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同意这种看法。”199
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看，发扬党内民主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实现集体决策；破坏党内民主最严重的现象就是个人领导代替集体领导，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200然而，毛泽东晚年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实际上是违反了他自己倡导的集体领导原则。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党内民主原则遭到严重破坏。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向他指出：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201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恢复和发展了集体领导制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重要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在党委会内部，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202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也因此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邓小平一语中的地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031987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问题。”204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党内民主都有进行了重要阐述。十二大规定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十三大从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选举制度等方面对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作了阐述。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提出要进一步疏通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制度，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进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试点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对推进党内民主进行了重要部署。
当然，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并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决心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既不能等、不能慢，又不能偏、不能冒，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保证党内民主健康有序地发展。205
既打“老虎”，又打“苍蝇”
腐败与共产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随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消极腐败的危险。能不能有效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1952年2月10日，随着几声枪响，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这是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曾任天津专区专员。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都曾英勇斗争，建立过功绩。但在1950年至1951年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逐渐腐化堕落，贪污受贿。案发后，曾有人找毛泽东求情，说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希望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腐败现象也出现并逐渐增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早在1980年，陈云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他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06
中国共产党人对腐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江泽民曾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共产党对腐败分子实行严惩。据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120多位省部级高官因贪污腐败被查处。207中国是世界上对腐败犯罪实行死刑的少数国家之一。2000年以来，共有32位省部级高官被判处死刑，其中立即执行者6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者26人。执行死刑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先后有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腐败被停职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反映了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惩处。尽管如此，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