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王更始二年（公元24年）
耿纯言于秀曰：“久守巨鹿，士众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巨鹿不战自服矣。”秀从之。夏，四月，留将军邓满守巨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乃使其谏大夫杜威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秀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威请求万户侯，秀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余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走，王霸追斩之。
在河北诸郡的支持下，刘秀在不到半年时间，走出了困境。熬过一个艰难的冬天，春天果然到了。
更始二年四月，刘秀围攻邯郸。走投无路的王郎遣使请降，使者杜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还是说王郎确实是刘子舆，是汉成帝的儿子。看在都是宗室的情分上，待遇要好一些才是。
刘秀说了一句比较惊世骇俗的话：“就是成帝他老人家复活了也不好使，这天下也轮不到他了，何况这厮乃一假冒伪劣产品！”（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
刘秀经过一系列的艰苦转战，对天下大势认识更清楚了，自己也更自信了。民间对刘氏恢复统治的期待，是对高祖、汉文以来秩序和良好政治的期待，不是对成帝以来混乱和恶劣政治的期待，“刘氏当兴”不假，但不是来一个姓刘的就能兴旺起来。刘秀有此历史认识，才不讳言“成帝活过来也不好使”。
成帝是过气的历史人物，但王郎毕竟是现实的政治力量，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投降、起义将领，怎么摆平反对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需要一个施之有效的招降纳叛政策。
一般来说，为了防止困兽犹斗，避免自己一方的伤亡，在招降的谈判中，对敌方给予宽大政策是常事，也是常态，优待俘虏必须体现一个“优”字。但是刘秀在削平反侧的过程中，不是优待俘虏，而是“平待”俘虏。
王郎的谈判代表杜威替主人提出了最后的投降条件，封万户侯。刘秀对自己的功臣最多封四县，他这时对一姓独霸天下的自信要远远大于当初的打天下刘邦，所以，对降酋的政策如果高开，就会打乱自己内部封赏的“价格体系”，给王郎万户侯，其他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伙就没有办法奖赏了。
刘秀对杜威说：“给他留条活命就不错了！”（“顾得全身可矣！”）
后来，刘秀对赤眉军首领樊崇也采取了一致的政策。赤眉军遭遇刘秀所部围困时，樊崇等派遣刘盆子的哥哥刘恭乞降，话说得挺满：“我们的领袖刘盆子率百万雄师投降，陛下给个什么价儿？”（“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刘秀回答很干脆：“饶你们不死。”（“待汝以不死耳。”）
清代学者王夫之评论说，从刘秀处理两个主要政治对手的投降问题上，看出他的目光长远，“与天下昭刑赏之正”，这是帝王的基本功。
刑赏的基准线定好了，国家治理就容易展开。联系今天的实际，以小范围来说，一个企业的薪酬制度，往往就是基准定不下来，遇到特别需要的人才，老板往往会脑子临时发热，而且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就在公司工资体系外再来一个谈判工资，三来两去，公司的工资体制就不成体系了，内部的攀比和抱怨明显增加。所以，很多企业过几年就要重新制定一次工资标准。
前面因一时需要许诺太多，后面往往难以维系，普遍就高不就低，不论是帝王还是老板，成本上都不允许，如果再事后恢复原来的应有秩序，帝王和老板前期的允诺必然就面临失信的挑战。倘刘秀诸将以王郎、刘盆子（实际上是樊崇等）为基准，对爵禄的期待一定甚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功高不赏。
其实，能够真正保证先前政治上的敌人生命不受到威胁，在中国已经是相当文明的了。更多的情况是为了一时统战需要，承诺给予高官厚禄，一旦自己政权巩固，就借故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肉体消灭他们。就刘秀而言，对这一点也没有彻底执行到位，他对刘玄、刘盆子等宗室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而对王郎、樊崇等，不论他们投降与否，最后都予以彻底的消灭。
刘秀在打江山的过程中，处理一系列问题，都特别讲究政策和策略，都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案例明确政策，通过政策明确国家精神，这就是崇尚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