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上午在北京国际机场乘飞机前往法国巴黎，晚间时分抵达。6月6日：法国外交部提供诺曼底60周年庆典核心区域特别采访；诺曼底登陆和反登陆战场考察。6月中旬：前往德国、克罗地亚等欧洲各国寻访当地名人；寻访滑铁卢战场；赴德国采访小隆美尔；赴克罗地亚拜谒并采访铁托故居、遗孀及老游击队员。7月初：回国。
唐师曾说：“我特别喜欢诺曼底，所以我借去欧洲治病的机会去了趟诺曼底。我喜欢小巴顿，我去了他的坟，小巴顿埋在那的时候，他用的墓碑材质大小跟士兵一模一样。有人提意见，巴顿上将怎能跟士兵一样？找不着。最近把他挖出来放在他6千个战死的士兵前面。我挺尊敬他们的。”“很多人看我这本书里的故事都觉得太好玩了，都问我这些是真事儿还是‘戏说’。我写书有三大特点：史实性、思想性、文学性，也就是我‘用科学的眼光、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如果你认为我的书里存在‘戏说’成分，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比较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和戏剧性。要让别人了解我想说的，就必须首先把他吸引过来。”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把书名定为《我的诺曼底》，这样不会让读者觉得主观色彩太浓重吗？”他说：“‘我的诺曼底’当然可以理解为我老唐对二战、诺曼底的解读和阐释，我更将这本书的准备和酝酿过程看作一个男人的二次创业。我今年四十有四，在中国社会，男人一过四十就是走投无路，上有老下有小。可是有准备的男人要在四十岁开始他的第二次创业。丘吉尔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失去一些热爱的东西，可即使输得一无所有，也能在另一个时空上重新开始——这就是‘我的诺曼底’。”
在这本书中，唐师曾在另辟蹊径挖掘“野史”的同时，始终贯穿主观色彩强烈的“唐氏观点”。他称“全世界的规矩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立的”，这是国际秩序的基础；他袭用海明威的写作风格，对电视剧《兄弟连》中的某些关键词提出新式翻译；他用长文解读著名战地记者卡帕的一生，披露他与英格丽·褒曼、毕加索、海明威之间的传奇故事；他还给希特勒御用女摄影师“瑞芬舒丹”重新译名为勒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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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唐师曾是摄影圈子里多少有些争议的人，有人说他是“写的比拍的好，说的比写的好，干的比说的好”。唐师曾说，这话一定要连起来一起说，有的人可气，只说第一句，大概是成心。他自己喜欢听最后一句。
唐师曾上中学时，其实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生一样，幻想当个海因茨·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闪击战创始人，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式的好军官。大学期间，在北大图书馆，唐师曾就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武器系统”、“战争史”。对军事的执着和对摄影的迷恋，使他很快认识了罗伯特·卡帕这位战地摄影记者。在北大37楼宿舍的棉被里，他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初进新华社时，单位要派一名记者和一群法国记者徒步考察长城；大夏天里，就他特别愿意去。军事学上两个理论被他用到了新闻摄影上。一个是“首发命中”：记者拍摄的只应是不可重复的新闻事件；这些照片应该当时有新闻性，事后有文献性。结果他拍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次来大陆访问的台湾记者，第一个台湾老兵探亲团，第一例中国试管婴儿，第一回用麻醉枪捕捉大熊猫……另一个是坦克的“闪击战理论”：一流的通讯，一流的机动性，一流的突破力。也许从那时起就注定了他不平凡的记者生涯。
作为摄影记者，他说：“凡是从事这种以生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是这样。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藻，坐在窗明几净的客厅里遐想。他只不过把他所做的事用照片和文字记录、感悟、再传播开来而已。”“我的名声已够我用几辈子，我看不起那些被装在小框框中、挂在墙上、称做艺术品的小玩艺。我可以用我的新闻眼看到社会的文献价值，我认为这是摄影记者绝顶重要的东西。”“我是新闻摄影记者，我以新闻为第一、摄影第二，这两个都没有了，我还要把事件记录下来。”
1989年唐师曾开始负责北京市内重大新闻事件报道。身为追踪各类突发事件的摄影记者，他崇尚“闪击”式报道方式，这就要求能在最短时间内从北京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那时新华社工作用车专门有司机掌控，用车需要打报告，批准后将你送至事发地点，事毕再打电话呼司机过来把自己接走。当年唐师曾即拿下驾照，次年亲自驾驶吉普随车队进入可可西里拍摄。1990年开始常驻中东，那时他在埃及有一辆丰田4500，经常开着它在金字塔间隙中穿行。1993年回国后，这辆丰田4500被“发配”到新华社青海分社，他在遮阳板上写上“老兄：这车挨过加沙的石头，被以色列直升机追了50公里，穿过撒哈拉沙漠，被埃及恐怖分子袭击过……还到过海湾。这东西有生命，能逢凶化吉，从不妨主，是新华社中东分社唯一未出过车祸的。请善待它。”但是这辆“忠勇”的丰田4500还是在青海出了车祸，几乎尸骨无存。后来唐师曾好歹把它的行李架找了回来，现今放在他的雪佛兰“开拓者”车顶上。
唐师曾说：“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发生着很多好玩的事，而这些好玩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有很多好玩的人。我就是一个好玩的人，所以我能发现好玩地方的好玩事情。”“比如我写山本五十六，我告诉大家山本五十六为什么叫山本五十六，他有过什么轶事，从发现他经历中的细节告诉大家，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妓院修手时，每个客人应收100个钱，山本五十六被炸掉了两个手指，所以从来都只给80个钱。这样一个分分计较的人，干出了后来那样的事。我不写他在战争中的举动，而让读者了解了他的性情。”
唐师曾在中东一线采访时受到辐射，身患血液病后，生命随时可能遭遇危险，于是他开始萌生要好好生个儿子的愿望。在后来的几年内，他全程拍摄了呵护妻子、孕育儿子、儿子出生前后及成长的大量照片，于是感到必须为儿子写一本书，这就是那本《我第三个愿望》。他称这是他有生以来投入感情最深的一本书，书中主要记录和描述他与家人、儿子、朋友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内情，穿插以独到而厚重的人生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使人读之动容、思之泣下……
曾任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徐佑珠回忆唐师曾时说：“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忘不了。”“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5000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当新闻摄影成了唐师曾的生命后，死神也常常来叩他的门。1988年在秦岭拍摄大熊猫，一次追拍过程中，他一不小心一脚踏空，从山腰上滚将下来；幸亏一棵百年老松挡住，才把他从死神手中抢了出来。另一次追拍中，一根几十厘米粗细的木桩连接着一处山崖，他居然飞步跨越；等顺利拍完片子原路返回时，看见那“独木桥”，他竟吓得双腿直哆嗦，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多小时前自己是从这里跨过去的。“那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我根本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危险，因为我眼里只有熊猫而无其他。”
1989年10月一个凌晨，他从广播里得知山西发生大地震，便急速赶到社里，乘一辆大发面包车赶赴山西雁北，行程千余里。途中，后车箱里用粗铁丝固定的装满汽油的3个大铁桶散倒，粗铁丝断成数截，汽油顺着油桶接口渗漏出来，滴到路上。一辆军车司机向他们发出危险警报，才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大事故。也幸亏他和司机均不吸烟，否则他这一辈子真就成不了卡帕了……
1992年10月上旬，埃及开罗发生强烈地震。唐师曾提着相机，转遍大街小巷，拍楼倒屋塌的废墟，拍现场抬出的死难者……拍摄时，他不慎从布满钢筋和瓦砾的废墟上摔了下来；虽坚硬的头盔保护他的头部免受重创，但右腿髌骨至大腿内侧却被撕开一道长长的血口，疼得他跌坐在地，直以为世界末日将至。疼劲儿刚过，他又冒着余震的危险，一头钻进分社大楼暗室冲卷……
1993年春，国际恐怖分子在开罗金字塔内引爆炸弹，唐师曾顶着浓烟冲进塔里；其时别国记者只敢在塔外逡巡，因为谁也不能肯定现场是否还有炸弹。等防爆专家进入现场勘测时，他又已驱车回分社冲片了……
当人家问唐师曾为什么这么喜欢出去历险，他就会抬出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的一句话，“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马洛里攀登珠峰遇难的那一年37岁，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再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唐师曾说，“现在我过了40余岁，很多事情如果我不去做，留给我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不想瞻前顾后，一些朋友担心我的身体，劝我做全面的体检，我不想去考虑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