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仕途中产生的人生体验，是十九首古诗中游子诗的重要的思想主题。从社会生活上来看，这似乎显得有一点狭隘和单薄，只是关心文士的命运，但在表现文士的情绪和愿望上，十九首诗中涉及相当广泛，情态各异。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是非分明，但是态度软弱，强烈地抨击封建官场的丑恶，但是并不反对封建制度本身。他们对上层富贵施以冷嘲热讽，对下层贫贱感觉是失意与不平，对世态炎凉十分不满，然而只是无奈地自嘲。例如第三首《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东汉士人当时流行的世风是游学，且主体多为一批中下层文人。本首诗的作者便是典型的这一类人。他们普遍出身不高且自认为才学满腹，抱着报国报民的思想，重荷着整个家族的希望来到了洛阳，然而，东汉末年，党锢之争，宦官专权的严酷现实击碎了他们求取功名的理想。伤心失望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悲伤心情的影响下，眼前洛阳的一片繁华，自然就成为他们徘徊踯躅的忘情地。“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夹罗巷，王侯多第宅”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理想的破灭，精神的痛苦，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亲人。原本以为可以“兼济天下”，“光宗耀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然而自己牺牲了这一切所换来的竟然是一场空。他们于现实中有意识的仕途追求却换来了精神上的末路无助，这个时候他们的精神整个崩溃了，只有“及时行乐”才能仅仅暂时地弥补期待中的心里的空虚，可是他们不知道欢愉过后的寂寥与空洞才是更可怕的毒药啊。
但是，他们真的仅仅是“享乐吗”？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消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仅是生命短促，理想破灭。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用现代汉语说，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呢？”（改成肯定语气，即“没有什么使我戚戚不乐”）
用通俗的话来叙述，好像自己的及时行乐是被什么所逼迫的。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余味无穷。可见在“及时行乐”的表象下，还是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啊。
这首诗看似是在写游览繁华京都的观感，实际上却是在写两种人生的乐趣和追求。墓地上的轻松翠柏，涧水中的磊落的山石，这显然都是高洁坚贞的美好的品格的象征，但是却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人死后的常青不朽，虽死犹生。进而导出了人究竟该怎么活的问题。诗人认为人生短促，一生就像远方来客似的到人世一游，很快就过去了。这显然是道家人生哲学。因此不必追求荣华富贵和奢侈的生活。这首诗的本意不在揭露当时的政治黑暗，而在于贬低追求荣华富贵，实质上这是一首人生感慨诗，并非政治上的讽刺诗，但是它对封建政治社会生活是否定的，客观上触及封建社会的弊端，而它的正面人生观并不积极，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对现实的逃避，可是在那个极端的社会里，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又能如何呢？
还有的诗，其中类似于这种仕途人生的哲理有时会显得有些辛辣的味道。例如第四首诗《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
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在一个非常令人欢乐的宴会上，弹古筝，唱新歌，振奋精神，美妙迷人。有德望的人物大唱高调，懂音乐的人士聆听真谛。在宴会上的人们心里都有相同的愿望，但是没有一个把这个心愿说出来。究竟是什么心愿呢？原来人们都觉悟到人生的短促，像一阵风卷起尘土，轻微而迅速，说不定哪天忽然就结束了。奇怪的是这么短促的人生中，人们为什么不赶紧迈开大步快跑，抢先占据那重要的位置呢？不要守住贫穷低贱，常常辛苦地走在坎坷的道路上，过苦日子。看来似乎讽劝人们都早日地争取去做官发财，实则对这类庸俗的人生观是表现得十分的不屑的，把这类“高官”的真谛，一语道破。嬉笑却不怒骂，反语却从正面说。不伦不类，大彻大悟，熟悉世故，玩世不恭，是这首诗的态度和风格，有不满，有不平，是智者，是醒者，却不是一个勇者。他们当中不是志士仁人，便是清高自好的高士隐者。也许有狂狷之士，愤世嫉俗，慷慨高歌，但是古诗中未见，听到的只是失意的悲鸣。第七首《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是一首月意象的诗。清澈的月光几乎照亮了诗歌的每一句，为全诗抹上一层清亮凄迷的底色；所有的蟋蟀、玄鸟、秋蝉，所有的鸣叫、飞翔，野草上的白露，诗人的哀怨，全都笼罩在月光透明的轻阴之中。
皎洁的月色，蟋蟀的低吟，交织成一曲多么清切的夜之旋律。再看夜空，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北斗第五星）“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严玉衡指孟冬”，“孟冬”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因为下文明说还有“秋蝉”），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仲秋的后半夜，如此深沉的夜半，诗人却还在月下踽踽步，显然有些反常。倘若不是胸中有着缠绕不去的忧愁，搅得人心神不宁，谁还会在这样的时刻久久不眠？明白了这一层，人们便知道，诗人此刻的心境并不“美好”，甚至有些凄凉。
诗人默默无语，孤身一人在月光下徘徊。“白露沾野草”，朦胧的草叶上，竟已沾满晶莹的露珠，那是秋气已深的征兆，诗人似平直到此刻才感觉到，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转有多疾速啊！而从那枝叶婆娑的树影间，又有时断时续的寒蝉之流鸣。怪不得往日的燕子（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这问叹似乎只对“玄鸟”而发，实际上，它岂不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在诗人求宦京华的蹉跎岁月中，和他携手而游的同门好友，先就展翅高飞、腾达青云了。这对诗人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他相信凭着昔日多年的友情，“同门”好友一定会顾念旧情，提携自己一把。总有一天，他也会平步青云的。但事实大大出乎诗人预料，昔日的同门之友，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他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把自己当做走路时的印迹一样，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惊讶、悲愤和不平！全诗的主旨至此方才揭开，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所抛弃的落魄者。在他的背后，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而在头顶上空，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历历”众星。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愤怒仰望星空时，偏偏又看见了“箕星”“斗星”和“牵牛”的星座。正如《小雅·大东》所说的：“维南有箕，不可以颠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车）”。它们既不能颠扬、斟酌和拉车，为什么还要取这样的名称？“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着同门之谊的“坚如盘石”；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盘石”友情安在？诗人终于仰天长叹，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这叹息和感慨，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所愚弄的多少伤痛和悲哀啊！
在这首诗中，诗人有点愤懑了，因为备受冷落，尤其是飞黄腾达的同窗好友抛弃了他，不提携和帮助他，在这深秋之夜，月光皎洁清冷，促织鸣叫乱耳，斗柄指向寒冬，霜露凝冻野草，又是冬天了。这是眼前景致，也是诗人的感受，天气变冷，人情冷落。树上的秋蝉在叫，天上的燕子南飞，人呢？被冷落的人应该往哪里去呢？从前的同窗好友，如今高升了，但他把诗人遗忘了，就像过路的脚印一样丢在了脑后，根本不念往日的携手同游的交情。诗人终于对这炎凉的人情事态感到了极其的气愤，指责了所谓同窗好友的虚伪，就像夜空的南箕北斗，并不能用来用作盛储的器具；像牵牛不能负轭拉车耕地。这样无情无义的朋友简直是徒有虚名，一点也靠不住。诗人被冷落的体验，迸发出了对于趋炎附势、虚情假意的愤慨，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和控诉。
总结起来，《古诗十九首》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人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了感慨和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离家求仕，追求功名富贵的前途，造成了夫妻的离别，产生了许多游子思妇，有着不尽的离愁别怨。而仕途人生的坎坷，作客异乡的屈辱，穷困潦倒的痛苦，有家难归的内疚，使他们看破世态和人生，自觉软弱无力，痛感现实的黑暗。于是有选择逃避的，有选择超脱的，还有选择愤世的，更有选择随波逐流的，就是很少有挺身改革的。《古诗十九首》的思想特点和成就，并不是表现为时代的强音，而更多是弱者的悲鸣，并不表现为积极的理想和努力的奋斗，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不满、不平和对前途的失望和无奈。这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现实状况，同样具有现实的真实性和历史的时代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三）《古诗十九首》“相思离别之情”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情的产生，是与《古诗十九首》所处的社会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分不开的。一是时代背景的作用。《古诗十九首》虽不是一人之为，一时之作，但从诗歌所反映内容的相似性看，应是大致相近时代的作品。“估计《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140-190年）”。这一时期，政治和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因政治上由外戚把持朝政，中下层知识分子无缘结交权贵，很难被选举。“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童谣唱出了当时选举制度的真相，不论才能、品德的高低，而论门第高低，选举之人徇私舞弊，使得出身寒门的士子们为了求取功名，不得不离乡背井，长途跋涉，投靠权贵。同时，太学的兴盛，也为士子们“游学”提供了途径，他们不远千里，长期游宦于京师。徐干曾批评这一现象云：“且夫郊游者出也，或身殁于他邦，或长游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非仁人之情也。”徐干认为，这些游子奔走投告，长期不归，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这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其次，思想领域的变化。经学一统的局面在东汉中晚期被打破，士人们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真正面对现实生活。追求功名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政治抱负无法伸展，加之党锢之争，使士人们开始由外向内转，思考人生和命运问题，这是东汉文学艺术精神的体现。“东汉文学艺术则首先循着一条由外部世界向内在生命回归的道路前行，并把回归生命、表现说明内在当做文学艺术的主旋律”。在这种艺术精神的影响下，士人们开始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古诗十九首》中的相思离别之情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是文学发展的结果。《古诗十九首》中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既有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传承。早在《诗经》中就有大量的游子诗和思妇诗，充分表现出游子思乡和思妇念远的情感。汉乐府中的《艳歌何尝行》和《离歌》中的离别之悲，《悲歌》和《古歌》的思乡之愁，尤其是《古歌》的“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更直接地为《古诗十九首》所套用，用以表现思妇的相思之愁。《古诗十九首》正是因为继承了前代文学的成果，才使得相思离别这一主题得以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