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随同国民革命军参加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东征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对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性的认识。陈延年、周恩来等深感有必要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和工农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经过与国民政府和第4军军长李济深等协商，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建立一个团的革命武装。周恩来亲自从黄埔军校抽调学生作为骨干，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并从广西、湖南等地招募部分士兵，于1925年11月间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后扩编为第4军独立团。该团共约2000人，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第1营营长曹渊、第2营营长许继慎、第4连连长卢德铭、第6连连长袁也烈、青年队队长蔡晴川、担架队队长张堂坤等都是共产党员。团内设立党支部，是团队的领导核心。党支部设干部会，由叶挺、周士第、董朗、吴巨细组成，吴巨细任支部书记。各营和团部都成立了党小组。最初党员约20余人，以后又有很大发展。这个团名义上隶属于第4军，但实际上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干部的任命、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周恩来经常给独立团以具体指导。
叶挺团长和党支部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训练，努力建设成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要求，在部队成立初期，就强化军事训练。叶挺亲自制定训练计划。按照计划，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四操”即早晨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和黄昏操练。“三讲”即上、下午各讲一次军事课或政治课，晚点名训话，总结当日军训。军训中，干部以身作则，士兵情绪高昂，军事素质提高很快。独立团领导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经常进行阶级、纪律教育；革命人生观和加强团结的教育；形势和任务教育等等，从而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责任感，增强了官兵的纪律观念和团结。独立团官兵亲如手足，平等相待，同苦同乐，同食一锅饭。对群众情同鱼水，官兵帮助百姓，群众热爱官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团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武装。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出发，途径广州北上。独立团在北伐各次战斗中所向披靡，威震全国，成为百战百胜的北伐先锋，被誉为“铁军”。团长叶挺战功卓著，被称为“北伐名将”。
创建独立团的实践，为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摸索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武装起义准备了成建制的军事力量。
第4军独立团组建之后，周恩来、毛泽东等提出利用有利时机，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组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独立团时，远在上海的陈独秀横加阻拦，致使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实施。
当蒋介石为夺取军权而发动反革命事变，制造“中山舰事件”时，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许多党员的强烈反对。就在事变发生的当时，毛泽东和陈延年、张太雷到苏联军事顾问团驻地，会见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
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一切真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给他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他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一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毛泽东还提出，首先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撤离广州，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兵权，开除党籍。
而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的财力和独立团的兵力、弹药都不及蒋介石，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
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结果，最后决定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则错误地认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支持我们对他进行镇压，因此，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采取退让政策，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
1927年3月间，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秘密共产党员吴玉章利用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筹备组建一个直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师，人员、粮饷、军械等皆已准备就绪。但4月上旬到达武汉的陈独秀却借口计划配备的枪械比别的部队好，怕惹人注目，招致妒恨，一再制止，致使这个师未能建成。
在革命形势日趋恶化的严重时刻，蔡和森、毛泽东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曾经进行过多次批评和斗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蔡和森认为“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建立革命武装，“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⒁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毛泽东、瞿秋白等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依靠农民斗争推动革命发展的意见。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工作方针和工作重点问题。蔡和森不同意鲍罗廷、陈独秀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是中心问题的观点，批评鲍罗廷完全丧失了原则。他主张把工作的中心点放在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坚决打击反革命。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攻克郑州后的北伐问题的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陈独秀、瞿秋白主张东征，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取广东。
蔡和森对这两种意见都不以为然。他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他尖锐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北伐只是一句空话！”⒂
为此，他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自己拟定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央审议。
关于湖南：要号召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力量解决许克祥，对长沙取围攻之势；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在反许克祥的斗争中应发展农民军5万以上；在短期内应争取国民党左派力量30万人以上，准备推翻已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
关于湖北：必须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豪劣绅和军阀猛烈进攻；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利和条件，扩大省防军和工农武装，以肃清一切敌人；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我们共产党的武装，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迅速发展群众势力，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
当时，因中央政治局恰好刚收到共产国际指示，蔡和森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基本一致，罗易等人只好表示赞同，所以，《两湖问题决议案》比较顺利地在中央通过。
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湖问题决议案》，指示各省做国民党工作的同志，立即回原地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的宣传。同时，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组成湖南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和指挥湖南暴动。
但是，正当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并付诸实施时，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又犹豫起来，他们把湖南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对计划拨给各地准备暴动所需之款项迟迟不发，后来共产国际代表又以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经完全瓦解为由，取消了暴动计划，同时撤销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周恩来当时在军部工作，他力主发动武装暴动，为此事同罗易激烈地争论了一场，但无济于事。这样，蔡和森挽救革命危机的主张也就付诸东流。
6月下旬，蔡和森因病在武昌毛泽东的家里休养。当时每天都有从湖南逃出来的同志和农民向毛泽东报告唐生智回湘公开反共的消息，蔡和森为此忧心如焚，于6月25日抱病写信给中央常委。他在信中指出：“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我提议中央机关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⒃此后，他又多次写信给中央常委提出了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提出了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
他于6月13日，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列举了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军队互相勾结，在湘、鄂、赣三省残害广大农民，破坏农民运动的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反动派“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词，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号召各级农民协会，“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⒄
在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必须保存武力的主张，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⒅他主动要求去湖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建立根据地。
当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也纷纷请缨，要求中央立即在湘、鄂、赣三省发动暴动。
刘伯承认为“自郑州会议以来，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农的机关，国民党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团体，既然是与我们联盟的条件相反，联盟关系应该断绝，趁他们有事河南，指导群情激昂的工农、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发奎军中及其他同志队伍，在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暴动起来与他们斗争。”⒆
7月初，叶挺和贺龙曾积极筹划，以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骨干，趁第2方面军追悼北伐河南阵亡将士大会之机，发动武装起义，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反叛。
恽代英率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数千名学员加紧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反击敌人进攻的战斗。
陈独秀在党内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式统治，不仅拒绝接受上述正确意见，顽固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且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在否决蔡和森的两湖问题决议案后，6月24日，陈独秀等又突然决定撤销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改任邓中夏为中央秘书长，在邓中夏到职前由张国焘代理。对蔡和森实行组织惩戒，在党内孤立蔡和森。为了阻挠蔡和森、毛泽东进行武装反抗的准备工作，陈独秀、鲍罗廷还决定调蔡和森到海参崴去，调毛泽东到四川去，企图使他们远离中央，孤掌难鸣。
在张太雷、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湖北省委努力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积极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起来，保卫革命。
6月6日，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首先批判了党内污蔑农民运动的陈词滥调，指出那些“口口声声骂工农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的一切困难都推在工农运动身上”的论调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敌人向我们的进攻，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应对着敌人的枪口来对着我们自己的基本势力示威。”他还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⒇
6月22日至26日，董必武亲自主持召开了湖北省市县联席会议，拟定和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对农民运动在政治、经济、组织、宣传等方面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指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农民武装自卫，加紧对农协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考虑到目前政府的枪支不够分配，不能够多给农民以武装，只有到军队中去找枪，因此，提出了“革命群众到军队中去”的号召。
从1924年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抓革命武装，建人民军队，直接领导革命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广泛的过程，从而为大革命失败后迅速起来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注释：
①②④转引自尚明轩著《孙中山传》第109、134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
③⑿⒀《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第3卷第1074页、第2卷第544页。
⑤⑦⑧⑨⑩《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120、121、123页。
⑥转引自宋平著《蒋介石生平》第1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⑾AB团，AB是Anti-Bolshevik的简称，即反布尔什维克，也称反共团。
⒁蔡和森《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词》，1927年4月2日《湖南民报》。
⒂⒃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⒄⒇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515、52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⒆《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