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
是岁，诏征处士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至京师。党入见，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书奏，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
帝少与严光同游学，及即位，以物色访之，得于齐国，累征乃至；拜谏议大夫，不肯受，去，耕钓于富春山中。以寿终于家。
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种纪念文章到处可以看到。抚今追昔，见仁见智——可以“见仁见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我个人认为，这三十多年——我更愿意把改革开放元年定在1976年——有两大成就：一是物质丰富了，二是自由宽松了。
孔夫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其实，自由自在，也是人之欲。最基本的东西是不用证明的。
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不是主流。
自由主义的鼻祖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毛泽东说，他们两个是反对武王领导的革命的。其实照今天的标准，他们两个还算不上反对派，“不食周粟”只是不愿意在体制内生活，要做一个首先是经济上独立的人。但是中国的专制主义胃口非常大，不仅不允许有反对派、反对党出现，就连中间派也不允许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消极的自由主义也面临着思想改造的要求。司马迁的《史记》，把伯夷和叔齐列传放在最前面，是无意还是别有用心，我们不好确认了。但有官不做而去做农民，在当时的人包括英明的领袖周武王看来，确实是够怪异了。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分裂或者分治，出现了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孔孟，但他们发展取向是想放弃自由的，他们想进入体制，实现自己的主张。孔子靠学生的学费生活，在经济上独立，尽管他的思想未必是主张自由主义，甚至是反面，但他本人的生活状态是自由主义式的。孟子大概也如此，未见他办学收费的报道，但是他游说过的客户或许给他一些赞助，这种收入和体制内的工资还是大有区别的。显然，我把自由主义的定义弄得很宽泛了，思想上主张自由主义，生活上实践自由主义（也就是不被豢养），都可以称为自由主义，如果两者能结合起来，那就更自由主义了。
秦国变法，其经济政策是****的，但是有个副产品，就是脱离领主的农民增加了，虽然他们有很多国家义务，但是在经济上自主，这就为自由主义的生长创造了条件。自由的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再读点书，就有可能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应该有一些自由主义的书可读。曾听过易中天讲课，讲到杨朱，他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其实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主张，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都是要先确定私人产权的，拔一毛和拔一栋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拿“利天下”说事的，最后都是利了个别人。
秦国搞改革，把封建制度转型为郡县制，底层有了自由主义土壤，高层又主张以法治国，后来秦国就很快崛起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在《吕氏春秋》中得到总结。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没有打算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他只养活研究长生不老的知识分子，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吸纳进体制之内，又城市化了，他们集中在咸阳，自然而然地对政治展开了批评。如果秦始皇开明一些，如果此前能产生宪政思想，那么中国早就君主立宪了，呵呵。秦始皇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做法，他用活埋阻止了言论自由。
刘邦上台以后，吸收了一些工具型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制定礼义规范，而思想型的知识分子都散落各地，抢救思想资源，基本上没集中在长安聒噪。到了武帝时代，经济复苏，他意识到自由主义还会卷土重来，好在国家也有能力了，与其让你们聒噪，不如我把你们全部养活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样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大汉帝国就和谐发展了。
从活埋肉体到改造思想（独尊儒术），从强奸到包养，权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更有效的治理。
历史向前发展，到了前汉末期，政权嬗变，权力从外戚知识分子王莽手中，转移到了宗室知识分子刘秀手上，刘秀本质上是开创了新时代，但他承认前汉的法统，他对前汉帝国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可能发现，尽管把知识分子全养活起来可以避免一些问题，但是，大家都被权力驯化过度，遇到王莽这样的野心家篡党夺权，居然没有反对的声音，而且全是歌颂的声音，这都是自由主义严重蜕化的原因。反思到这里，宗室知识分子出身的刘秀，决定在体制外留一点独立的空间。
这是专制权力对自由主义的极少可数的让步。前提是专制权力还没有得到巩固，自由主义不对专制发起挑战，只是消极地不合作。
刘秀邀请太原周党、会稽严光等到洛阳参与政治协商，严光仗着和刘秀在大学睡过上下铺，所以天子呼来不上船，周党和皇上没这份儿交情，加上路途不算太远，只好来了。不过架子还是端着。在皇帝身边的人，奴性浸到骨子里，对他们来说，只有更奴，没有最奴，看到周党哥哥跟锐圆似的，晃着脑袋，腆着肚子，见了皇上，不过做一揖而已，心里的火就冒起来了。我们每天要给皇上磕一百个头，你丫一个也不磕，做个揖都马马虎虎质量严重不合格。有个叫范升的博士是可忍孰不可忍，给皇帝上疏，要求以“大不敬”罪制裁周党。他认为“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像他这样体制内的戴博士衔的知识分子，平常可以宣读传播皇上的指示精神，到了危急时刻，只要皇上需要，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对于刘秀来说，此时站得高看得远，体制内的马屁文人是需要的，像周党这样有点名气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需要的。刘秀说：“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听见没，刘秀需要若干“不宾之士”，反过来证明自己是“明王、圣主”。
严光和周党也许都清楚，皇上要拿自己节励风操，只好配合演出一下。这种交易，是体制内什么相当于处级、相当于司局级的文人看不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