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元皇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yǐn）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刚直特立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者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黜；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弘恭死了，萧望之也死了，但党争并未结束。利益是永恒的，为利益而斗争也是永恒的。
弘恭死了，石显成了党代表，萧望之死了，周堪等成了党代表，他们都是一党的代表。政党之争古已有之。
党争一般有两派，一派是儒臣派，一般正史上都标定他们为诤臣，因为他们接受儒家教育，有社会理想，民间也把他们定义为忠臣，刚直不阿，为国为民。另一派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宦官，一般正史都标定他们以宠上进，利欲熏心，老百姓也把他们认定为奸臣。这样的两分法很简单，一般情况下也接近事实。
我们这里不讨论一般规律，锐圆发现，儒臣和奸佞攻击对方的方式各有特点。以元帝朝为例，儒臣使用的招是写论文，引经据典，长篇大论，辉煌灿烂，勇猛无俦，看上去很美，但经常是梦想照不进现实，皇帝读得晕，吸收得少。奸臣们用的招是咬耳朵根子，他们和儒臣一样，也知道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写大块文章他们自愧不如儒臣，但他们有接近皇帝的优势，他们就揣摩皇帝的心理，在人性的缝隙里下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能看广告，看什么？看疗效。看谁能治了皇帝哥哥的心病。
领导权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裁判权，下面有不同意见，领导就要有责任和能力去判定和裁决，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党争就势在难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皇帝要么乐在其中，左右逢源，地位越来越巩固，要么东摇西摆，最后为某一派势力绑架，成为别人手中的超级砍刀。
元帝就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元帝熟悉儒家经典，主张仁治，和儒臣有天生的亲近感，这是他的底色，所以他常有不忍之心，虽然做不了明君，也做不了暴君。两派纷争，他做不了是非判断，于是找长安令杨兴咨询，他认为杨兴是中间派，杨兴指责周堪等人的不是，元帝一听马上又晕。杨兴指一派帮一派，到底哪派对，元帝更没法判断，就是眼下的杨兴究竟是中间派还是别的什么派，也成问题了，元帝也犯晕。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诸葛亮的先祖)，一直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后来被贬做城门校尉。这位诸葛兄也上书揭发周堪、张猛，和儒臣作对，而在此之前，诸葛丰是恰恰相反。
我们看到，元帝内心是认可儒臣的学说、人品和治国方略的，他面对党争，一直希望朝廷的其他大臣能够帮助他确认自己的内心判定，可是得到结果是，元帝欣赏的儒臣派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后却是少数派。
面对多数派，元帝没有主张了，只能以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低级的方式，继续履行裁判的权力，这就是昏庸。
石显这样的实权人物，其权威已经超越了皇帝本人，人们在皇帝面前都不敢说实话了，因为大家顾忌石显。
有位叫贾捐之的哥哥，因为攻击过石显，得不到提拔。他想进步，找到了皇帝曾咨询过的杨兴，杨兴指给了他一条道路，就是站到石显的队伍里来，拜他做大哥，才能继续在朝廷混。贾捐之或许有曲线做忠臣的想法，为了升到关键岗位，不妨曲意逢迎一下石显，等我如愿做了京兆尹，咱们再反戈一击。
他的美好愿望让石显这样的老江湖看得一清二楚，结果杨兴、贾捐之丢官的丢官，丢命的丢命。和权臣玩低段位阴谋，基本等于找死。
司马光又有话说了，“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路径错了，结果能正确吗？司马光问得义正词严。
萧望之的手段很正，结果“翘”了；贾捐之的手段差一些，结果也“翘”了，这真是：“以正攻邪，犹惧不克。”
在这样的环境中，斗争手段只有高低之分，没有正邪之别。
搞垮政敌是硬道理。搞不垮别人，自己就要垮，怎么垮都是垮，不分正垮邪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