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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自知者名,择其善者

《中庸》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修身是一切开始的基础,也是成功做人做事的前提。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成就如何大的事业、要运用什么样的计谋都必须先“修其身”。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

这句话出自《老子》第三十三章,是《老子》中极富人生哲理的一章,说明了能够知己知彼的人,才能算是明智的,而且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为重要。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最早说这句话的就是老子。“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这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在古希腊一座智慧神庙大门上,写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古今中外的哲学都这样说,可见自知之明对人生乃至人类是何等的重要!

自知之明,就是自己能了解自己,自己能认识自己。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自己,怎能说不认识、不了解自己呢?”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谈论起来头头是道,可做起事来,却常常束手无策,力不从心。有的人了解他人,了解社会,但是就是不会了解自己。人总是免不了要将自己想像得更好一些,要做到有自知之明,事实上是很难的。要不,何以古今中外,都有“人贵有自知之明”之类的劝诫呢!

鲍叔牙是春秋时齐国政治家,他以善于知人而出名。鲍叔牙少年时与管仲友善,相互十分了解。齐桓公即位后,要任命鲍叔牙为相,叔牙辞谢并力举管仲。他说:“您只要治理齐国,我是可以胜任的;你若是想称霸诸侯,非管仲不可。”齐桓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齐国经过管仲倡导的改革,日渐富强并且称霸诸侯。管仲相齐时,鲍叔牙甘居其下,协助他治理国政。

管仲病重时,齐桓公与他探讨下任国相的问题。齐桓公问:“假如你死了,谁接任你的国相好呢?”管仲说:“宁戚是最好的国相,可惜他死得太早了。”齐桓公又问:“那么第二人选呢?”管仲说:“隰朋可以。”接着感叹说:“可惜他的生命也不会太长了。”这时齐桓公奇怪地问:“鲍叔牙不是很好吗?他还是你的好朋友呢,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推荐他呢?”管仲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谁做下任国相最合适的问题。虽然我跟鲍叔牙的私交很好,但国家更重要呀!叔牙性子太直、嫉恶如仇,不适合当国相呀。”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鲍叔牙,说管仲太没有朋友之义了,鲍叔牙却说:“我这个人嫉恶如仇,当丞相会误事,管仲最了解我啊!”

这就是鲍叔牙与管仲的故事。这个动人的故事说明了鲍叔牙的广阔博大的胸怀与自知之明的智慧。在齐恒公要任命自己为相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并推荐比自己更合适的管仲。这不仅是知人之智,更是有自知之明,才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后来管仲不在齐恒公面前推荐他,他知道后也不气恼。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要像鲍叔牙一样看清自我,摆正位置,不要做那些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傻事、蠢事、错事。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都要保持心中平衡。要看到自己的不足,激发虚心学习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楚汉相争时,项羽勇将龙且奉命率领大军,日夜兼程向东进入齐地,救援齐王田广。

韩信正要向高密进军,听说龙且兵到,遂召见曹参、灌婴二将,嘱咐他们:“龙且是项羽手下有名的猛将,只可智取,不可跟他硬拼,我只能用计擒住他。”于是,命令部队后撤三里,选择险要的高地安营扎寨,按兵不动。

楚将龙且以为韩信怯战,想渡河发起攻击。属下官吏向他建议:“齐王田广数万部队已经吃了败仗,又都是本地人,顾虑家室,容易逃散;他们溃逃,我们也支持不住。韩信来势很凶,恐怕挡不住。最好是按兵不动,暂不与他正面交锋。汉兵千里而来,无粮可食,无城可守,拖他们一两个月,就可不攻自破了。”

龙且性高气傲,目空一切,他连连摇头道:“韩信不过是一个市井小儿,有什么本领?听说他少年时要过饭,钻过人家的裤裆。这种无用之人,怕他什么!”

副将周兰上前进谏道:“将军不可轻视韩信。那韩信辅佐汉王平定三秦,平赵降燕,今又破齐,足智多谋,还望将军三思而行。”

龙且把手一摆,笑着说:“韩信遇到的对手,统统不堪一击,所以侥幸成功。现在他碰上我,他才晓得刀是铁打的,我管教他脑袋搬家!”

当下龙且派人渡水投递战书。

为准备决战,韩信命军士火速赶制一万多条布口袋。黄昏时分,韩信召部将傅宽授予密计:“你带兵各自带上布口袋,偷偷到潍水上游,就地取泥沙装进口袋里,选择河面浅窄的地方堆上沙口袋,阻挡流水。等明天交战时,楚军渡河,我军发出号炮,竖起红旗,即命兵士捞起沙口袋,开闸放水,至要至要!”

韩信命众将今夜静养,明日见红旗竖起,立即全力出击。第二天,他又命曹参、灌婴两军留守西岸,自己率兵渡到东岸,大声挑战道:“龙且快来送死!”

龙且本是火爆性子,他跃马出营,怒气冲冲,举刀直奔韩信,韩信急忙退进阵中,众将出阵抵挡。韩信拍马就走,众将也忙退兵,向潍水奔回。

龙且哈哈大笑,说道:“我早说过韩信是个软蛋,不堪一击嘛!”说着,领头追去,周兰等随后紧跟,迫近潍水;那汉兵却渡过河西去了。

龙且正追赶得起劲,哪管水势深浅,随即跃马西渡。周兰看见河水忽然浅了,有些怀疑,急迫上去,想劝住龙且。楚军两三千人刚刚渡到河中,猛然一声炮响,河水忽然上涨,高了好几尺,接着便汹涌澎湃,如同滚筒卷席一般。河里的楚兵站立不稳,被汹涌的大浪卷走,不久便是满河浮尸。

这时汉军阵中红旗竖起,曹参、灌婴从两旁杀来。韩信率众将杀了个回马枪。不管龙且如何骁勇,周兰如何精细,也冲不出汉军的天罗地网。结果是龙且被斩,周兰被擒,两三干楚兵有的被水淹死,有的当了俘虏。

听龙且对韩信的评价,可见他并不真正了解对方。他所听到的无非是韩信出身低微、忍胯下之辱等谗言。低估别人,高估自己,以这样的心态交战,岂有不败之理?

人要有自知之明,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没能力办到的事情,就承认自己没能力。不然的话苦头就有得吃了,弄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们常说自以为是的人最容易犯错误,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实力。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最聪明的人是知道自己无知的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宣公二年》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灵公是个暴君。他征收重税用来彩画墙壁,以满足奢侈的生活;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有一次厨师煮的熊掌不够熟,他就下令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拉出去扔掉。大臣士季进宫劝谏他,话未出口,晋灵公就说:我知道错了,今后一定改正。其实他只是想用这句话来堵住士季的口。士季不知道他的心思,还劝解他说:一个人谁能没有错,有了过错能够改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

可是晋灵公仍然没有改正。赵盾又多次劝谏,使晋灵公感到厌烦,晋灵公便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一大早就去了赵盾的家,只见卧室的门开着,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时间还早,他和衣坐着打盹儿。鉏麑退了出来,感叹地说:“时刻不忘记恭敬国君(指按时上朝),真是百姓的靠山啊。杀害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不忠不信中有一样,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麑一头撞在槐树上死了。

秋天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下武士,准备杀掉赵盾。赵盾的车夫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于是他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唤出了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了猛犬。赵盾说:“不用人而用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他们两人与埋伏的武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为赵盾战死了。

当初,赵盾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有个叫灵辄的人晕倒了,便去问他的病情。灵辄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他留下了一半。”赵盾询问原因,灵辄说:“我给贵族做仆人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现在离家近了,请允许我把这一半留给她。”赵盾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肉,放在口袋里给他。不久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他在搏杀中把武器倒过来抵挡晋灵公手下的人,使赵盾得以脱险。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在翳桑的饿汉。”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退走了。赵盾自己也逃亡了。

后来将军赵穿在桃园杀掉了晋灵公。晋灵公不仅不听赵盾的劝谏,反而心生厌恶之情而迫害赵盾,最后获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虽然这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寓意确实亘古不变的哲理。在生活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改正错误,并引以为戒。也许有时错误会让我们很难堪,为了维护所谓的面子,有些人会一错再错下去,而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最终只能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就像暴君晋灵公一样,知错不改,最终他自己不仅被赵穿杀死了,还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误而不去改正,便是大的错误了。明朝的名臣高攀龙曾经说:“发现过错可以求福,自我反省可以免祸。”所以说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能及时进行改正,这不仅是一种勇气和美德,也是不断完善自我、取得进步的基础。

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在刘秀刚刚建立东汉的时候,就被拜为太中大夫,以后,又代梁王任大司空。刘秀很信任他,曾让他荐举人才,宋弘便推荐了很有才学的桓谭。于是桓谭被召入宫,被拜为议郎、给事中。

桓谭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大学者,而且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刘秀十分喜好音乐,每次宴饮,都让桓谭为之弹琴,久而久之,桓谭在刘秀身边只起了琴师乐手的作用,这不是桓谭的本意,也不是宋弘的意思,使得桓谭十分难堪。宋弘听说此事,心中很不高兴,后悔向刘秀举荐桓谭,既蛊惑了皇上,又坏了自己的名声。

一天,宋弘听说桓谭从宫内出来,便衣冠整齐,端坐府中,派人将他召来。桓谭进来以后,宋弘也不让座,而是怒气冲冲,开门见山地责备他说:“我之所以向朝廷举荐你,是因你有才能,让你以自己的才能辅佐君主治国。而今你只会给君主弹琴,以袅袅乐音使君主高兴,使君主沉溺于此,此非忠正之举。是你自己改正,还是让我依法处置呢?”一番话说得桓谭不住地顿首认错,表示一定要改过。宋弘又责备他好一会儿,才让他离去。

过几天以后,刘秀又召集群臣宴饮,席间,又让桓谭为之弹琴。当时,宋弘也在座,桓谭十分为难,觉得弹也不是,不弹也不是,左右两难。刘秀见桓谭一反常态,非常奇怪,忙问缘故。不等桓谭开口,宋弘便离开座位,跪在刘秀面前说:“臣之所以举荐桓谭,是希望他能以忠正之道辅佐陛下。而他却常使陛下沉湎于音乐之中,这是我的罪过。”刘秀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刘秀能如此自觉的严格自律,知错能改,并尊重人才,尊重别人的意见,实在是一件好事,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难得的。

列宁曾说过:“聪明的人并不是不犯错误,只是他们不犯重大错误同时能迅速纠正错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获得事业的成功,并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断反省自己、完善自己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一个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完善自己,做到见到贤德、有修养的人就要学习他的优点;见到不贤德、没有修养的人,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他的缺点。如果有,就要及时改正。

孔子“见贤思齐”的道德修养原则要求每个人都要光明磊落地做人,心胸开阔,诚实坦荡,对别人在人格上予以尊重。见到贤人,就应该想着向他学习;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反省自己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对不如自己的人就讥笑、轻视,因而沾沾自喜;对比自己强的人就进行贬低,甚至嫉妒、畏惧退缩,害怕与他们交往,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态度。一个人要进步,反躬自省实为重要。为仁由己,所以要严以律己,发生问题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复省察自己的言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多作自我批评。一个肯于反省自己,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是可以信赖,可以托付重任的人。

三国末年的周处是吴国有名的大将。吴国灭亡后,周处在西晋做官,他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后来被派往西北讨伐氐羌的叛乱,战死于沙场。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任性使气,是当地的一大祸害。河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百姓称他们是三大祸害。三害当中周处最为厉害,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害人的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周处立即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蛟龙在水里有时浮起、有时沉没,漂游了几十里远。周处同蛟龙搏斗,经过了三天三夜,当地的百姓们都认为周处已经死了,大家都高兴地庆贺。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死了,而对此庆贺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因此就有了悔改的心意。

于是他便到吴郡去找陆机和陆云两位有修养的名人。当时陆机不在,周处只见到了陆云,他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陆云,并说:“自己想要改正错误,可是年龄大了,日子都已经荒废了,怕是最终干不出什么成就了。”陆云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圣贤之道,晚上就死去也是甘心的。况且你的前途还是很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传扬呢?”周处听了茅塞顿开,他改过自新,通过不断地学习,最后成了一代名将。

周处之所以能够改正错误,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不断反省自我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周处向陆机和陆云两位贤人请教、学习,最终成为名满天下的一代将军。

所以说一个人首先要改正自己的缺点,改正缺点后还要不断地学习,才能有所进步。而自己的缺点应该怎么发现呢?怎么避免像周处年轻时一样,已经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一大祸害,自己却还不知道呢?我们要学会通过观察别人,来使自己得到改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有不贤的人和不贤的事,他们身上的缺点自己是不是同样也有,他们做过的不好的事,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做过。

鲁迅先生也说过:“自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造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也曾有过一段轻狂的年少岁月。15岁时,托尔斯泰读大学文科班。然而,他连续两年不及格,被学校强行退学。不过,他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认真思索,进行了反思。正是在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代文豪,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巨作。

当我们遇到不幸或挫折时,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到底原因在哪里,很多人总是把由于自己造成的不幸归之于命运,有些人总是不愿检讨自己。可是只有那些反省了自己,归结出经验,从而修正了人生道路的错误的人,才能成功。

清代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常受朝臣歧视,御史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

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

从此以后,凡公余时间,都由妻子教他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

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谥他为“勤果”。

一个人有缺点或过失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能够正视它,正视缺失就等于改正了一半的错误。正如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所说的:“追悔可耻的行为是对生命的拯救。”所以说,自省是一种智慧,也是取得成功的必备因素。我们只有学会自省,才能不断地完善自我,进而取得事业上的进步。

自视甚高不可取

盖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

——《抱朴子》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有一个巧妙的比喻,用来说明自视清高的结果。他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像分母,他的实际才能像分数值,自我评价越高,实际能力就越低。”

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颇具才能的人,然而,一些人也因为过于清高与骄傲,从而招致损害。三国时的祢衡就是如此。

祢衡具有很高的才学,要是生逢其时,也许能发挥他的才干,然而他生逢乱世,又清高自傲,结果被杀。

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考虑派一个使者到荆州劝说荆州牧刘表投降。谋士贾诩建议说:“刘表喜欢与有名的人士交往,最好能物色一位著名的人物前去,才有希望达到目的。”曹操觉得有道理,就问另一个谋士荀攸说:“你认为谁可以去?”荀攸回答:“当然以孔融去最好!”

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担任过北海侯国的相,以能写文章与慷慨好客闻名,是当时文学界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曹操点头答应,并嘱咐荀攸去给孔融打招呼。

孔融听到荀攸的话,立即接口说:“我有一位好友叫祢衡,字正平,他的才学比我高十倍。这个人足以在天子身边工作,做一个使者,更不成问题。”后来孔融并没有把祢衡直接推荐给曹操,而是向汉献帝上了一个表,大大夸耀了祢衡的才能。献帝把表章交给曹操,曹操心中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叫人将祢衡喊来。祢衡来后,按例行了礼,曹操却一反以往尊重人才的常态,不给祢衡安排座位。平时颇为自负的祢衡见到这个场面,不觉仰头向天,一声长叹说:“天地虽然这样宽阔,为什么跟前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呢?”

曹操接口说:“我手下有几十位能人,都是当代英雄,凭什么说没有人呢?”

祢衡又笑了一声:“那就说给我听听吧!”

曹操不无得意地说:“荀攸、郭嘉、程昱见识高远,前朝的萧何、陈平,都不如他们。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猛无敌,过去的岑彭、马武,也不是对手。吕虔和满宠替我管文书,于禁和徐晃担任我的先锋官。夏侯惇是天下的奇才,曹子奇是世上的福将。这怎能说没有人呢?”

祢衡哈哈笑了起来:“阁下全讲错了,这些人我都认识,荀攸只是个看坟墓的料子;程昱仅能开开门;郭嘉倒还可以读几句辞赋:张辽在战场上只配打打鼓,敲敲锣;许褚也许能放放牛,牧牧马,乐进和李典当当传令兵勉强凑合;吕虔不过能给人家磨磨刀,铸几支剑;满宠是喝酒的能手;于禁是打砖的泥水匠;徐晃只有杀猪、扒狗的本事,夏侯惇是一个仅能保全性命的将军;曹子奇被人称为只知道要钱的太守。其余都是饭袋、酒桶而已!”

祢衡这一顿讽刺、挖苦,激怒了曹操,曹操呵叱起来:“你又有什么能耐?”

祢衡毫不客气:“我?天文地理门门都能;三教九流样样都知道;辅助天子,可以使他们成为尧、舜;个人道德可以与孔子、颜渊相比,怎能与这些凡夫俗子相提并论呢?”

这时,张辽在旁边,听到祢衡这样狂妄,公开侮辱大家,气得抽出宝剑要砍,曹操止住他说:“我目前正缺少一个敲鼓的人,早晚朝贺和宴会,都要有人敲鼓,就让祢衡去做吧!”

老奸巨猾的曹操企图用这个办法狠狠羞辱一下祢衡,谁知祢衡一点儿也不拒绝,当场答应,告辞而去。张辽恨恨地问曹操:“这个家伙讲话这般放肆,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曹操笑笑说:“这个人在外面有点虚名,我今天杀了他,人家就会议论我容不得人。他不是自以为很行吗,那就叫他打打鼓,丢丢他的人吧!”

第二天中午,曹操在丞相府大厅上邀请了很多客人赴宴,命令祢衡打鼓助兴。原先打鼓的人叮嘱祢衡打鼓时必须换上新衣,但祢衡却穿着旧衣服进入大厅。祢衡精于音乐,打了一通“渔阳三挝”,音节响亮,格调深沉,发出金石般的声音,座上的客人都被激动得情绪热烈,流下泪来,曹操的侍从们突然挑剔地叫道;“打鼓的为什么不换衣服?”谁知祢衡竟当众脱下身上的破旧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里,客人们惊得一齐掩起面孔。祢衡又慢慢地脱下裤子,一直不动声色。曹操看见这个情景,呵斥起来:“在朝廷的厅堂上,为什么这样不懂礼仪?”

祢衡严峻地回答说:“目中没有君主,才是不懂礼仪。我不过是暴露一下父母给我的身体,以显示我的清白罢了!”

曹操抓着祢衡的话,逼问说:“你说你清白,那么谁又是污浊的?”

祢衡直指曹操说:“你不识人才,是眼浊;不读诗书,是口浊;不听忠言,是耳浊;不通晓古今的知识,是头脑污浊;不能容纳诸侯,是胸襟污浊;经常打着篡夺皇位的念头,是心地污浊。我是社会上知名的人,你强迫我打鼓,这不过如同当年奸臣阳虎轻视孔子,小人臧仓毁谤孟子一样。你要想成就称王称霸的事,这样侮辱人行吗?”

祢衡这样犀利地当面抨击曹操,使大家都非常吃惊。当时孔融也在座,生怕曹操一气之下会杀害祢衡,便巧妙地为祢衡开脱说:“大臣像服劳役的囚徒一样,他的话不足以让英明的王公计较。”曹操听出孔融在帮祢衡讲话,事实上他也不想在这宾客满座的场合落个残害人才的恶名。只见他装作肚量极大的样子,用手指着祢衡说:“我现在派你到荆州出使。如果说得刘表来归降,我就重用你担任高官。”祢衡知道刘表是不会归附曹操的,派去的人也会凶多吉少,这分明是曹操在使借刀杀人的伎俩,不肯答应。曹操立即传令侍从,要他们备下三匹马,由两人挟持祢衡去荆州,一面还通知自己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到东门外摆酒送行,真是既毒辣又狡猾!

祢衡大胆地痛斥曹操,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但由于他恃才傲物,往往出语伤人,也不讨刘表喜欢。刘表察觉到曹操有心把祢衡送来,好让自己杀他,既解了曹操的恨,又把杀害贤人的罪责推到自己头上,便也使了一个与曹操同样的圈套,把祢衡转派到生性残暴的江夏太守黄祖那里。果然,祢衡在宴席上讽刺黄祖,说黄祖好像是庙里的菩萨,只受香火,可惜并不灵验,最后被黄祖所杀。

祢衡虽有一定的才智,但过于清高自傲,会树敌过多,于己不利。不知道忍住恃才傲物的心,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这种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个人在工作和处世中,切忌自视清高,因为这样的人不仅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还会影响你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把自己看的太高而贬低别人的行为,注定是你陷入孤立的境地。所以说,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即便自己真有才学,也千万不可自视很高,这种心理是十分不足取的。

借助外物,为己服务

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三十六计·借刀杀人》

这段话的意思是:敌人已经明确,盟友的态度尚在犹豫之中,这时应极力设法诱使盟友去攻打敌人,而无需自己出力。这是从《损卦》卦义的逻辑推演出来的。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却可以借助别的事物增强自己的实力,比如借汽车提高行走的速度,借望远镜扩大视力的范围。学会利用手中所有的工具,一定会令我们如虎添翼,鹏程万里。

公元180年,零陵郡太守杨璇接到平叛的命令,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把军中的能工巧匠召来,让他们按照图纸在10日之内,造出50辆特大马车来。工匠们和部将们看着稀奇古怪的图纸大惑不解。但年近花甲、富有经验、举止儒将风范的杨璇,却成竹在胸,他让工匠、部将们不必多问,按照图纸做车就是了。

工匠们领命去制造马车,一晃10天过去了,马车已全部造好。

杨璇看到50辆大马车如期制作完成,很高兴,便下命令第二天向叛军发起进攻。在进攻前的后半夜里,杨璇命令把新制做好的50辆大马车都装满石灰末,并在所有的军马尾上都系上浸了油的布条。

第二天,战场上刮起了大风。杨璇命令拉着石灰粉的马车走在部队前,让士兵顺风朝着敌阵拼命撒石灰。石灰粉在阵前蔽天盖日。处在下风阵地的叛军被卷着石灰粉的大风吹得睁不开眼,更看不清对方胜的虚实。

杨璇命士兵们点燃了马尾上的布条,一匹匹“火马”惊恐万状,拼命向敌阵飞奔,一下子冲散了敌阵,践踏死伤无数叛军。汉军又组织弓箭手放箭。在这出奇制胜的连连攻击下,叛军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刹时溃不成军。

这时杨璇又命军士擂鼓呐喊,大造声势,使叛军搞不清杨璇有多少人马。在一片灰雾火阵中,叛军被杀得尸横遍野,首领也被乱箭射死。

这就是东汉的杨璇用石灰“火马”攻破敌军的故事,虽然现在已经不必用这样的方式打仗,但是他善假于物的本领对于当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假借他物为自己所用,也是另类思雏的一种表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般人对人的警惕高于对物的警惕,利用这个心理,往往能有所作为。李愬就是用鹅鸭参战的方式给对方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公元817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李愬决定采用突袭方式,雪夜攻打盘踞蔡州(今河南汝南)的叛将吴元济。

强劲北风刮地疾卷,鹅毛大雪当空乱舞。李部披风冒雪,半夜来到了蔡州城郊。李愬正欲发令直扑蔡州城下,突然想到:“自己带了9000多人马,吵杂声非同寻常。一旦被城里吴元济的人听到,岂不坏事?”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李愬仍未想出锦囊妙计。不少将军的眼睛都焦急地盯住了他。

突然,李愬在静静的夜空中捕捉到一句极平常的话:“哎,这儿有一口好大好大的池塘,里面养了好多好多鹅和鸭。”李愬当即连连拍掌:“真是天助我也!我李某人今天要鹅鸭参战。战!壮我大唐军威!”他马上派出一群士兵,每人手操一根木棍子,伸进池塘,举棍乱打,正昏昏欲睡的鹅鸭被揍得生痛,大为不满,放声大叫,以示抗议,声音震天响。李节度使欣然一笑,大手一挥,9000多人马开始向蔡州城进发。人马嘈杂声混入了鹅鸭声,鹅鸭声一阵高过一阵,淹没了人马声。

就这样,全军顺利行进,到蔡州外围的悬瓠城时,已是半夜。雪愈下愈大,李佑冒着雪攀到城墙上,敢死队员跟着爬上,将守门的卫兵杀死,开启城门让李愬的部队进入吴元济的外宅,这些行动全是在雪夜里完成的。百姓们等到天亮雪停了,打开门望见街巷中站满了官兵,才知道城已被攻下。蔡州的邑使赶紧向吴元济报告这一消息。吴元济怀疑地说:“昨天天气奇寒而降着大雪,人马在风雪中赶路不冻死才怪哩,李愬怎可能从天而降呢?想必定是这些兵卒将士因怕冷而回悬瓠城去拿衣服的。”话刚说完,田进诚所率领的部队已临近了,吴元济赶紧爬上城楼去守御。李愬在悬瓠城,知道城中有个勇将董重质,吴元济必会等待他去援救,于是写了封信函招降董重质,劝他别害怕,同时发下一面令旗,用以保护董重质一家大小。董重质受了感动,随即乘着马赶来投降。因此,吴元济所希望的援军也没了,只好弃城乞降。李愬将吴元济送到京师去问罪,从此蔡州恢复了平静。

自己难于做到的事情,可以借他人之手去做,不必亲自动手,即可坐享其成。“借敌”,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十分重视的韬略,利用敌人的力量削弱敌人,最终得以胜利,以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还可以用计使敌方去利用另一方敌人以迭到有利于我方的企图,或者借用敌人利用我们的机会反过来将计就计,达到为己所用,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

三国末期,魏国征东大将诸葛诞因反对司马昭专权,被司马昭的大军围困在寿春。当时东吴对他表示支持,先后派文钦、全怿等人率兵救援。司马昭为了消灭寿春城内的诸葛诞和东吴方面的军队,便用“借敌之计”使敌内部瓦解,然后由外而攻,从而大获全胜。

首先,司马昭派人放出谣言,说东吴救兵就要到了,而自已却粮食缺乏,不能持久应战,还故意派一些老弱兵士做出筹粮的假相。诸葛诞闻听此事,便松懈下来,在城内大吃大喝。但东吴的救兵一直未到,城内开始闹起饥荒。接着,诸葛诞的亲信蒋班、焦彝因主张速战和东吴文钦发生矛盾,诸葛诞一气之下想杀蒋、焦二将。二将害怕,便出城向司马昭投降。

接着,司马昭又利用东吴将领全怿的家事,施以“反问计”。住在建业的全怿的侄儿全辉、全仪,因家庭纠纷带着家将逃向司马昭军中,司马昭却诡称孙权因为全怿没有取得寿春而大怒,要杀尽全怿在建业的家眷。全怿信以为真,率领几千人出城向司马昭投降。司马昭达到一系列目的之后,便开始借诸葛诞与文钦的矛盾来彻底瓦解城内力量。诸葛诞和文钦因为火并而发生争执,结果文钦被杀,其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于是司马昭用数百名骑兵保护着两人,在城外巡视,并大声告诫城中之人:“即使是文钦的儿子我们也不杀,何况其他人呢?”司马昭靠这种寅传瓦解军心,使守城军十无心再战。司马昭乘机向寿春城大举进攻,最终消灭了诸葛诞的势力。

找到自己指路人

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

——曾国藩

曾国藩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不仅因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还因为他不同于常人的文学成就。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同他善于通古博今分不开,更同他择友择师的观念分不开,这点可从他的家信中略见一斑。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圣人曾参(约前505~前435年)排下来,他是第七十代。二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二十八岁及第,也只不过在翰林院谋了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这时的他位卑言轻,官运远未腾达,就连生活上也很是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求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而且还担心人走茶凉,怕饭碗没了,但曾国藩是个有心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这些都令他终生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和逢凶化吉,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

曾国藩从翰林院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两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级,当然,这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他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提拔。这些对曾国藩今后的成功影响当然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乡,怎会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湘士人的领袖呢?

不过,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广交朋友,建立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次反省,自责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确实颇起作用。尤其是唐鉴对他官场隆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生平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

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南宋朱熹著)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做了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

曾国藩认为:“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他告诫他的弟弟们择友需慎之又慎,因为一生的成败,都要看所结交的朋友贤与不贤,所以不能不慎、不可不慎。曾国藩认为何人可以为师呢?他所推崇的人是范仲淹、韩愈、司马迁、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曾国藩的大志由此可管窥一斑。

他把自己考评过的,认为学问、人品皆好的人才推荐给各位弟弟。他对诸弟说:“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意指此等人万万不可为友,虽贵为官宦,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接着又说,有一位丁君(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倒是可以拜谒,他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因此建议兄弟到丁君的住处后,立即去拜谒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

曾国藩认为,好学之友,愈多愈好,但无论与人为师为友,都要常存敬畏之心,因为如果敬畏之心不存,就容易产生轻慢别人的行为,而不能从别人身上得到或学到有益的东西。

一个人立身处世创大事业,谁也无法预料成败,成功的人固然有,可是失败的人却也不少。而成功者往往是能够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的人,是有磐石一般坚定意志的人。从曾国藩拜师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他拜师的目的不是沾一点儿名气,而是真心实意地求道,因为他是把“拜得名师”作为实现自己志向的一个途径来看待的。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至理和自励的做法后,他立即付诸实践并终生坚持。见微而知著,伟人的小事件中往往更能体现其异于常人的一面。

有所追求的人不一定有所成就。曾国藩是个有所追求的人,他最终能够成为学界泰斗,成为世人敬仰的三立完人,关键在于他聪明地找到了为自己指点迷津的高人。

克己修身,尽善尽美

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周易·系辞传》

一个人要做到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做到事业有成,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位颇有“盛德”的皇帝,他贵为帝王,一切高过别人,却从没有放纵自己,而是处处从俭。他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为薄太后。

薄太后出身贫苦。在秦末农民战争期间,其母将她送给了自立为魏王的魏豹。魏豹被刘邦击败后,薄姬(薄太后)被掳至长安,在织室织布。一天,刘邦到织室观察,见薄姬美貌动人,便召入后宫。不久,薄姬生下刘恒。

薄姬为人温和厚道,从不得罪人,也不大与人接触,更没有权力欲,只是一心照看孩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因此,在高祖死后,吕后并没有难为她,让她随儿子刘恒到代地,做了代太后。

在吕后执政的十六年间,刘恒母子一直提心吊胆,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被吕后暗算,又担心汉室倾颓,他们将失去现在的地位。长期的逆境生活,养成了刘恒谨慎、宽和的性格和节俭、善良的品质,为他日后的大有作为打下了基础。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园囿、车骑、服御等衣食住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发现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务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招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100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造价也不高,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竟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用自己的俭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在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厚葬以被业,重服以伤生,吾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个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取得多大的成就,都要绝对地恭敬自己、管理自己,更要求自己要严格。严格地责备自己,但要能够宽厚地待人,对人家要多多原谅,这就是恭敬的道理。

宋代陈亮《谢曾察院启》有“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之说,这可能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出处。

待己之所以要严格,为的是不让自己产生苟且的心态而一错再错;对待别人的过失和错误多加宽容,为的是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菜根谭》说:“人之过误宜恕,而在己则不可恕;己之困辱宜忍,而在人则不可忍”,“责人者,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责己者,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则德进”,就是这个道理。

宋代有个叫韩琦的人,曾同范仲淹一道推行新政,北宋时长期担任宰相职位。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夜间伏案办公,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那个侍卫不小心一走神儿,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没说什么,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又低头写字。过了一会儿一回头,发现拿蜡烛的侍卫换人了,韩琦怕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因为他已经懂得怎样拿蜡烛了。”军中的将士们知道此事后,无不感动佩服。按理说,侍卫拿蜡烛照明时不全神贯注,把统帅的头发烧了,本身就是失职,韩琦责备一句也是应该的,即使不责备,挨烧时“哎呀”一声也难免。可他不但忍着疼没吱声,还怕侍卫受到鞭打责罚,极力替其开脱。他这种容忍比批评和责罚更能让士兵改正缺点、尽职尽责,而且韩琦统帅的是一个大部队,事情虽小,影响却大,上上下下一知晓,谁不愿意为这样的统帅卖命呢?

韩琦镇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玉杯表里毫无瑕疵,是稀世珍宝。韩琦非常珍爱,送给献宝人许多银子。每次大宴宾客时,总要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结果有一次在劝酒时,被一个官吏不小心碰到地上摔个粉碎。在座的官员惊呆了,碰坏玉杯的官吏也吓傻了,趴在地上请求冶罪。可韩琦却毫不动容,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有一定的时数的,该有时它献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偶然失手,并非故意的,有什么罪呢?”这番话说得十分精彩!玉杯已经打碎,无论怎样也不能复原,责骂、痛打一顿肇事者吧,徒然多了一个仇人,众位宾客也会十分尴尬,好端端的一场聚会便不欢而散,也会大大有损自己的形象。而韩琦此言一出,立刻博得了众人的赞叹,而肇事者对他更是感激涕零,恐怕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了。元代吴亮在谈到韩琦时说:“韩琦器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疙疙瘩瘩一类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经常在官场的不测之祸中周旋,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在处世上,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

韩琦一生处于危险之地,而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为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下之事,没有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不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就同他少来往罢了。”这就是韩琦处世高人一筹的秘密。

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日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孙子兵法·军形篇》

孙武说:“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算不上最高明;通过激烈交战而取得胜利,世人普遍称赞,也不能算是最高明的。这就像举起秋毫算不上大力士,看得清日月算不上明眼人,听得见雷响算不上耳聪一样。古代所谓善于打仗者,都是那些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人。所以,那时善于打仗的人虽打了胜仗,却没有智谋的名声,也没有勇猛的武功,所以他们取胜又不出现任何差错,原因在于措施是放在必胜的基础上的,是战胜那些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

一般人都认为,能够处劣势而取得胜利的人,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赞赏,他的才能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夸赞,他的名声也就容易得到传扬。而军事家孙武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的人才是善战者,才是值得称道的,这样的人恰恰是智慧超群、大智大勇的人。

明白自己的优势,知道自己的真实能力是很关键的,也是聪明人必须具备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就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得到了吴王对自己的宠爱,将得到的情报传给越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春秋末期,越国为了洗雪“会稽之耻”,大夫范蠡忍辱负重,亲自将绝色美女西施送往吴宫。西施一住就是十年。她听说越国将兴师伐吴,就设法搞到一张吴都姑苏的城防图。可是宫墙里,戒备森严,地图怎么才能送到越国去呢?

西施苦思了几天,云鬓懒理,衣衫不整,饮食无味,眉心紧蹙。吴王不安地问她为什么事不开心?西施以手捧心说:“大王,不知为什么,臣妾近来又常感到胸口疼。”吴王忙召来最好的御医。但西施服了药,“病”反而更重了。吴王说:“有谁能治好你的病?”“能治好我病的是我的堂伯父施老医生,住在越国的芋萝山上。臣妾儿时胸口痛,一吃他的草药就好啦。”吴王马上派出特使。几天后,施老医生匆匆带了一包草药,来到馆娃宫,跨进椒花房。切脉问诊后,觉得西施并无大病,只是肝经稍郁,就开了方,交给吴王说:“大王放心,娘娘不过是偶染小恙,马上就会好的。”

吴王大骂:“庸医莫非想耽误娘娘的病?”施老医生不顾西施的暗示,生气地说:“娘娘是我的侄女,凭什么说我要耽误她?”吴王勃然大怒,拔出宝剑,直向施老医生劈去。西施“啊”地惊叫一声吓昏过去。施老医生忙上前抢救。西施醒过来后,连声道:“大王,杀不得!杀不得!杀了施老医生,臣妾就无救啦!”

这时,外传相国伍子胥求见,吴王对西施说:“放心吧,寡人就叫他守在你身边,直到病愈。”吴王走后,西施向堂伯父讲明了装病的原因。又拿出地图,将它反折,做成一朵白花,教他如此这般,然后亲自送他出了内苑。施老医生手持白花,正要跨出内宫大门,伍子胥突然拦住了去路,说:“娘娘的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走?”施老医生道:“娘娘仍思念亡父,结郁成疾,现在对症下药,不出三日保能痊愈。”伍子胥又问:“手里拿的是什么?”“娘娘做的花,叫小人带回,献于亡父坟前。”“大王有令,凡出入内宫者,均要检查!”西施见伍子胥要夺花,忙掀帘而出,质问道:“伍相国,难道我的东西,你也要检查?”

伍子胥无奈只得放行。施老医生跨出内宫大门,谁知台阶未下,吴王又到。伍子胥忙奏道:“大王,老医生说要回越国。臣认为,他应该永远留在宫中。”吴王连说有理。

施老医生说:“娘娘乃小人侄女,我能常住在宫中,吃的山珍海味,住的琼楼玉宇,何乐而不为啊!可小人来时,没有多带当地草药,百宝箱也没带来,让小人回家一趟再来,定效犬马之劳。”吴王说:“好啊,快去快回!”半个月后,范蠡收到地图,立即改变战斗计划,兵分两路直攻姑苏,首战告捷,最后灭了吴国。

我们不得不佩服美人西施的胆略,她利用自己的优势多次化解伍子胥的刁难。而施老医生最后的表现也很完美,他也清楚自己的优势,就是他能够医治西施的心痛。他们都是聪明人。

在商战无法避免时,各方总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方的短处,谁发挥得好,攻击得准确,谁就会获胜。以长攻短,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短处,这需要认真地研究分析。

美国西代克斯公司成立于1969年,是生产磁带和微缩影片的公司。1972年,当李斯特·克伯特就任董事长时,公司的财务状况极为糟糕,亏本600多万美元,于是他对公司的经营策略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分析。

对西代克斯公司来说,高科技并不是强项,但它的制造能力非常强,因此它复制电脑缩影胶片和电脑软盘具有低成本的优势。经过分析后,克伯特认为公司发展的重点应放在生产上,以生产的优势与对手竞争。

他首先加强了公司的内部管理,建立了严格的管理纪律,奠定公司发展的良好内部基础,然后着手铺开战略。

复制缩影胶片是西代克斯最初的主要业务,该公司凭着生产上的优势,首先建立了它的市场领导地位,并加强与使用者的关系,到1984年,它已占领了这种产品70%的市场。后来公司推出的缩影胶片阅读机、银模胶片、读者印机等,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抢占了市场。

当缩影胶片市场进入成熟期而发展缓慢后,西代克斯公司就把它的触角伸向电脑软盘行业。虽然这个行业竞争十分激烈,但西代克斯公司非常坚定,因为它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就在生产方面,电脑软盘只不过是把化学药剂涂在多元脂胶片,而且可以做出更薄、更均匀的化学涂层,更为重要的是,西代克斯公司的生产增长速度可以达到50%至60%,这就使它的这个行动有成本上的优势。

果然,由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西代克斯公司在软盘行业迅速突起,到1984年,它取代了比它历史悠久而且规模更大的迪森公司。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克伯特在开始时做的研究分析,找出西代克斯公司的长处是多么重要,它使得西代克斯公司在后来的发展中能够真正做到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并逐渐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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