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
燕太子丹怨王，欲报之，以问其傅鞠武。鞠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令人心惽然，恐不能须也。”顷之，将军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太子曰：“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祸以为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太子不听。
燕太子丹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荆轲、高渐离、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秦王等历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场活剧，给中国历史留下说不完的话题，给中国文化涂抹了慷慨悲凉的美学光彩，给中国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许男儿血性。
太子丹策划刺秦，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师鞠武的反对，鞠武给太子丹的策略是，继续寻求列国的支持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甚至寻找北方匈奴（这是异族）的支持。统一战线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与匈奴合作，方式无非是许以财帛，类似今天之雇佣军。燕国有无财力满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匈奴在中原内地能否战胜秦兵更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军，导致了周王朝东迁雒邑，此后，向异族借兵一直为正统观念所不容。当时，夷夏之别还是存在的，所以即便能借到匈奴的兵，燕国也要冒更大的政治与道德风险。
司马光认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听话听音，司马光的意思，是把燕国灭亡的责任推在了太子丹轻举妄动上。派刺客不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正途，其“轻虑浅谋”，太子丹也不是不知道，但形势是，鞠武所说的组织统一战线尚被认为“旷日弥久”，远水不救近火，而司马光给燕国开出的救国药方则更是离谱：“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通篇的大道理，好像无从辩驳，其实是大而无当。强敌压境，寻求邻国紧急援助尚来不及，让他按照儒家的圣贤学说，把官员选拔好，把政治搞好，把人民搞定，把邻国勾兑好……就像对一个正在接受急救的病人说：你应该注意营养，加强锻炼，饭前洗手，不喝生水，不吸烟，不饮酒，早睡早起，和女人做爱戴好安全套，这样就会“安如磐石”，百病不侵，更不用到医院等死。如果燕国能修炼到“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则碎，犯之者焦”的境界，不用你废话，肯定不会花银子请刺客玩命。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向来都是多重的。从今天看，如果从人道的角度讲，燕太子丹最好的行动是举国投降秦国，以避免战争，伤及无辜；从保留气节的角度看，宁死不降，临死前奋力一拼，甚至自杀性地以卵击石，也值得称颂。抛开历史的可能性，以僵化的教条苛求他人应该如何如何，正是我们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痛”。也许，司马光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北方有强敌压境的宋家皇帝哥哥听的，不符合燕国的实际，或许符合宋国的实际也未可知。宋朝和周边的辽、西夏、金相持较久，还有时间在“任官”、“立政”、“怀人”、“交邻”等固本培元，如果做好了，也许能扭转以金帛换和平的被动局面。历史都是读给当代人听的，司马光这一次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