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睡不着了，又想起了四位“老帅”
6月的武汉，已经热得难耐了。已经夜深了，东湖旁一所静谧的别墅的一间卧室里，在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40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以精兵三千大破之”时，竟激起了他感情上的共鸣，忍不住执卷下床站起了身，在屋里踱了两圈后，走到窗前站着。他扔掉烟头，又点了一支烟吸了起来，遥望着满天星斗。
他就是73岁的毛泽东。
北边的大国大兵压境，发射架上的导弹瞄准着我国境内的要地，咄咄逼人啊！每当在这种时候，他都爱读历史。这个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
这是他平生最爱读的一部书。这个版本还是刚进京城没几年的时候购得的，是乾隆武英殿的大字本，读起来舒畅悦目。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一部书，几乎每年都要花时间读它。每次外出巡视，他所带的一大堆书中，都有这套书。他已经在许多册的封面，用他那雄浑苍遒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还在书中做了圈点断句。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书中的错字。
这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61卷的列传第51《南史·陈庆之传》。
陈庆之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有勇有谋，屡立战功，曾在半年之内鏖战数百次。魏以7万人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半天之内攻下三垒，又在14天内连克32城，作战47次。书中对其作战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从1000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一生经历过的无数惊心动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忍不住又从窗前走到书桌边坐下，执笔在书的天头上写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几个字。
兴奋之中，他又联想起当前的现实来。他刚得到报告，5月底到6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边境挑衅，引起了流血冲突。据外电报道，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于6月8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有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便于孤立中国……
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不久前，珍宝岛的战斗打起来后，他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四个老帅，每星期在中南海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
上次出兵朝鲜时，他想起了彭德怀。这次北边紧张了，他又想起了靠边站的几个老帅了，到底是多年来戎马征战打出新中国的老元帅啊！前年2月份所毛泽东在细阅材料。
谓的“二月逆流”，无非是他们对一些做法发一些牢骚而已。“苏修”要是真的打进来，还得要靠他们带兵打仗啊！
但是，中苏两国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为什么要刀兵相见？这绝对是马克思老祖宗没有预见到的。他却很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当做“农民领袖”。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援助；“西安事变”
发生后，苏联竟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苏联《消息报》
还发了社论谴责张学良。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他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抗战”刚胜利，斯大林发来电报，要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央还在研究时，斯大林又发来口气很严厉的电报，说他不去重庆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
他看了好不舒服！但是，他仍然冒险去了重庆，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占了主动。
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待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做法同他们对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议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当然，我们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
他还记得，1949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达莫斯科时，正是中午12点整，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他还说：“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在苏联待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这是好的。往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43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搞建设，为我们培训技术干部和接受我们的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他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他冷冰冰地回答说：“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他也回敬说：“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时期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他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他在戴维营会谈中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接着又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一直发展到珍宝岛武装冲突。
以前是笔墨对阵不伤人体，现在是刀枪相见他也不怕。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打出来的，打垮了蒋介石王朝，又与美国军队在朝鲜作了较量，面对苏联，何惧之有？！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事后我边防军在巡逻。
中华民族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好几代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了上百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才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结束了动乱的局面，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可是，苏美两大国根本不把新中国放在眼里，动辄欺侮挑衅，在50年代与60年代，先后将战火燃到新中国的家门口。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他咽不下这两口气！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高压与威逼下低过头。
如今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一手对付苏联，一手对付美国。真像鲁迅说的，得横过身来，才能有效地两面作战。否则久而久之，十分不利！
他深谙辩证法，两害当头取其轻；何不利用苏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使新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呢？！……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鸣，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
他又想到美国，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他跟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翻译将“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他觉得不对，打断谈话，在美国“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说，这样译不够确切，不是他的原意。他说：“纸老毛泽东床边所摆放的随手阅读的书籍。
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他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不自主地陷入回忆之中，领袖也不例外。他又想起10年前，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他在这东湖边上会见斯特朗时的情景。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他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高龄尚且如此身强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流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尼克松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儿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是在河口附近游。”
他笑着回答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他记得当时自己回答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天蒙蒙亮了，他才躺回床上，把书卷搁在枕头边上。当他闭上眼皮时，已经不再想1000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了，而是想着他能不能到密西西比河里去畅游？
他还是睡不着，忽而又想起195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也是在湖北。他的一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美国客人杜波伊斯与斯特朗。
号专列停在孝感站外，他要对中央向湖北提的年产600亿斤粮食摸个底，邀请当地的干部与农民代表上车座谈。农民代表晏桃香是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人家怕她传染给他，不让她进来。他知道了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她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他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小姑娘也脸有惧色，他赶忙笑着说：“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
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吗？比蒋委员长厉害吗？”他这样一说，气氛缓和多了。
他又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他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梗，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他问她：“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晏桃香答：“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他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小姑娘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
他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晏桃香很恳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她说这话很不简单，在座有的人鼓了掌。有人也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他听着听着泪便流下来了。他还记得当时他没有擦眼泪，并且说：“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他甚至挂念着这个向他脸上打过喷嚏的晏桃香。她今天怎么样呢？日子好过吗？要是苏联人真的打进来，像晏桃香这样的人会成为最勇敢的战士的……
他又想起陈毅他们几个老帅来，他们都富于战略眼光，他很希望听到他们的意见……
四老帅的研究“不要被框住了”
参加了“天天读”之后，他带着一张小凳子回来了。
工厂里参加“天天读”的工人和干部们，都一律带着小板凳，他也不例外。
至今厂里的老职工中，不少人都还记得这位过去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元帅，记得他每天早上拎着小凳子来去的模样，记得他念《毛主席语录》时的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然，他们也记得当时支左的8341部队的军代表老韩对大家宣布的：不要跟他说话，没有必要跟他打招呼。有人还回忆说，工厂里有的造反派针对他贴出了《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的大字报，但到了晚上就被老工人们撕掉了！
他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代里，在1969年春夏间，来到这家工厂“蹲点”
的陈毅。
虽说还没有宣布罢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但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倒了。
他是在两年多前的所谓“二月逆流”后靠边站的。那次“二月逆流”，其实是二月抗争！在老帅老将们的发言中，这位“便衣元帅”的话最有分量。
根据所存档案中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亲自整理的会议记录，可以查到陈毅当年所说的话。
陈毅矛头直指林彪说：“历史不是证明了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他愤慨疾言：“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这着名的“二月抗争”后，他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不再让他接待外宾，也不再让他批阅外交文件了。除了受造反派批判外，无事可做，以致后来连《大内参》也停发给他看了。习惯于思考国家外交大局问题的陈毅痛苦地慨叹道：“我现在耳塞目盲了。”
周恩来了解陈毅及其他受批判的老同志们的痛苦。经过周密思考，他向毛主席提出了一项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