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大班终于屈服了，悄悄地在一个夜晚将妻子送到澳门。
李鸿章因此事受到清廷“任事经心”的嘉奖；而那个出借小轿的行商谢治安，则被送进大狱，再也没有出来。
为什么如此一件事，当时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还要从中国社会谈起。自秦朝开始，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未断，之所以延续不断是得力于一套独特的注重礼仪的道德传统。这套礼仪性传统把社会伦理规范、原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套社会伦理规范、原则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就是以忠君为基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系列，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三纲五常把妇女压到社会的底层。封建统治者极力压低妇女的地位：缚小脚、住闺阁、男女授受不亲。这些规矩经几千年的运行，人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番妇”就不同了，不仅出入于宴会、舞会的公开场合，而且越是此种场合穿得越袒胸露背。封建统治者认为如若此风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袒胸露背的番妇们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她们可能成为中国伦理体系那串多米诺骨牌的首张。如若允许“番妇”上岸，番妇的作为影响到中国妇女；妇女地位上升，直接威胁到“夫为妻纲”；此纲一垮，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焉能存在？以至盛行不衰的整个王朝都要倒塌。因此，首要之事，莫过于驱逐番妇。于是，从乾隆中期的两广总督开始便精心制定包括限制外国女人在内的“防范外夷规定”。历经近百年，规定也越加详实，“番妇不得入省”从规定中的末条也渐次升居二条。其他规定形同虚设，但禁番妇人省，却公认是始终如一地被严格执行了。
然而，靠多米诺法理论建立的防线，并没有阻挡住清朝的灭亡。广州“番妇”事件后不到十年，英国人靠炮舰粉碎了清廷的梦幻；1911年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本身也成为历史上的一页。
今天，多米诺法式的错误推论不能说绝迹了。就说对小孩的教育，现在有多少家长不是“望子成龙”。什么算“成龙”？要事业成功，生活幸福。怎样“成龙”？那就要从有好工作推起：要有好工作，得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得进好中学；要进好中学，得要好成绩；好成绩怎样来，要从小做起。为达此目的，家长们恩威并施，赏罚兼用，让小小的孩子背上重负：整日整日在读书，没完没了的作业剥夺了孩子们的时间，压抑了孩子们好玩的天性，埋没了孩子们的兴趣。难道其中没有多米诺法理论的影响吗？
6．绝对二分
二分法本来是划分事物的一种简单方法。通过二分法，把待认识的母项类分为两个子项，两个子项外延完全不同而内涵相反，两个子项外延相加等于母项的外延。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具有全异的矛盾关系的划分中。比如，景阳岗上的武松与老虎，两者是矛盾关系，可凭二分法，得出二种结果：老虎吃掉武松；武松打死老虎。战场上的敌我战斗也是如此。
绝对二分，指将二分法的作用范围无限推广，不考虑认识对象的具体状况，把复杂的认识对象全部纳入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的认识框架中加以解释和论证。结果是把复杂事物简单化，把相容事物不相容化，把多极事物两极化。貌似辩证法，实则诡辩术。
这种诡辩术的“绝对二分法”与辩证法讲的“二分法”是截然不同的。辩证法的“二分法”是“二点论”，指在研究复杂事物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在研究某一个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二点论”是全面地分析矛盾的方法，而“绝对二分法”虽冠有“二分法”之名，实则是哲学上讲的“一点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可看到有的人在教育年轻人正确对待恋爱、婚姻时，常常说：
“年轻人嘛，一个是专业，一个是爱情，二种选择在面前，只能以事业为重，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不要谈恋爱。”
爱情和事业之间本来并不是矛盾的反对关系，两者具有相容性，处理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影响。而这些人却有意说成是不相容的矛盾关系，实际是“绝对二分法”的诡辩。
当然，这种简单的“绝对二分法”，有时能简化认识的复杂过程，直指中心问题。孩子们在看电影、电视时，往往把影片中的人物简单地分成“好人”和“坏蛋”。有此简单划分，容易抓住故事主题，适合孩子们的认识特点，有助于他们辨别是非。
明朝浮白齐主人曾写过一个《惧内都统》的故事：
唐中令王铎，甚惧内。因黄巢兵近，为都统以镇诸宫，止姬妾相随，其内未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骇谓从事曰：“巢贼渐渐近南来，夫人又悻悻自此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巢。”公亦大笑。
幕僚们运用“绝对二分法”制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笑料。
7．计算蒙骗
数学计算本是属于精确科学的，它能准确地反映事物的量。但这种计算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则进行才能有效，如脱离具体事物不同的发展状态和运行情况，把一般的计算规则故意套用到特定事物上，就会造成诡辩，就这是计算蒙骗法。
明人冯梦龙曾写过《较岁》的故事：
一人新育女，有以两岁儿来做媒者，其人怒曰：“我女一岁，渠儿二岁，若吾女十岁，渠儿二十岁矣。要得许此老婿？”妻闻之曰：“汝误矣，吾女今年一岁，明年便与彼儿同庚，如何不许？”
故事中夫妇俩人的计算过程都对，但用错了对象。夫者认二岁儿大其女一倍，会永远大此倍数，永不变；妇者只认小女年岁可长，彼儿可不长，都闹出了笑话。其实两者同步长矣。“此女”长一岁，“彼儿”也只增一年，这是人的岁数的增长规律，其他任何算法都是故意为之，不能反映客观现实。
具体应用的计算蒙骗法则不是这样简单，具有多种形式：
偷换词义法。冯梦龙在另一篇《杂语》中谈及用此法编撰的故事：
或问：“孔门七十二贤人，已冠者几人？未冠者几人？”答者曰：“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问：“何证？”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
《论语》中五六、六七人是指少数人，故事中偷换原意变成乘法的乘数与被乘数。
故意漏项法。日本野崎昭弘在《诡辩逻辑学》中说到一个例子：
一个贵妇人，花了一万美元买了一个漂亮的戒指。可是第二天她又到同一个首饰店来说：“昨天买的戒指不称心。”说完，顺手拿起一个价值二万美元的戒指抬腿要走。店员大吃一惊，挡住她索取一万美元的差额。这位贵妇人大怒道：“怎么？还少一万美元？我昨天不是给你们一万美元了吗？今天又还给你们价值一万美元的戒指，加起来不正好是二万美元吗？”
贵妇人用的是故意漏项法。昨天，贵妇人是交了一万美元，但同时店方也付给了戒指，已经钱货二讫，结清了。今天，贵妇人故意遗漏店方已付货结清一万美元的事实，造成只是交钱的假象。
同书中另一个例子也是用此法得出的：
在一个只有十二个单间的小旅店里，一天来了十三个旅客。店主人心肠热，千方百计要使客人都住下。他预定让最后来的那位旅客先到1号房间，其余的客人按来到的先后顺序，依次分配到每个房间，每房间一人。
这样，只有一号房间住进了二个人，而且第三个来的进了2号房间，第四个来的进了3号房间，第五个来的进了4号房间，以此推类，第十二个来的住进11号房间。
最后，店主人又把最先住进1号房间的“最后来的”那位旅客，带到空着的12号房间。如此这般店主人顺利地把十三位旅客平均每房间一人地安排到十二个房间中。
故事中，店主人安排得头头是道，但无论怎样计划，怎样调动顺序，把“十三位客人平均每屋一人地安排到十二个房间中”都是不可能的。问题出在“1号房间住进了二个人，而且第三个来的进了2号房间”这句话中。按店主人的预定计划1号房间的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到达的旅客，另一个是第十三个到达的旅客，而2号房住的是第三个到达的旅客，1、2号两房间均没有第二个到达的旅客，整个安排把第二个到达的旅客故意遗漏了。
债权颠倒法。现实中还可看到这样的例子：
甲：“借我五十元！”
乙：“我只有四十元！”
甲：“好吧，那就给我四十元，你欠我十元吧。”
甲本来是债务人，经计算蒙骗倒成了债权人。
对这种靠计算进行诡辩的人可运用归谬法反驳。归谬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从对方的论题出发，引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从而证明对方的论题虚假。
《笑话大全》中有一篇《报灾》的故事：
某县知事，性贪酷，尤恶人报荒求减免税。某年，江南大水泛滥成灾荒，村民推举一老农去报荒。老农来到县衙，知事问他：
“麦收几成？”老农答：“一成。”
“稻毂呢？”
“三成。”
“杂粮呢？”
“二成。”
“其他呢？”
“余不堪言。”
知事听了大怒道：“定例四成以下，始准报荒。今已满六成，何得妄报，真是大胆刁民！”
老农道：“我活了一百八十岁，还没遇到过如此大灾哩！如何不报？”
知事看看说：“胡扯，你怎么活了一百八十岁呢？”
老农掰着指头说道：“大儿子五十岁，二儿子三十岁，小儿子二十岁，老汉我八十岁，合起来正好一百八十岁，一点不胡扯！”
知事拍着桌子说：“哪有如此算法。”
老农说：“老爷息怒！老爷您刚才计算收成，不也是这么算的么！”
知事无言以对……
8．混淆因果
因果关系是反映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对范畴，因果观念也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必不可少的逻辑条件。事实上，没有无果之因，也没有无因之果。原因对结果而言，原因就是结果的论据。但并非任何联系都是因果联系，只有那种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必然联系才是因果关系。如生拉硬扯把不具有上述条件的联系冠之以因果关系去立论，就是混淆因果关系的诡辩。
混淆因果的常用手法，是用时间先后划分因果，居前为因，在后为果。确实，因果关系一般具有前后相继的顺序性，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但并非所有前后相继的现象都构成因果关系。比如，生与死是前后相继，就不能说生是死的原因，死是生的结果。昼与夜、秋与冬、早与晚等也是如此。而且具有因果关系也并不一定在时间上是先后关系，有时同时并存也可以是因果关系。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作用，是海洋潮汐的原因，海洋潮汐是月球对地球引力的结果。二者是同时并存，但它们是因果关系。外力对物体的作用引起运动加速度也是因果关系，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同时的，但逻辑上有先行和后续，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
虚拟原因是混淆因果关系的第二种方法。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因果关系成为人与外界接触认识的主要观念。但过去生产力低下，认识水平有限，认识不了事物发生的根本原因，只得靠联想和猜测虚拟出原因。过去的人认为，人的名字非常重要，名字表现着个人和祖先的联系，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体现的属性是紧密相联的。名叫富贵，今后必大富大贵；叫个狗剩，今后必然好养；起个连弟，就能生个弟弟。现在看名字不具有这种神乎其神的作用，名字只不过是具有一种标签的作用，靠这种标签让我们从人群中互相区别出来。人的一生的情况是自己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与其名叫什么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名字的作用是虚拟的，就像供财神不能保你发财一样。我们知道过去的人还很为自己的影子担心。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他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在劫难逃。所以，对他影子的任何侵害都意味着对他本人的侵害。靠这种观念，有的地方甚至认为，踩了谁的影子，就被认为是对他的致命威胁；用钉子或刀子扎别人的影子就是杀人犯，当场抓住要立即处以死刑。影子有如此大的作用，能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人人都小心翼翼。晴天时，中午无人敢出门，因人影短了或没有了。今天看，这也是虚拟原因，已经无人相信了。但影响还是有的，没看到多少家庭，小孩一出世，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还是父母的一项重要任务。再有，许多代表“吉利”的数字、号码、日期也是许多人争夺的对象，似乎168、888等本身能转换成货币。
倒因为果也是混淆因果关系的手法。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果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倒因为果就是把相对确定的原因当作结果，把相对确定的结果当作原因。在微生物与有机物腐败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物腐而虫生”深信不疑，直到1688年意大利生物学家雷迪的实验才否定这一论断，建立起“虫生而后物腐”的正确认识。前人认为物腐是虫生的原因、虫生是物腐的结果就是倒因为果。
9．统计掩盖
统计是数学的分支，从属于数学。同时，各类具体统计又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有关，靠人对这种现象认识而定。所以，各种具体的统计方法，既具有用数字表示的精确、清晰的形式表达，又可以有种种人的谬误掺杂其间。搞诡辩的人往往利用统计法的精确表达形式，偷偷地在统计方法、概念、数据名称的制定等方面来做文章，诱使人们上当。
有一个靠平均数骗人的故事，说的是工人萨姆求职的事：
这天老板吉斯莫对来求职的萨姆说：“我们这里报酬不错，平均每周300元薪金。你在学徒期间每周拿75元，不过很快便可以加工资。”
萨坶于是来工作了，可是没过几天，便求见老板说：“你欺骗我！我已经找其他工人核对了，没有一个人的工资超过每周100元，平均工资怎么可能是一周300元呢？”
老板说：“啊，你不要激动，平均工资确是300元，我这里有一张表记录我付出的薪金。我得2400元，我弟弟1000元，我的6个亲戚每人250元，5个领班每人200元，10个工人每人100元，总共6900元，付给23个人。对吧？”
萨姆：“对，对，对！你是对的，平均工资是每周300元。可是你还是蒙骗了我。”
老板：“我没蒙骗！你实在是不明白。我已经把工资列了三个表，并告诉了你，工资的中位数是200元，可是这不是平均工资，而是中等工资。”
萨姆：“每周100元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板：“那称为众数，是大多数人赚的工资。老弟，你的问题是出在你不懂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之间的区别。”
萨姆：“好，现在懂了。我……我辞职！”
故事中有三个数字：平均值、中值、众值。萨姆上当在于把平均值误为众值。在这个小公司中，由于有少数人工资极高，平均值与大多数人赚的工资数有相当大的差异，萨姆注重的应当是众数。老板靠混淆平均数和众数的区分引得萨姆来此工作，但一旦搞清其中的名堂，骗局也就结束了。
由于人们选定的统计标准变化，抽样类别不合理或错误抽样，有时会造成统计数字并不反映或歪曲真实情况。
如抽样不准也会造成统计偏差或谬误。
十九世纪末美西战争期间，美国一些统计人士依据统计数字得出：战时在海军服役的军人比一般居民安全，因海军死亡率0．9％，而纽约居民死亡率是1．6％。
显然统计者没有把海军军人是健康的年轻人，而居民则包括老、幼、病、残在内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