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考上了三所大学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王大珩上的每一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赫赫有名，都有一段可与人目说的历史。
王大珩5岁上孔德学校读书时，孔德学校建校还不到三年。这所学校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学者于1917年创办的。当时正值“五四”前后，中国的教育改革方兴未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积极从事中法两国间教育事业的交流，试图为中小学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就与诸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创办了孔德学校。
学校的名字“孔德”，取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姓。孔德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他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又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思想理论当时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年轻时的居里夫人就曾深受影响。虽然居里夫人后来并没有走上社会学的道路，而是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里夫人一直自称自己是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学者们用孔德的名字来为学校命名，求“科学实证”之意，无疑表明了他们进步的思想倾向。蔡元培先生曾在一篇演说中阐述孔德学校的办学宗旨：
我们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
得新文化运动之先，孔德学校的教育带有明显的民主科学的清新色彩，许多教育举措在当时都走在了前面。在北洋教育部1919年颁令国文改国语之前，孔德学校就已经开始使用国语教科书了。当时，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陈大齐等北大教授，还以“新教育研究会”的名义为孔德学校编写了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课本。课本的内容有短语、儿歌、故事等，每个字都有注音，还配有徐悲鸿画的插图。在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中先教注音字母，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
孔德学校堪称北大的子弟学校，蔡元培任名誉校长，主持校务的是北大中文系马九先生马隅卿，沈尹默则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创办之初，北大的沈尹默、马幼渔、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等许多知名教授都曾在孔德兼课。当时许多北大教职员的孩子也都在孔德读书，其中有蔡元培的女儿、胡适的孩子、钱玄同的儿子、***的儿子、沈尹默的儿子、周作人的儿子等。那时孔德学校拥有超过20亩地的校舍和藏书604万册的图书馆，连鲁迅都曾到这里来借书査资料。
孔德学校的学生中后来很是出了一些名人，钱三强、吴祖光、启功、吴祖强、于是之、石评梅、陈香梅等都曾在孔德就读。仅王大珩的班上就有钱三强和启功。当时，王大珩和启功还同桌过。虽然王大珩是每天走路上学，启功是乘皇家的轿子上学，但并不妨碍这两个不同阶层的学生相安无事地坐在孔德的同一条板凳上。大概谁也不曾想到，当年孔德学校的一条板凳上竟会坐出两位中国当代大家：一个大科学家，一个大书法家加文物鉴定家。
初中王大珩上的是北京汇文中学。
汇文的历史更为悠久，创建于1871年的清同治十年，是中国最早的教会中学。王大珩上汇文中学时，汇文就已经建校50多年了。当时，汇文的登籍学生不仅遍布全国各省市，甚至远及国外，有日本、朝鲜、巴西、美国、英国、俄国等多国留学生。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就是在1918年由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的。
汇文起初一直是由美国人当校长，王大J行进汇文之前，曾有7位美国校长在汇文任职。王大珩上汇文时，校长已经由中国人高凤山先生担任了。高凤山先生就是汇文培养出来的，他曾在汇文读书’获汇文大学文科学士。后去美国’获美国西北大学文科硕士、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人们都说，凭高凤山校长的学历，他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或者做买卖发财，是完全可以的。还说曾有朋友请他到美国协助搞实业，但被他拒绝了。高凤山是立志要在中国办教育，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任汇文校长长达23年，把毕生精力都倾注在了中等教育事业上。
汇文的校训很出名，“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个校训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1919年为汇文中学题写的。高凤山校长职掌汇文之后，又提出了“全人教育”的办学宗旨，要求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个完全人”据说，当年汇文学校的活动非常丰富，仅运动场里就有48种运动项目。每天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待在屋子里。高凤山校长有句名言：“Astrcmgmindinastrongbody(健全的头脑只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这句名言至今还被老汇文校友们津津乐道。
汇文的学生果然如高凤山校长期待的那样，出了很多各界精英——彭雪枫将军就是汇文的学生。他1926年转入汇文读书，还担任过中共汇文中学党支部书记。从汇文出来的革命家中还有着名的佩剑将军张克侠和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汇文在学界的名人更多，其中有科学家、教育家、作家、戏剧大师、国文大师等。据说，仅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就有30多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王大衔。
王大珩在汇文初中毕业时的成缋十分优异，算学和科学两科都考了第一名，顺利进入了汇文高中。但上高中后不久，父亲就调动工作去青岛天文台了。见父亲只身去青岛，家仍旧留在北平，王大珩心里很是高兴。终于可以躲开父亲，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但没有想到父亲却决定把王大衔也带到青岛去，让儿子跟在自己身边，以便继续督促指导他读书。王大珩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跟父亲去，但他知道自己拗不过父亲，知道在这个家里谁也拗不过父亲，只好怏怏地随父亲去了青岛，进青岛的礼贤中学去读书了。
礼贤中学是德国人理査德？维尔海尔在1900年创办的，是青岛着名的教会学校。对理査德？维尔海尔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若提起维尔海尔的中国名字卫礼贤，中国人就十分熟悉了。卫礼贤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他于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
在中国期间，卫礼贤一直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并与康有为及清末学者劳乃宣等人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曾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出版。卫礼贤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后，曾对继弗洛伊德之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卫礼贤尊孔敬儒，因此取“礼贤”二字为自已的中文名字。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中学，就是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
因了卫礼贤，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礼贤中学就很有了些不同。最显眼的是在学校的西花园中建有一座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卫礼贤为表达自已尊崇孔夫子的意思而执意要求建造的。藏书楼中珍藏着的大量古今中外书籍，为这所普通的中学创造了浓厚的治学氛围。卫礼贤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要求“凡入校习德文的少年，必须精通中文”，这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清朝末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礼贤中学也因此成为北方一所知名的新型学堂。当年，清政府因卫礼贤办学卓有成效，还曾颁御旨赏给了他四品顶戴。
王大冲在礼贤中学读书时，卫礼贤已经回德国去了，在任的校长是着名建筑师刘铨法。刘铨法也是个很值得言说的人，他从1923年开始担任礼贤的校长，在任30年竟从没拿过一分钱的俸禄。刘铨法靠建筑设计养家糊口，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上，把礼贤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礼贤是青岛最好的学校，师资力量极强，教师中多有外籍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单就王大珩班上来说，教物理课的就是一位瑞士籍物理学博士，教化学课的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而教地理课的则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博士。还有一对德国夫妇负责英语教学，丈夫是博士，王大珩记得那位妻子的英语发音十分标准，是地道的伦敦口音。在这些教师中，王大珩最喜欢的就是那位教物理的瑞士先生。这是因为瑞士先生总是能想方设法为学生们做出种种有趣的物理实验，这在当时落后的教育条件下，是其他任何同类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回想起来，王大珩就是从那时起，喜欢上了实验，养成了动手的习惯，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2年，王大珩于礼贤高中毕业。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一口气报考了三所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过了不久，报上陆续刊出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竟被这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在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的榜上，王大珩都占据着第一名；在清华大学的榜上，王大珩排在第十五名。
“当然要上清华大学！”父亲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断然说。
离家去清华上学之前，王大珩来向父亲辞行。父亲仍旧硬着脸，冷冷地端坐在自已的座位上，不动，也不出来为儿子送行。只是，父亲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儿子，就那样默默地看着儿子，看着儿子走出了自已的视线，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最崇敬的先生——叶企孙
17岁的王大珩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站在清华大学的校门前。
他仰头看着门楣，对着出自清末要臣那桐之手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定了定神，这才迈步走了进去。进入绿荫浓重的校园，穿行在这座从前的皇家园林中间，王大珩忽然想起了考清华时的作文题目——《梦游清华园记》，不由微微笑了起来。这个题目出得好，王大珩想，它让那些渴望走进清华而又从未见过清华的学子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先在自己心目中的清华园里自由翱翔了一回。如今，王大珩终于走进了清华园，走进了这个自己曾经梦游过的地方，走进了这个托举自己梦想的地方。
在报到处，王大珩看到有位先生正在接待想要上物理系的学生。每来一位学生，这位先生都是先査看分数簿，査完分数后再决定是不是给对方办手续。分数合适的简单问几句就给办手续了，看到分数不合适，就诚恳地劝说对方放弃，直言相告学物理会面临许多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结果很多想进物理系的学生都在这位先生的劝说下自动放弃了。也有个别不愿意放弃的学生，怀疑先生嫌自己分数低，缠着先生问分数。但先生就是不肯说出分数，只是一再劝说。很明显，那位先生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王大珩忍不住悄悄问身旁的人这位先生是谁，当听说他就是叶企孙先生时，不禁十分惊讶。王大珩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叶企孙先生，因为父亲对叶先生十分推崇，所以王大珩也一直渴望见到叶先生，没想到刚进清华园就遇到了叶企孙先生。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叶企孙先生，见先生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起话来多少有些口吃，但目光聪明敏锐，表情和蔼真诚。轮到王大珩时，他心里紧张极了，生怕自己会被叶先生拒绝，一时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査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问就给他办了手续！王大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才踏实下来。
王大珩十分幸运。他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时候，正是清华物理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集中了一大批包括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人在内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理学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不仅授课有方、教学能力极强，还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如此强的师资阵容和能集教研与科研于一体的办学条件，在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实属凤毛麟角。但在清华物理1937年春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
系的所有师长中，对王大珩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叶企孙先生。
叶企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曾在早期的清华学堂讲授过国学课程。叶企孙先生留学美国，获得过芝加哥大学理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就与导师合作测定出了普朗克常数数值，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16年之久。叶企孙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极深的先生。他思维敏捷，教学方法灵活独到，讲课从不给学生们宣读书本上的内容。他虽有很重的上海口音而且又口吃，但却丝毫也不影响他把那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晰易懂。叶先生负责讲授的热力学是最难懂的课程之一，但他极善于把握关键，每当讲到重要的地方，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重复讲解，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叶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十分注重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开拓学生的眼界。他讲同一个课题，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相同。因为他总是要在自已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这种授课方式很接近国外那些高水平的教授。叶先生的考试也与众不同。他常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学生出不同的题目。有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先生给王大珩单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着，让王大珩先把这本专着看完后，再根据专着中的论点写出一篇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接过叶先生递过来的专着时，王大珩心里直打鼓，他只在礼贤中学学过一点点的德文，凭自己那点可怜的德文底子不仅要读完这本专着，还要读出自已的见解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但叶先生却毫无通融余地。逼得没有办法，王大珩只好起早贪黑，整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那本专着啃了下来。结果，这次统计物理学的考试使王大珩的德文水平在极短时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为王大珩打下了良好的德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