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1）。王曰：“叟（2）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3）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4）？’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5）利而国危矣。万乘（6）之国，弑（7）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8）。未有仁而遗（9）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章句上》（10）
【注释】
（1）梁惠王：即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惠王，名罃，公元前369～公元前319年在位，死后谥号为“惠”。魏国都城原来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因秦国的压力，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
（2）叟：老人家，老丈，古时对长者的尊称。
（3）仁义：“仁”是儒家道德观念的核心，为各种美德行为和谐的基础。“义”，儒家学说中思想行为的范式标准。仁义的观念是孟子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为《孟子》言说的枢纽观念，是人行于世的最高理想。
（4）大夫：先秦时期等级名称，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家，大夫的封邑，不是指家庭。封邑是由诸侯分封给所属卿、大夫的田邑，其土地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是古时分封制的基本形态。
（5）交征：相互追逐。
（6）乘：一车四马为一乘，专指兵车。
（7）弑：以卑杀尊，以下杀上，古时称为“弑”。
（8）餍：满足。
（9）遗：遗弃。
（10）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是《孟子》首篇篇名。《孟子》共七篇，原无篇名，后人取每篇第一章中的前两三字为篇名。东汉学者赵岐注释《孟子》时，将每篇皆分为上、下两部分，共计十四篇。赵岐还采用汉代经学中的“章句”二字，并为《孟子》划分了章节，后人多从之。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人家，您不远千里而来，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吗？”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提到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大王口口声声地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士大夫口口声声地说‘怎样有利于我的领地？’士人百姓则说‘怎样有利于我自己？’这样一来，上上下下互相争夺权益，攫取私利，那国家可就危险了。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以下犯上，杀掉国君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中，犯上杀死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贵族。在万乘之国里，这些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千乘之国里，这些大夫拥有百辆兵车，不能说他们所获的利益不多了。如果轻义而重利，他们不夺取更多的利益是绝对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做出遗弃自己父母的事，也从来没有行“义”的人会做出背叛自己君主的事。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利益放在嘴边呢？”
【述评】
义利之间的抉择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国家：它西临强大的秦国，东面富饶的齐国，南向凶悍的楚蛮，北靠叵测的韩、赵，与秦、楚、齐三战而北，连国君的太子都做了俘虏。这就是当时的魏国。在弱肉强食、狼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它的生存面临着何等巨大的危机。
没有哪个国家会伸出无私的援手，没有哪个臣子会力挽狂澜。作为魏国国君的惠王已经意识到处境的窘困和艰难。他希望“卑礼厚币以召贤者”引领他看到光明的前程，回归曾经的光荣和梦想。这时候，一位老者姗姗而来，他就是孟子。
也许惠王急于摆脱国家的困境，而这位雍容的老者却过于迂执，所以他们的谈话并不十分投机，但却击中了人性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基本概念，即“义”和“利”。义利之辩从而也成了道德伦理领域的一个基本论题。
“急功近利”，还是“急公近义”？这是一个问题。曾几何时，功名利禄、富贵权势，这些世间轻浮的幻影，消弥了人生丰盈的道德底色；弄虚作假、形象工程，这些社会虚张的泡沫，遮蔽了国家进步的宽阔坦途。
虽然，功利可以满足个体不竭的心灵欲望，功利可以给国家带来期望的物质繁荣，但是缺乏道德基础的个体与群体的发展却如同聚沙而成之塔，势必难以久长，如同空中始建之楼，贻害不可限量。“急功近利”，“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必将让这个社会陷入欲望追逐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些人性的弱点也必将成为西西弗斯的巨石，折磨着人类追求文明的灵魂。
人性的进化是缓慢的。虽然时间置换了时代与社会的格局，但这些人类之于伦理道德的深沉叩问应该说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显得如此沉重。两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欲望是纷争的开始，当然也是和谐的终结。孔子告诉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禀承着孔子的言说，语重心长地告诉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些声音穿过时空的烟尘，警醒着迷茫的人们。
很难想象，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以金钱为自己的华美佩饰，他的未来将是何等的空虚；一个见利忘义的群体，以欲望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其下场将是何等的可悲。当仁不让，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因为它使一切竞争变得有序；当利不让，却无法让我们敬仰，因为它使一切陷入了疯狂。
利见于欲，义得于理。孔子曰：“食色，性也。”可见“欲”为人的本性，同样“利”也是人的立身生存的凭靠，常言说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同样，孟子反对的是“上下交征利”的唯利是图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完全否定“利”的存在。问题在于，什么是第一位的东西？之所以世间众生倾向于“利”而忽视了“仁义”，是因为他们混淆了道德伦理的因果律。
利行于义，义是因，利是果，这才是最完美的一种功利博弈。传统的医药界有一副这样的对联：“但愿世间人少病，何惧架上药蒙尘。”这其实也是义利取舍时的一个小小的写照。为“利”伤“义”、为“利”失“信”、为“利”丧“德”者更是比比皆是，甚至触目惊心。
当然，孟子并不是绝对反对“利”的观念，他所反对的是“上下交征利”的道德状态。利国利民，“计利当计天下利”，这才是计利的最高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达成，需要道德的支撑，需要以普遍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
1938年，侵华日军的铁蹄长驱直入，大半个中国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向不肯做官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号称中国船王的卢作孚挺身受命，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长，负责战时运输任务。
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它凝聚着卢作孚13年苦心经营的心血，也是他实业救国理想的凭借。在抗日战争之初，许多人都为民生公司的出路担忧，但卢作孚却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1938年10月上旬，卢作孚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要求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以延缓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这个命令遭到了卢作孚的拒绝，他知道自己的航运公司应该有更大的用处，而不仅仅是成为长江里的暗礁。
10月25日，武汉沦陷，近在咫尺的宜昌也危在旦夕。此时的宜昌成了一个战时的大仓库，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的9万余吨重要工业物资堆积在宜昌的长江两岸，并有数万人在此等待入川。如果按照普通的航运操作规程，要将如此规模的人员物资运到重庆，时间大概需要一年。当时川江已经接近枯水期，中水位航运时间也只有40天。而此时敌军飞机已经飞临宜昌，日军也在日益迫近，形势十分危急。
卢作孚临危不乱，到宜昌的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并于次日凌晨制订出了“三段航行”的运输方案。这个抢运方案是：从宜昌至三峡为第一段，从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从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这样，运力便会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40天后，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所有器材全部运完。当日寇侵入宜昌时，留给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
在这次震惊世界的大撤退中，诸多的军工企业、航空工业、煤炭、钢铁企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军事器材和人员撤退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强后盾。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曾写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舶被炸沉，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牺牲，76名员工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一半。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那里面的悲壮可以让我们扼腕，但卢作孚的气度胸襟是不是也让我们汗颜呢？国难当头，我们看到的是义利取舍的崇高选择。卢作孚没有见利忘义，没有发国难财，而是用自己十多年的心血来作了一次赌博，目的就是为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谋求一次重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