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第一次柏林危机还推动了美国空军的发展。美国《空军杂志》在1948年9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曾对该军种在危机中的作用进行评价：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美国把空军作为一种外交武器来使用；今天，伴随着作为国家的第一道防线时代的到来，美国空军已经在国际事务中执行了两大任务：一个是被称为“往返于美洲和欧洲的空军”即战略空军的两个B—29轰炸机大队到达英格兰；另一个就是柏林空运……空中力量在外交中的角色也因此被书写。宫旭平：《美国空军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1947—1969）》[于群教授指导]，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44页。柏林空运的直接经验表明军事空运也是一种战争活动，需要有严密的计划和严格的控制，应该由一个有决定权的指挥官负责统一指挥；间接经验则表明军事空运力量能够在和平时期作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手段，是推行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力量。美国空军指挥层更认为柏林空运说明了空军战略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一个扩展全球空军基地的机会；参与柏林空运的军官们更是认为，空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空军快速反应的特点可以与和平时期捍卫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责任很好地结合起来。Roger
G. Miller， To Save a City： 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
p.193.总结和汲取柏林空运的经验，美国开始加强军事空运力量的建设。国防部把军事空运分为战略空运部队和战术空运部队两部分，前者归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担负美国军事力量的洲际战略空运任务，也可用于协助战术空军完成战区范围内的军事调动。美国从柏林空运起开始构建适应其全球战略的环球空运体系，空军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主要力量。在危机的直接影响下，杜鲁门政府开始在军队的整体建设上优先发展空军，国防经费的分配也有意识地向空军建设倾斜。在1948年总计10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29亿分给了空军、40亿给了海军、32亿给了陆军宫旭平：《美国空军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1947—1969）》[于群教授指导]，第41页。，三者比例分别是29%、40%和31%；而在1949年总数144亿的国防预算中，空军获得50亿、海军得到46亿、陆军则为48亿宫旭平：《美国空军与美国全球战略研究（1947—1969）》[于群教授指导]，第42页。，空军所得不但在数额上有了大幅提升，更在比例上首次超过了陆、海二军种。
再者，危机事件对构建美国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影响。杜鲁门总统曾表示：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在不断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的同时扩大自己和盟友的武装联合，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时绝不能让其产生“西方软弱”的感觉。[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著：《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第99页。可以说第一次柏林危机促使美国决心加强西欧的防务，成了西方共同防御联盟迅猛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西德]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著，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1973年学员合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页。
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主要将欧洲力量格局的平衡视作政治和经济问题，华盛顿尽管对苏联人在东欧的行为甚是不悦，但直至1948年初他们也不认为自身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并感到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发生战争的几率微乎其微，华盛顿甚至深信在欧洲没有美元不能缓和的问题。此外，由于与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缔结军事联盟对美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政府担心国会中的许多议员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上述思维直接体现在美国的实际行为中，例如在1947年12月面对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强调“希望美国能对欧洲的军事联合提供援助”时，国务卿马歇尔明确表示，同时在国会争取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贷款和对欧军事援助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在国务院内部也就贝文的要求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乔治·凯南为代表主张美国在鼓励欧洲建立联盟的同时与之保持距离，最多答应单方面保证但决不承担义务；另一派以西欧问题专家约翰·希克逊和西奥多·阿基利斯为代表主张参与西欧各国可能缔结的防务条约。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就将美欧联合上升到军事层面还存在意见分歧。
但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却动摇了华盛顿的上述思维。英国抓住苏联实施柏林封锁的机会，为改变美国政府上下对“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只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认知开展了隐秘的“政治攻势”。在英国人的运作下，“苏联在欧洲进行军事侵略的紧迫性”忽然间成了美国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华盛顿政界关于斯大林要用武力赶走驻西柏林美军的谣言四起，似乎美国已经面临着英法在1938—1939年间面对希特勒时一模一样的情形。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87页。当然，更多地体现第一次柏林危机作用于美国对苏联威胁认知的还是其内部思维的变化。美国情报机构在危机影响下也得出了欧洲“武装冲突”近在咫尺的论断，推动了政府对与西欧国家建立军事性联盟关系的重新认识。华盛顿决策层逐渐意识到，侧重于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并不能确保欧洲拥有抵御苏联可能发动的入侵或扩张的能力。Roger
G. Miller， To Save a City： 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
pp.187-188.因这次危机而导致的战争恐惧心理也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和国会议员们开始重新评估美国长期遵循的对外不结盟思想。同时，危机事态还加快了美国将西德融入西方阵营的步伐。1948—1949年是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形成及发展的关键年代，同样也是西德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入西方冷战联盟的重要阶段。第一次柏林危机显示了西方在前德国首都地位的软弱，同样也凸显出西方在面对苏联数量庞大、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时自身常规军事力量的不足。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433页。正因为注意到了这种差距，美国反倒加快了分裂德国、引导西德进入西方冷战阵营的步伐，正如国务院在1948年12月3日对外交活动家哈里曼对德政策提问的回应：“我们绝不能让德国滑入苏联的轨道，不能使德国被塑造成苏联扩张政策的工具；我们当前必须使西德地区与整个西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前者能够为欧洲经济复兴贡献自身的力量。”FRUS，
1948， Vol.3， p.308.
从另一个角度看，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陡然使西欧诸国增加了对苏联的恐惧心理，而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受到了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对西欧国家来说，这场危机再次证明了斯大林及其外交政策的威胁是一种“红色暴政”，并使得这些国家转而寻求美国的保护，促使西欧各国希望在一个联合防御体系内确保自身安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指出：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表现的粗暴和野蛮，使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军事支援，而这一点又导致最后讨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50页。可以说，第一次柏林危机对部分西欧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变相推动着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发展。美国学者约翰·盖迪斯曾表示，危机的讽刺意味在于斯大林在柏林采取的政策，恰恰造成了许多他自己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例如使华盛顿掌握了更为确凿的证据向西欧国家领导人说明苏联的威胁，以促进西方内部有关密切安全合作体系问题的谈判。John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0， p.197.
第一次柏林危机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无一不显露出一个重要的矛盾纠结点——“苏联威胁”。具体而言，苏联的威胁推动着坚定反苏的杜鲁门再次向总统宝座迈进，推动着国会反苏性质法案的通过，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核武器和空军的冷战效用，刺激着美国以对苏遏制为宗旨的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加速形成，引导着对德政策进一步切入反苏轨道。其实，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的前后，美国对“苏联威胁”的解读还停留在政治层面并因此得出了美苏之间“近期无战事”的结论。但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影响下，华盛顿逐渐强化了“苏联威胁”的军事层面含义。当时美国内部的主导观念认为，如果苏联在1948年初操纵的捷克“二月事件”是莫斯科以政治渗透方式在东欧的公然扩张，那么它实施柏林封锁逼迫美英法军队撤离的行为则是对西方的公开军事挑衅。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84页。这种在双方核心利益地区——德国的军事挑衅所导致的危机对抗在走向上具有较大的不可预测性，从而极大提升了彼此走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据此，美国对“苏联威胁”认知的变化动摇了战后初期对苏“有限遏制”的政策思维，开始走上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综合领域对苏实施全面遏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