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想：人的一生，有波折，有坎坷，这都是很自然的事。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一路凯歌。
可是，当痛苦、恐惧、诽谤、诬陷、打压、迫害、劳改、流放、癌症……这种种灾难，一股脑儿地砸到你头上的时候，你能承受得了吗？
在我桌子上一本打开的书里，就记录了这样一个人。他用他那旺盛的精力、卓越的智慧、无比的勇气和超人的生命力谱写了他传奇的一生。他就是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在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时，他是一名优秀学生、优秀团员，曾获斯大林奖学金。
1941年6月22日，苏德宣战。作为一个模范的苏维埃公民，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他撇下新婚的妻子，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前线。他作战英勇，从中尉晋升为上尉，并于1944年7月12日“因优秀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能”而荣获“红星勋章”。
索尼仁尼琴绝没有想到，正当他军旅生活春风得意的时候，1945年2月9日，他突然被两个反间谍机构军官带走了。事后，他才知道，他的被捕，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的告密，克格勃搜查出了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里面写有“对斯大林说一些批评性的评论”。
狱友告诉他，他可能会被判十年徒刑。还说，一个人一旦被捕，就永远不会被释放。没有人被放过。尽管他希望这是一个错误，但是，错误并不存在。权力机构没有犯错误。听到这些话，他的希望就像地平线上最后的一线光明，消失了。未来是黑色的。
一个深渊。一个噩梦。
许多年后，在经受监狱和劳改营的磨难之后，他将体会到，被捕、监禁、劳改、流放，对他此后生命和个性的发展该是多么重要。在一次采访中，他甚至称它是生命中的第三次“决定性时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使我全面地理解了苏维埃的现实，而不仅仅是理解了在被捕前我所了解的单方面的情况”。
被捕，是索尔仁尼琴生命受难记的真正开始。经过四天的审讯后，他被判了八年徒刑。索尔仁尼琴沮丧地签了字，喃喃地说着判决的不公平和他申诉的权利。没有人理他。正像《神曲·炼狱》篇里说的那样，索尔仁尼琴穿过地狱的核心，进入了炼狱。在今后漫长的岁月和劳改营的辛苦劳作中，他都将全神贯注地投向生与死的探索中。
他先后被关进几座监狱，最后于1950年夏，被转送到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劳改营地处苏联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半干旱的大草原腹地。索尔仁尼琴发现，犯人们被关在这座特殊的集中营，四周围着双层的带刺铁丝网，在铁丝网之间，阿尔卑斯狼犬虎视眈眈地在四处巡游，而全副武装的警卫则从高处监视着他们。等待着他们的是西伯利亚的针叶林、冻土地带、丁字镐和手推车、填不饱肚子的口粮、浸过水的面包、医院和死亡……
在他被转送到这个劳改营之前，他的妻子娜塔丽娅还坚守着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她和索尔仁尼琴可以再次自由地拥抱在一起。可是现在，将他们分开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距离。娜塔丽娅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追求者，她学界的同事索莫夫。他们在没有举行任何婚姻仪式的情况下同居了。接着，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52年1月30日，索尔仁尼琴被确诊为癌症，被容许送进劳改营医院。令人震惊的是，他的生命力真是太顽强了，他居然躲过了这一劫。他很快康复了。而在面对死亡时，他得到了一种生命无比深刻的理解，这就是一个处在生与死核心深处的永恒悖论，在福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那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熬过埃基巴斯图兹第一个严酷的冬天之后，在经历了生与死的苦难之后，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写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计划在他头脑中形成了。
写作必须在秘密中进行。他在废纸上随便写几行诗句，一旦记下来这些句子，他就尽快地把他们烧掉。在两次抬石灰浆的间隙，他把一小纸片铺在砖上（不能让他旁边的人看见他在做什么），用一支铅笔头记下在上一次抬石灰时出现在脑海中的诗句。仿佛活在梦中，当他坐在嘈杂的食堂中吃那神圣的稀粥时，他听不见周围的说话声。他谨慎地思考着他的诗句，修饰着它们，就像修整墙上的一块块砖。
索尔仁尼琴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在他被释放前，他已经记下了他所写的一万两千行的作品。在这方面，他得益于使用念珠。一粒珠子代表一行诗句，人们经常看到他一面数珠子，一面在祈祷，实际上，他在小声念诵他的诗作。
1953年2月13日，在服满刑期后的第四天，索尔仁尼琴和其他被释放的犯人被带出了劳改营大门，在全副武装的警卫押送下，来到了泽罕布尔，并被告知，他们将要被“永久地”流放到科克切列克地区，一处沙漠边缘。在这里，他过上了乡村教师的生活。与集中营的苦难相比，他的境遇好多了，可是，他的癌症又复发了，他担心会很快死去。于是，他日夜兼程，把他以前在劳改营写下并记住的一切，还有释放后在流放中所创作的一切，都写了下来，并把它们埋藏在地下，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人碰巧把它挖出来，公布于众。
1954年1月4日，索尔仁尼琴住进了塔什干医学研究院的13号病房。在一个半月当中，给他做了55次放疗，用12000伦琴的射线辐射肿瘤。后来，这段经历成了他的小说《癌病房》的背景和灵感。
放疗的效果非常好，他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癌症完全被治愈了。他又回到了那个处在沙漠边缘的小村庄，他将终生住在那里。
回到科克切列克之后，索尔仁尼琴全身心地投入了写作。他开始创作以他在马尔费诺特殊监狱的经历为基础的小说《第一圈》。他后来回忆道：
我每天只有很少的时间留下来用于写作，而且，我绝不需要酝酿我的思绪：只要我一坐下来，一行行的句子就争先恐后地自我的笔端流淌。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时局正在变动之中。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一波接一波。
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胜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秘密报告”，打破禁忌，公开批判斯大林，公开暗示斯大林与基洛夫被谋杀有关，认为他应该为恐怖时期几百万人所遭受的苦难负责。
1956年，当时苏联有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得到平反，从劳改营或流放地回来。在那个回归的海洋中，自然少不了索尔仁尼琴。他还记得1956年2月6日这一天，苏联最高法庭军事管理执行委员会，开庭审判后，做出裁决：“索尔仁尼琴的行为构不成犯罪，由于缺乏证据，他的案子应当被撤销。”而且还认为，“他曾经勇敢地为他的祖国战斗过，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并且激起了他所领导的连队的献身精神。”
几乎在一夜之间，索尔仁尼琴从一个人民憎恨的敌人、贱民，变成了一个战斗英雄和对斯大林的错误大胆批判的明智之人。可是，令官方没有想到的是，八年监狱生活和三年流放，已经使索尔仁尼琴变得强大了，他仿佛一颗威力无比的炸弹，随时都会在苏联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
很快，炸弹出现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先抛出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七年前就开始酝酿，写作时只用了40天，一气呵成。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犯人在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中生活的中篇小说。小说一出版，便对苏维埃制度的根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正像索尔仁尼琴一生多舛的命运一样，《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的前前后后，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9年5月至6月，索尔仁尼琴完成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他害怕送到编辑部去审阅。也不敢让任何一个熟人读他的作品，生怕被传了出去。于是，他把这部小说的手稿也放到了他那堆日渐增多的未发表的文稿当中。他不知道，在他有生之年，这些作品是否能够得见天日。他不相信赫鲁晓夫，但《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激发了他要把作品拿出去发表的勇气。他托朋友，把这部小说转交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