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天津进出口贸易多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直接进出口贸易很少，1867年前天津市场上的外国货物几乎要通过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口而来。据记载：“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为了省钱，北方的许多中国商人派人来上海采购这些纺织品。”直到1875年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为当年进出口贸易值的23.37%，有76.63%的进出口贸易值要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1889年直接进出口贸易值为进出口贸易值的17.66%，竟有82.34%的进出口贸易值要经转口出入。1899年分别是32.77%和67.23%。直接进口洋货值比重更小，1878年为洋货进口总值的9.93%，有90.07%的洋货值要从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口而来；1899年分别是26.56%和73.44%。“1894年，天津进口洋货净值2177万（海）关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仅455万（海）关两，而由上海转口输入的则达1311万（海）关两，达天津进口总值的60%。”土货直接出口值占土货出口总值1879年为0.17%，1899年是5.6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天津外贸成了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尽管19世纪80年代起天津外贸有了较快发展，直接贸易由1889年占进出口贸易值17.66%上升到1899年32.77%，经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贸易在减少，但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间接贸易，始终占了这一时期天津外贸的主要部分。
这种情况出现：第一，天津当时尚不具备直接对外贸易条件。1881年前天津没有银行，贸易资金、贸易结算、货币汇兑全得在上海解决。经营天津对外贸易的洋行多是上海的外商洋行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或代理行，天津对外贸易实际上就是上海外商洋行对外贸易的组成部分。中国商人所从事的天津对外贸易大多是在天津同外国商人或洋行进行的，也有在上海同外国商人或洋行进行的，少有直接同国外贸易机构或商人进行的，就是天津外国商人和洋行与国外贸易机构直接进行的贸易也不多。第二，天津与腹地交通运输条件很差，远洋航运又不发达，航行欧美国家船只多在上海起航。当时天津港口码头及海河航道条件不佳，远洋货轮多不能驶入市区河岸码头。第三，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基地，是中国沿海、远洋航线最适中的港口，是东方国际货运终起点之一，各国“凡行销北方及长江各埠之洋货，辄先运沪存储，以便转运外埠”。从上海转运到华北各口岸的进口货值1877年占了上海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的20.73%，1887年升为30.57%，1894年是22.97%；华北各口岸经上海转出口的货值，1877年占上海出口总值的13.15%，1887年为27.07%，1894年是19.33%。第四，上海是列强对华侵略掠夺最大基地和大本营。上海外商洋行1859年已达75家，其中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就有62家；上海外商银行1860年已有6家。此外，外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商店、行栈以及从事贸易活动的机构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