨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材瘦小，五十多岁，焦黄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的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网格之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儿，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
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儿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是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易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地跳动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
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
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一致。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
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给我听，上午干四小时，下午就要干七小时；上午干五小时，下午只干六小时。她说：“劲儿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至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儿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一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
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四
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
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永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
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房间将完全陷入漆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
显然，这屋子仅仅是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
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了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工（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
方姐将煤气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开两包方便面煮起来。这时，周围的门一扇扇打开，回来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声嬉笑，麻利地做饭。有人在面条里下了几片生菜叶，有人蒸了米饭，就着榨菜和辣椒酱吃。食物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一个菜、一碗米饭、一碗面。没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里，没有一星肉。但她们非常爱笑，喜欢互相开玩笑：谁和谁去吃饭啦，谁和谁分手啦，谁因为谁的关系从普工变成文员啦……她们总会说到男人，出现在她们话里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圣，反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亵弃。虽然她们知道这种亵弃是无力的，然而，同样能给她们带来快感。
方姐说，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几岁的年轻人住宿舍；二十几岁的租一室一厅，两百五；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两室一厅，三百五；四五十岁的夫妻俩，租瓦房，一百五。方姐的丈夫就在旁边印刷厂工作，两个人每月可挣四千元，一千五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电话费），预留五百元现金机动，存两千。
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龄才出来打工。答案令我惊诧，原来早在二十年前，方姐就已出门打工。她和这家音像盒带厂的关系，哪里如我这般简单—看到招聘启事，一个人来到门卫室，掏出身份证—不，她和这个厂的关系，几乎称得上血肉相连。
二十年前，当这家厂刚刚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离开四川农村，成为第一批打工妹。春节时，小姑子说起工厂趣事，令方姐十四岁的女儿颇为心动，遂弃学南下。几个月后，方姐亦收拾行李，来到此厂—家里的地让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儿在拉线上当普工，方姐当清洁工。对在大田劳动惯了的方姐来说，打扫卫生相当于玩耍。她和女儿住在同一间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周末时三人去逛街，并不寂寞。
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扩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的工厂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女儿十九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
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外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
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习惯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
六年后，方姐决定再次南下，不仅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
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做出决断。
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
五
返回车间，水箱里虽然浮着刷头，但却不多，显然，有人帮我把货捞了出来，且已堆在旁边箱子里。是谁呢？两台注塑机间的位置，空空荡荡。来不及细想，我即刻弯腰，开始干活！
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命令，让我从脑海中挤掉哪怕半点想象，开始变成注塑机身上的运动零件。短暂的午休，换来的是频率更高的劳作：我的手、肩、颈、腰，全都动了起来，希望能把活儿干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时的肉身充满清新和希望，而现在，只剩单调和艰涩。我渐渐领悟，农民在田里干的活儿可能更繁重，秋收时需要连夜干，但他们可以选择干活的时间，也便更自由；车间里的活儿却像苦役，其艰苦程度在于永无休止、不断重复。
空气越来越污浊：汗腥味、脚气味、塑胶味、柴油味、铁锈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烂的石灰味、电焊味、旧塑料味；噪音更剧烈—咚咚、轰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种声音，都比早晨扩大了好几倍。气味和声嚣互相重叠、倾轧、交织，并非只侵占了人的身体，更如蛇信，引毒钻入人的血液，形成痉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出来。
组长板着脸走过来时，没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他像只秃鹫，锐利的双眼什么都能看见。越到快下班，方姐变得越有耐心。她告诫我：别出现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却愈发焦虑、烦躁，心里乱成蚂蚁窝，想即刻逃离此地。
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别：这个车间对我来说，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栈；但方姐做活儿用力均匀，有条不紊，不随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干。她不觉得这活儿是惩罚，也不觉得这车间是牢笼，她将整个身心扑在活计中，反而更坦然。
当方姐让我帮她填写工单时，我才发现她是个文盲。她自己无法将“塑胶成品标签”上的空白处填满。显然，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邀我吃饭，而是早有预谋。同时，她说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
听说音像带盒厂要搬迁到江西，方姐意识到，她不能随厂迁徙。内地有大把年轻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会轮到她。但方姐却不想返乡。有老乡从新疆回来，说那边活儿多，无论拾棉花、晒辣子皮、摘红花、割麦子，总缺人，吃的饭里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离家远。我这个新疆人的出现，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据。她下定决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
“新疆再远，还不是中国？”她哈哈笑着，像已经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