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人的经典观
1 何谓经典
经与纬是对应的，经表示纵向的时间，纬表示横向的空间。如果说西方人注重纬（空间以及空间的延伸——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国人则特别重视经（时间——今人与古人的关系以及今人与未来人的关系）。不仅泽及当世，而且久传而不失其价值的就是经典。
有人认为能否传世由皇帝说了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殉葬品有一本叫做《黄帝四经》的书，引用《道德经》中的词句多达170处之多，而且融合了法家、儒家等其他学派的观点，按说其价值比《道德经》更高。据考证，西汉的许多皇帝都对《黄帝四经》推崇备至，然而在学界的地位，《黄帝四经》却远不及《道德经》。其中缘故就在于《道德经》更经得起“经”（时间）的考验。
有人认为佛经之经、《圣经》之经与国学经典之经的意思完全不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圣经》是西方之经典，佛经是印度之经典，翻译成“经”未失初意。
2 经典何以被认同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时间选择经典的标准近乎永恒，从不“与时俱进”。这是因为国学所认定的价值绝大多数都是永恒的价值。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永恒的，如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孟子是个有创新倾向的学者，唯因此他在历史上一度备受争议。事实证明孟子的创新大多很糟糕。现将其创新例举如下：
孔子孟子直四端乐是有等级的打破等级、与民同乐仁政王道
信而好古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患贫而患不均得民心之道——所欲与之聚之以“与民同乐”为例。现在的“乐”走的就是孟子的道路，结果导致俗乐泛滥，雅乐消失。
3 经书为什么不包括儒家之外的典籍
四书、五经、六经、十三经，清一色是儒家典籍，其他家的典籍只能入经部之外的部类，这是因为：
(1) 国学是知行合一的，是经世致用的，儒家之外的学说都做不到这一点；
(2) 表达天人合一，儒家足矣；
(3) 经书中混入其他学派——如道家，容易引起混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书的权威；
(4) 从汉字结构上看，儒家理应排在首位。儒是人之需，道是脑之用，佛是人之弗为（禁），当然人之用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二、 国学典籍分类
1 儒、释、道、阴阳、法、杂
诸子百家，古已有之。百家兴起的初期，杨朱与墨子的学说一度最为显赫，尽管杨朱是反对墨子的。杨朱思想的没落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过于极端，违背了中庸的准则；墨子思想的没落是因为其兼爱主张过于宽泛，难以实现，同样违背了中庸的准则。
释家关乎修身的实践，与儒家不谋而和，故紧随儒家之后。道家关乎修身的理论，而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主张与孔子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完全一致，所以进入国学三大流派。
一般将法家置于国学主流之外，因为法家每每成为主流学术文化的对立面。不过，法家思想中也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管子、商鞅的重农抑商思想，李悝、范蠡的平籴（dí，买粮食）主张，韩非的人口思想一般认为马尔萨斯大发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成反比的规律。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世界上最早发现这个规律的是韩非子，而非马尔萨斯。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耿寿昌的常平仓政策，桑弘羊桑弘羊（前152—前80）：河南洛阳人，西汉著名的财政家。出身于商人家庭。元狩三年（前120）受命理财，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领大司农。他的最大功绩是主持制定了盐、铁、酒等官营专卖政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商品流通，从富豪手中夺回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买卖权，抑制富豪谋取暴利。可以认为，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调控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平准”作为经济学常用词汇，至今仍然延用。桑弘羊提出“绝并兼之路”损伤了大富豪的利益，受到怨恨，于盐铁会议召开的第二年（即公元前80年）被恶人指控“欲废除昭皇帝”，惨遭杀害。的平准政策等都是国学中的宝贵财富，即使在今日仍不失借鉴的价值。不过，过高评价法家的作用对正确理解国学的危害尤大。最流行的说法便是“外儒内法”。中国历史果真是“外儒内法”吗？回答是否定的。主张“外儒内法”的人只看见皇帝及皇室成员娴熟地运用法术势争权与驭臣，而没有看见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一般来说争权与驭臣的行为很难逾越传统以及由传统积淀的规则，这些传统规则包括：(1)君权神授，君权神夺，臣下或百姓有权伐放昏君；(2)天子继承的原则是“兄终弟及”西周一般是兄终弟及，西汉之后一般是子继父业。或“子继父业”；(3)祭天地，祭祖宗，祭教化之师，没有一个君主敢于挑战这个传统；(4)天地君亲师，天地在君亲师之上，这个原则不可动摇，也从未动摇过；(5)有德者可为帝王师；(6)不违祖制；(7)以农为本；(8)作为诚信制约机制的各种迷信；(9)敬天保民；(10)科举制不断往权力中枢输入新鲜血液；(11)“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显然，争权与驭臣的法术势也在以上准则的覆盖之下。
2 文、史、哲
中国古代从没有将国学分为文、史、哲三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完全是近现代的事情。虽然如此，并不能说这种分类方法有问题，因为国学中确实包括了这三部分内容。不唯如此，文史哲的次序也是客观的，文相当于经，史还是史，哲相当于集，虽有例外，大致如此。比如南北朝将国学分为玄、儒、史、文四类，与今文、史、哲之分法庶几近之。
古人之所以不将国学分为文、史、哲，是因为无需明确分科，文、史、哲贯穿的都是天人合一、体天格物、敬天保民，都是忠孝仁义、克己复礼、求美求善，而且文史哲的关系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所以才出现“六经皆史”的说法。现代人之所以要把文、史、哲从国学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受西方分科的影响，分开了便于理解与研究。
有一种极端说法：中国从来没有哲学。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中国人的学术观完全不同于西方，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思路定义“哲学”，说中国没有哲学倒也合乎事实。西方的哲学是爱智之学，以增加智慧为目的。中国的哲学是求善求美之学，为求善求美之需要，主动限制智慧以免欲望亢进，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中国哲学所求乃是无用之用、不谋逐利之智。如果把哲学定义为探讨人（主体）与自然（客体）关系的学问，那么，毋宁说中国的哲学始终处于世界的巅峰，而西方哲学不过是卑下的谋利之术而已。
3 经、史、子、集
世界书局印行于1932年出版的《国学研究》一书是这样定义经、史、子、集的：凡是古圣先王的遗训，足以经纶天下的，后人称它为“经”；叙记历代帝王的言行政教，以传于后世的，后人称它为“史”；道术既制，方术以兴，一般才士，各得其学术的一端，以自鸣其说的，后人称它为“子”……
……自从晋代的挚虞，他创为“文章流别”之说，一时学者都以为便，于是别聚古人的作品，标为“别集”，而文集的名称以立。由此看来，那么文集这个名目，也许是仿于晋代了。
集部的著作最为浩繁，凡入不了经、史、子部的统统称为集。《楚辞》是集部典籍之嚆矢。
《四库全书》把“集”分为五类：
(1) 楚辞类代表人物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等。
(2) 别集类个人诗文集。别集起于西汉，那时的文人不自录诗文，往往死后由别人追录，如汉武帝命令追录司马相如的遗书，魏文帝下令追录孔融的文集。随着人的名利欲望不断亢进，人们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出书，别集自然越来越少见。
(3) 总集类文章日益滋广，读者读不胜读，于是采菁翦芜，总而集之，遂成总集。
(4) 诗文评类诗文评类兴于齐梁之世。评论诗文的，只有无偏无欹、一秉至公的评论才可能入此类。
(5) 词曲类古人认为词曲属于雕虫小技，无裨世教，因此排在末尾。今世之人重视词曲，说明审美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国学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始于《隋书·艺文志》，而且将正史列为史部之首。中国每日记史也始于隋朝，所以，从史的角度看，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隋之前，记史缺乏统一的规则，显得有些凌乱，隋之后，纪传体的正史有了明确的统绪与规则。
集之义，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集，群鸟在木上也。”集是小篆的写法，小篆之前写作“雧”，为三鸟在木之形，没了“集合”的意思，只剩下杂与合的意思。经是纯粹的文字，集是混杂的文字，纯粹的高于混杂的，这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荀子》一书水平不可谓不高，但该书在儒家之外兼有法家与道家思想，所以未被列入经部，只能在子部。
中国人以著文章为荣始于魏晋，自那时起文章渐多。
三、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二十九部书
1 《易经》
八卦由三个爻组成，用来表示万物的性质：—表示阳爻；--表示阴爻。八卦为：
乾：乾三连
坤：坤六断
震：震仰盂
艮：艮覆碗
离：离中虚
坎：坎中满
兑：兑上缺
巽：巽下断
八卦的意义：
(1) 文字意义
可以认为，伏羲画出的八卦是汉字最早的雏形。伏羲用“—”表示阳爻，用“--”表示阴爻，再将这两种爻排列组合形成八卦，表示乾、坤、水、火、风、雷、山、泽。八卦具有汉字的基本特征，是形、音、义之统一。比如表示水的坎卦除了一目了然的形，还有音，读作“坎”，还有义，代表“水”。中间的阳爻代表地面，上面的阴爻代表天降的雨水，下面的阴爻代表地下蕴藏的水。后来的“水”字就是从坎卦演化而来的。把“水”字转动90度，就能看出坎卦的痕迹。显然，“水”比坎卦符号要复杂些。
再看离卦：
除了一目了然的形，还有音，读作“离”，还有义，代表“火”。中间的阴爻代表中虚之火，上下的阳爻代表外实之天地。后来的“火”字将两个阳爻做了改造，让它短而倾斜，那是为了美观与便于书写，其实火字就是从离卦转化而来的。
(2) 格物的意义
用实线表示阳、开放，用断线表示阴、阻隔，对于格物具有重大作用。莱布尼茨《二进制算术》原题目为《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与伏羲图的探讨》。
一些自惭形秽的中国人不敢承认二进制源于伏羲八卦，但莱布尼兹宣称他发明二进制是因为受到八卦的启发。
(3) 八个卦全部是自然物，没有人以及人类的想象物，这就可以区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充分表达了中国人以自然为主、人宾从之的信仰与价值观。
(4) 揭示了基本的物理（自然物质之性质），为“人法地”打下理论基础。
(5) 为确立天地人的关系（六十四卦）打下基础。
对于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历来不乏质疑者，其实无关宏旨。总有人推演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具有理性、人文与迷信三重意义。理性（数学）与迷信（算卦）的意义微不足道，六十四卦以及卦辞、爻辞、传辞的意义主要在于人文，特别是经孔子之手的系辞欧阳修怀疑《系辞》为孔子所作。，结合卦象阐释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与方法论。可以归纳如下：
自然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有阴阳，地有刚柔人有仁与义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遂有人文
自然原始反终人类知生死之说
圣人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履卦德之基
谦卦德之柄
复卦德之本
恒卦德之固
损卦德之修
益卦德之裕
困卦德之辩
井卦德之地
巽卦德之制
乐天知命故不忧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男尊女卑，夫唱妇随
2 《尚书》
《尚书》，简称《书》，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事迹与文件汇编，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有些篇章是后来补充的。西汉初共二十多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故称《今文尚书》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书，禁止民间藏书。汉惠帝时，才开书禁。汉文帝鼓励民间献书。济南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他回到家里，检查所藏的《书》，发现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有二十九篇了。他就私授于齐、鲁之间。汉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来京师。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抄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另有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以及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真伪问题极其复杂，所以非专家没有必要细究。须要认真研究的是该书的宗旨。简言之，《尚书》的核心内容是讲天人关系，再细化一些就是：天可以“改厥元子”（意思是天可以改变替它司牧的天子、诸侯及其嫡长子）。这是国学政治理念的理论基础，超越了中国早期敬鬼与数术的阶段，真正开始思考理智地对待“天”的问题了。
《尚书》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等。典是对史实的记载；谟是对君臣谋略的纪录，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言论，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记言散文，如《盘庚》、《微子》。
据《左传》记载，《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统统失传。应该说《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叙事散文。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的写法有记事与记言两种。记事是对纪录对象加以修饰，带有文言的特点，记言比较直接，带有白话的特点。相对于记事，记言更难懂些，这是因为口语随时代而变化，书面语则相对稳定。
《尚书》中的某些史实具有唯一性，得到司马迁的采纳，这便是《尚书》最重要的历史价值。至于其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学术争鸣的资源当然也有其用。
3 《周礼》
汉初不以《周礼》为经书，直至东汉方有注释本与今文、古文之别。战国时代，《周礼》不合各国国君的口味，已经先于秦始皇而被毁弃。孟子的话可以为证：“其（指《周礼》。——引用者）详不可尽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荀子》倒是有与《周礼》暗合之处，也许荀子读过《周礼》。
与其说《周礼》是关于礼的书，不如说《周礼》是一部详备的法典，这部法典给予婚姻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守护，明确了各级管理的权力与义务。直到清末，中国人仍习惯称婚礼为“周公之礼”。
《周礼》名义上是官制、官礼，其实包括很广，像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都在其内，几乎无所不包。
如果说《易经》、《老子》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周礼》则是典章制度、人文风范的营养库，其价值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4 《仪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