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永平镇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城池，国民党在这里驻有重兵。红军曾几度攻克号称“八省码头”的商业重埠河口镇，却始终未能拿下过永平这一分割横峰红区与铅山南部山区红区的重要军事要塞，没能实现将赣东北苏区与闽北苏区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
在永平避难的时候，闲不住的我爷爷便给我姑公当下手，给附近的一些老顾客提供上门送货服务。
有天深夜，睡在店楼上的我爷爷被一阵枪声喊杀声惊醒。声音越来越近，子弹不时把头上的瓦打碎一块，碎片和着灰尘像偶尔不小心从横梁上爬掉下来的老鼠那样落到被褥上。透过楼板间的缝隙，我爷爷看到有几个人影跌跌撞撞地从街上跑过，紧随其后的是大队人马追赶过来的脚步声—他们一边开枪，一边叫着喊着。渐渐的，枪声人声稀落下去。待天蒙蒙亮，我爷爷战战兢兢地打开店门，抬眼往街上一瞧，霎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这里那里躺着衣着褴褛打着绑腿穿着草鞋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几条狗在一瘫瘫已经发黑的血中间嗅来嗅去。死者有的嘴里含着一块冰糖，有的手上抓着一块咬了一口的排饼、橘饼或喝了没几口的一个酒瓶，肤色蜡黄，怒目圆睁……还有一次，我爷爷从北门桥上走过，迎面遇上一队士兵押着一个被俘的红军将领游街示众。那人被用铁丝穿透肩胛骨绑在一个用木头做的十字架上，拖着一副叮叮当当的大脚镣，目光如电，威风凛凛地从我爷爷的眼里走过。从所挂牌子的文字我爷爷知道了这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
当时县城看守所有个看管女犯人的女看守，贵溪人，五十多岁。女看守没有亲生骨肉，早年在抚州亲戚家找了个小女孩过继给自己做女儿。女看守的老公患着痨病，一天到晚咳得面青唇紫，气喘吁吁。由于忙于公务，早出晚归，她没有工夫照料病榻上的老公，于是嘱咐我姑公派人每天早上给送碗豆浆去。我爷爷因此认识了女看守母女俩。日子一长，女看守的女儿杨秋梅暗暗看上了忠厚勤快长着一副俄罗斯人面相的我爷爷。
有天早上，爷爷照例去送豆浆，女看守留我爷爷在厅堂里坐下来，将一碗糖水端到我爷爷手里，说：“定坤啊，我年纪大了，衙门里的事不会长久，老公又有痨病，靠不了，你若不嫌弃我们家秋梅呢，我就把她许配给你，到时我跟你们一块过。”我爷爷天天送豆浆来，早已在心里暗暗喜欢上了眉清目秀做得一手好女红的秋梅姑娘，听了女看守的话，羞红着脸点头答应下来。那个叫秋梅的姑娘于是就成了我奶奶。
两年之后，我爷爷把我奶奶接回了洋西湾，一同接去奉养的自然还有我奶奶的养娘，那个女看守。至今我们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总是首先去扫那位老婆婆的墓。老婆婆与我奶奶、我父亲都葬在名叫乌龟冈的同一个山冈上。
我奶奶来到洋西湾老宅里的第二年生下了我父亲。后来连续生了好几个小孩，都早夭了。待十四年后奶奶生下了我叔叔，爷爷便在给我叔叔取了衷钦礼的谱名之外，另取了个“叫叫”的小名，意思希望叔叔的命像叫花子一样烂贱①。又过了五年，奶奶生了我姑姑。我姑姑出生后不久，奶奶就患上了一种奇怪的头痛病，每天早上都疼得在床上打滚，下午又完好如初。这病折磨了她四年之久。四年后的一天早上，奶奶头痛发作，我爷爷去喊她吃早饭，却发现两行眼泪挂在她蜡黄的脸上。奶奶再也起不来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
奶奶去世后，姑姑在哭哭啼啼中被爷爷抱到永平，让我的姑奶奶带。五年后，姑奶奶死于难产，姑姑于是又在哭哭啼啼中被爷爷抱回了洋西湾。
六
我也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与我的母亲相识相爱并最终结为夫妻的。可以确信的是，那原本是一桩很美满的婚姻。
我父亲叫衷钦仁，但地方上人都习惯叫他的小名“树良”。我的母亲姓罗，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大概外公希望接下来生个儿子，所以给我母亲取名叫玉娣。老班人回忆起我父亲时总说他长得像我爷爷，又说我除了个子小了许多之外，长相上也完全是树良的“活印版”。从一张我母亲抱着两岁的我和四岁的我哥哥的老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年轻的时候该是个多么秀气而温婉的女人。那是一张线条柔美的圆脸，眼睛又大又亮，笑容亲切温暖，又粗又长的两个辫子一条顺势搭在耳后一条搭在胸脯上。
外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下渠（距离洋西湾五里）街上的富户。除了乡间有一栋大屋，在向水而建的半边街上还有一栋大宅（那大宅新中国成立后被没收归公，改成了大队的供销社商场）。外公是个歪脖子，这使他看人的样子总有些侧身，给被瞧的人一种不屑一顾的糟糕感觉。他的火暴性子更是让外婆吃够了苦头。他喜欢吃大块大块的红烧肉，外婆一不小心切小了，外公眼一瞪，跟着拳头就会戳过去—戳过之后却又逃之夭夭，像个知道犯了错误的孩子。外公做事也常常让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有一回，他挑担谷子到石塘街去卖，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打翻了一箩谷子，他一来气，索性把剩下的一箩谷子也倒了，挑个空箩筐打道回府。母亲常说，如果不是精明的外婆操持，那个家肯定早叫外公给败了。又说要是败了反倒好了，新中国成立后也就不会划到富农成分里去。不过以我长大后对他的了解，外公其实是个小事马虎大事并不含糊的人。比如说道我爷爷，他就说我爷爷傻，说他不会识时务。说他如果像我爷爷那样在临近解放时傻里傻气贪便宜买田置地，怕是打成地主也不冤枉了。
想必当年母亲能嫁给我父亲也是外公拿的主意。因为外公虽然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很重视子女教育。他准是看准了咱们家是地方上的书香门第，而我父亲当年又是这一带最会读书的人。当年我父亲与我大舅同在永平中学读书，学校的光荣榜上总少不了他们俩的名字。这一点外公不会不知道。后来因爷爷身患重病，父亲不得不中途辍学，提前回家接过爷爷的班。而坚持毕业了的大舅同样未能圆上大学梦。开始都以为是没考上，多年后才从一个大队干部那里得知，大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大队书记永远锁在了他的抽屉里，说：“‘四类分子’的子女读那么多书干吗？还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啊！”
我的父亲母亲当年一定过过一段非常不错的日子。每每回忆起那段生活，母亲眼里总会闪现出一种愉悦的光芒。她说那个时候父亲不仅农活干得漂亮，诸如抓鱼挖笋等副业也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好手。放排运竹到河口去卖，父亲也总是理所当然的撑艄人。每次放排回家，还会买些鸡蛋糕、芋头糖之类的好吃东西。每天收工回来，他总喜欢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轮流举得高高的逗乐。而当母亲每回把又怀孕了的消息告诉他，他总是乐呵呵的，说不怕不怕，生再多的子女他都养得起。母亲说有一年，她还和我父亲一起被评为劳动模范，双双出席了县里的表彰大会。
七
厄运是从我姐姐的不幸夭折开始的。
一天下午，大人们都出工去了，五岁的我姐姐独自一个人在屋后的水井旁边玩。那时，家里门前屋后的角落里长着各种会开花的草，像紫苏、马鞭草、辣蓼草、紫茉莉等。这些草开花的时候，总会惹来一对对或白或黑或花的蝴蝶翩翩飞舞。想是她看见一对蝴蝶在空中飞来飞去，便追着用手去抓，“咕咚”一声栽到了井里去。待邻居紫兰太太闻声急急地赶到井边捞起来，已经断了气。在田间劳作的我父亲闻讯赶回，悲痛欲绝地抱着我姐不停地叫着喊着，往姐嘴里吹气。后又叫人牵来一头黄牛，把姐放在牛背上倒水。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但姐姐还是没能醒过来。
紧随姐姐而去的是我父亲。那是1964年的早春，但对我们家来说，冬天才刚刚开始。
有一天晚饭后，当时做着生产队会计的我父亲，突然被“四清”工作组的人叫了去。当父亲莫名其妙地来到工作组那里，迎接他的工作组组长把他的驳壳枪“啪”地往办公桌上一拍，说：“衷树良，你给我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一向谨小慎微的父亲哪见过这阵势，恐惧得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当天晚上，父亲就把所有经手的账目如数交到队里，让工作组审查。虽然账目上查不出什么事来，但也许是完成革命任务的需要吧，那以后父亲每天在寒冷的深夜都要被叫去例行公事地审讯一番。父亲因此整天愁眉紧锁，不吱一声，成了闷葫芦。细心的母亲想必看到了父亲心底的绝望，每天晚上都叫当时才15岁的我叔叔拿个火囱②跟随父亲一起去，名义上是给我父亲作个伴，实则是怕父亲想不开做出傻事。
那个午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铁一样黑，铁一样冷。父亲和往常一样接受完审讯之后，在叔叔的陪伴下回家。走到途中，父亲突然停下来，说去解个手，叫叔叔先回家。为了让叔叔放心，他还特地加了一句：“很快就回来。”然而父亲却再也没有回到家人身边。当已经怀有六个多月身孕的母亲找到父亲悬梁自尽的牛栏里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走了，这个家也就一夜之间坍塌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孩子们要生存，生活要继续，母亲不久给我们找了一个同样姓氏的继父。继父不光是个文盲，遇事缺乏主见，而且劳动力弱。为此，母亲没少一个人悄悄落泪。
父亲去世后，15岁的叔叔强忍悲痛毅然放弃了初中的学习，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并且主动承担起抚养我的责任，只让我哥哥随母亲去到继父家。三个月后出生的我弟弟，叔叔还自愿负担了多年的口粮。后来，我问叔叔当时为什么选择抚养我，而不是我哥，叔叔叹息道：“你哥比你大两岁，可以早一点帮上劳动力较弱的你伯伯（我继父）。”
因为叔叔，我始终相信，这世界将永远与善良同在；也因为叔叔，我同时相信善未必会要求要有善报。无论在大自然那里还是在人类自身，善良永远都命定是高蹈于苦难之上的花朵。
八
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洋西湾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到又一场更疯狂的政治热浪之中。到了1968年，这场自上而下几乎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政治运动被狂热的民众推波助澜，演绎到了巅峰状态。每次开批斗会，“四类分子”总是首当其冲，他们头戴白纸糊成的用毛笔写有诸如“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打倒富农分子某某某”的尖顶高帽，先是跪在会场的主席台下，接受革命群众的文攻武斗，然后被拉出去，每人手拿一个脸盆、木勺、铜锣之类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沿着村里的大路集体游街示众。他们一边走一边敲着手里的东西，高呼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打倒富农分子某某某”之类的口号，从一个村游到另一个村。最初还只是爷爷外公这些成分高的人组成的游街队伍。后来，连中农成分的我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也被列入了批斗行列。再后来，那些原本批斗别人的革命群众也有不少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献忠，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日益高涨，斗争的手法（比如对付阶级敌人的酷刑）也是花样百出：女的被捆在柱子上，接受革命群众的唾骂与耻笑，让别的女人揪头发、掴耳光，表现她们立场分明的爱憎；男的或被灌辣椒水，或被罚跪在敲碎的瓦砾中间，或被穿牛鼻子吊到晾竿叉上。
余建才是村里那场风暴中死得最惨的一个。他早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入朝作战时，他一上阵地就遇上了最惨烈的战斗。面对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狂轰滥炸和黑压压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扫射冲锋过来的敌人，正闹肚子的他，痛得脸色苍白，全身直冒冷汗。他因此获准回防空洞去歇一歇。当他拉完肚子从洞里出来，外面的情形让他大吃了一惊。所有的壕沟都被炸平了，到处是战友们被焦土半掩半埋的尸体，一个活着的战友也找不到了。等到天黑以后，他只身跑出掩体，去寻找自己的部队。途中碰到两个美国佬在一堆篝火前边吃东西边烤火。心想：不如索性把这两个美国佬干掉，说不定还能立功呢。他心一横，悄悄向那堆篝火爬去。在爬到最有把握的距离时，他端起冲锋枪朝两个美国佬一顿猛扫，而后他取出其中一个的匕首，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撕了一块布包好，摸黑冲出了敌占区，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在逃亡途中，他的一个脚趾被敌人的一梭子弹打没了。正如当初所想，他因此荣立了二等功。在归国时，他和其他志愿军官兵一样，每到一处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许多女孩子举着鲜花大胆地跑上前来献花，和他们拥抱、亲吻。在浙江杭州，一个名叫水珠的美丽女孩竟不顾一切跟着他登上了火车，并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因为水珠长相出众，当时在地方上常惹得不少妇人私底下嚼舌头。说她是妖屄精狐狸精，小心自家老公被她勾了魂去。“社教”最左的时候，村里造反派的头头以私藏武器企图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罪名把他揪出来，用各种歹毒的花招变态地予以折磨，比如把煤油浇在他的阴毛上烧。最终他被人用棍子桶破了肝脏，扛到荒洲用沙土埋了。当水珠提个篮子为在村里挨斗的老公送来菜饭时，那几个打手嘿嘿冷笑了几声，其中一个告诉她：“你不用再送饭来了，我们已经把他送回家去了。”
也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大爷爷衷大坤从大队接受批斗回家，投河自尽了。他的儿子—我的堂叔衷万煌，24年后的1992年在电视上看到一条开展“社教”活动的消息，以为又要像当年那样搞运动。联想到自己的大女儿翠仙曾跟厂长的儿子谈过一段时间恋爱（后因为两人合不来，吹了），厂长要算起这本旧账来，那还得了！万煌叔因此吓得躲进了深山，待家人找到他时，已在一棵树上上吊自尽。
万煌叔年轻时凭着做瓦的手艺被招聘到大队的砖瓦厂当工人。我小时候常到那砖瓦厂玩，看那些被用一块黑旧的围裙布蒙了眼睛的牛怎样把灰白的陶泥踩烂，那些踩烂了的陶泥又怎样被万煌叔他们用手舀了搭上模子飞快地转成一个个桶状的瓦坯，瓦坯又怎样被放在大坪里晾干，怎样被叠进窑里去烧制成瓦。万煌叔在做这些活的时候，总要在腰间系条灰黑色的围裙，星星点点的陶泥会沾上他长有雀斑但肤色白皙的脸。那是一张时常挂满汗珠子的瘦瘦的脸。他做事的时候很少跟我说话，神情专注，动作利索，老是把眉头皱起一点儿，仿佛不皱起眉头做，那瓦坯便会有缺陷似的。我打心眼里羡慕万煌叔熟练的技艺。后来，万煌叔又转到距离洋西湾有十多里路的沙坂硫黄厂上班，我便很少再见到他。
让我深感震惊的是，老实巴交的万煌叔竟会因为“社教”这样一个政治术语的复出而吓得送了命。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