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学家到战略科学家
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一句名言：在科学界一个60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
但王大珩在60岁之后，却由一个光学家，一个我国光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战略科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思考为国家高层提供科技发展思路，在我国发展高科技的许多重大决策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大珩的这一转变是从他到中科院工作后开始的。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大会上王大珩被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到技术科学部工作后不久，王大珩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具有最高科学咨询能力的中科院，竟很少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咨询的作用。王大珩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反映出政府部门对科学思维在决策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还缺乏一定的认识，不主动向科研部门寻求咨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科院各学部本身也缺乏咨询意识与参与意识，不主动向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咨询，致使咨询功能退化，导致所谓国家最高科学咨询机构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王大珩对此深感忧虑，他知道，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决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所了解的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和苏联的科学院都是各自国家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一直在为政府提供科学思路，对许多国家重大决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二战”时期，王大珩在英国就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英国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船只运进英伦半岛。但是，运输船经常被德军潜艇击沉，这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向科学家征询意见。一位数学家依据数学中的概率原理提出了走船队，重点保护的方案。按这个方案实施后，果然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好转，大大降低了损失率。这个科学家因此而为英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据说，后来还由此而发展起了一门新兴学科，这就是现在的运筹学。
这种科学成功地影响战争、影响政治的事例在“二战”时期简直数不胜数。另一个也发生在英国的更具说服力的事例，就是英国在战时设立的“蒂泽德委员会”。蒂泽德委员会是一个空军防卫科学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以加强目前的防御措施，防止敌人的空袭”。委员会成员除空军部长H.E.维姆伯瑞斯外都是清一色的科学家。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是化学家、大学校长。两个最着名的委员A.V.希尔和布莱克特都是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希尔是世界最着名的生理学家之一，1922年曾获诺贝尔奖；布莱克特是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学生，当时只有37岁，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秘书A.P.罗维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后来以英国战时研究机构中最着名、最有成就的无线电通讯研究机构的总指挥而闻名于世。蒂泽德委员会被称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小而效果最大的委员会之一。它在雷达的研究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研制雷达的决定，并为推进雷达的研制进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沃森？瓦特的雷达研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使得英国在后来的大不列颠战争中抵御住了**德国的疯狂空袭。
王大珩深知在当前世界进入高科技发展的时代，科学思维必将在政府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是个做一天和尚就必须要撞一天钟的人。到技术科学部后，他开始接触到许多涉及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对科学咨询问题的思考又促使他下决心要打破这种僵局。王大珩想，如果我们改变被动等待咨询的态度，主动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就可以打破这个僵局。一来能及时地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二来也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研咨询的重视，使他们看到科研咨询的作用，进而唤醒他们主动向科研机构进行咨询的意识。于是，王大珩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很快，科学咨询便在科学院内部形成了风气。科学院把科学咨询纳入了议事日程，在各学部中都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要求各学部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科学咨询工作逐渐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对高层和决策机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是王大5行从学科科学家到战略科学家转变的重要过程。从这时起，王大珩开始从局部思维走向全局思维，开始站在国家科学战略的高度，紧密关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主动为政府、为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咨询。
晚年之后，王大珩曾提出过很多有利于国家科技发展的建议，其中大多数建议都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重视并最终被采纳：
1986年，王大珩执笔，联合四位老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促成并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863计划”
1988年，王大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应恢复政协中科协专组的意见》，后在会上得到通过，在政协中恢复了“文革”前的科协组。
1989年，鉴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王大珩与王淦昌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此项建议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后实施。
1989年，在王大珩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我国颜色标准委员会，最终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定了法定颜色标准。
1989年，王大珩和七位学部委员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再次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工程界盼望已久的中国工程院遂于1994年正式成立。
1993年，王大珩提出了加强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纳米技术研究。
1996年，王大珩与几位科学家联名建议并协调促成了设立在清华大学的单原子分子测控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2001年，王大珩与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
2003年5月，温家宝到王大珩家中看望王大珩对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再一次就此问题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恳切陈词地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大飞机，要以大承飞机的研制发展带动众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和诸多基础学科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2004年，王大珩以九旬高龄回复《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发展纲要》，为国家科技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晚年的王大珩仍旧毫不落伍，他始终紧密关注世界科技的前沿发展，密切关注科技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站在这个高度积极主动地为国家高层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许多重大决策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最伟大的人
19世纪的着名物理学家瑞利晚年时，他的儿子问他对赫胥黎所说的那句话“在科学界一个60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有什么看法。瑞利想了很久以后回答说：“啊，我想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至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赫胥黎之所以那样说，就是因为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到了晚年之后，往往会故步自封，失去了对新事物的敏感，容易与新的思维发生冲突。所以端利说，他只做自已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
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谈到瑞利的回答时说：“我认为爱因斯坦、狄拉克和海森堡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爱丁顿肯定说不出这种话的。端利说的话中，含有某种谦虚的精神。……我认为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是持续进行科学探索的先决条件。”
能持续地进行科学探索是每个科学家的愿望，但能始终追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持续保持科学探索的能力其实很难。如果没有钱德拉塞卡所说的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的某种谦虚精神，就不可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汲取营养，永远保持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