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倡仁政，这与孔子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实现仁政的方法，孔子认为礼是实现仁政的保证，而孟子则认为“与民同乐”才是最重要的。事实证明，孔子的方法更可靠，而孟子的方法似是而非。
宋儒一改笃守古义的治经态度，以怀疑、争辩的方式为主流，“反思”蔚成风气，欧阳修怀疑《系辞》，苏轼、苏辙兄弟怀疑《周礼》，李觏、司马光、郑厚怀疑《孟子》，形成“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之风。
有一点需要注意，历史上对孟子的批判不同于现代疑古思潮。疑古思潮不是有理有据的批判，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已经存在的文化或人物，根据仅仅是因为所谓的“证据不足”。比较有名的疑古人物有唐朝的刘知几，他怀疑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六经非孔子所作。苏轼、苏辙怀疑《周礼》的真实性，他认为那是伪书。至于近代与现代，疑古者比比皆是，代表人物为胡适，他认为没有证据的皆不足信。
尽管《孟子》一书有许多问题，但将其作为“子部”进学阅读，仍不失其价值。
11 《商君书》
《商君书》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商君书·定分篇》。
《商君书》继承了管子以农为本、重本抑末的主张，而且有所发展。商君通过颁布“事本禁末”的政策，“令民归心于农”。有人以为，农民事农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从事农业非常辛苦，利润又很低，一旦农民找到其他生计，很容易抛弃农事，转向工商业。中国古人为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而煞费苦心，管子与商君是卓有成效的两位。《管子》与《商君书》自然也成为农本主义的重要经典。
商君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家与经济学家。他虽然历来被中国文化主流诟病，但就其经济思想而言，完全可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相媲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反对公有制，理由是自私是人类的本质，自私乃是万事发达的源头，平均分配土地等生产资料或让生产资料公有的话一定挫伤劳动积极性，所以必须保护私有权。商君与亚里士多德不谋而合，商君认为墨守井田古法则地利不能尽出，人力不能尽用，国富不能增殖。所以他主张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废除井田制，将恒产（土地）分散于民，“听（允许）民占田，世为永业”。
商君顺着管子“谷贱伤农”的理论，进一步论述了农与商的关系：国家内部的各种行业，要说苦，莫过于从事农事的人。所以千万不可慢待农民。什么叫慢待？慢待就是让农民穷，让商人富，谷物便宜而农具很贵。谷贱农民贫穷，农具贵则商人暴富。不对工商进行限制，人们就会投机取巧。让投机取巧的人获得利益，吃闲饭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农民吃力不讨好，盈利甚少，反不如商贾等投机取巧之人。如果能够限制商贾人数，不使太多，那么想让国家不富裕都难。想通过发展农业富国的话，国内的食品应该贵些，对从事农业之外行业的人多征税。……食品贵则种田者得利，种田者得利则从事农业的人就多。（《商君书·外内篇第二十二》）
这一经济思想即使放置今日仍有巨大价值，就算是照搬亦无大错。纵观当今世界，按照商君重农政策做就会国泰民安，违反重农政策的则往往导致社会畸形，有失公正。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典型的重农主义楷模，日本大米是全世界最贵的，农民收入也是最高的。从1973年开始，日本农民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城市，形成“倒城乡差别”。其实，倒城乡差别在西方是比较普遍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造成“反剪刀差”，农村比城市更具有吸引力，持续“逆城市化”。有人说，中国的情况是城市化，在城市化未完成时就提高农产品价格会影响城市化进程，阻遏GDP增长。这一论点是不成立的。如果GDP建立在压榨农民的基础上，它便失去真实性，毫无意义。道理非常简单：农业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工业是锦上添花的，孰重孰轻，不言自明。如果城乡差别越来越大，那么GDP每增长一分，社会畸形与不公就严重一寸，最终积重难返。
既然商君的经济思想那么好，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遭到诟病呢？那是因为他的变法有很大的问题，商君的经济思想是一回事，他的变法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淆。商君变法过激，打击面过大，失去了可操作性。如第一次变法公布的第一条“不告奸者腰斩”过于严，第二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过于苛。第二次变法的第一条“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简直是与中国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度过不去，不得人心。
第二次变法令颁布的第四年，公子虔违反法令受到劓刑（割鼻子）。秦孝公死，太子即位。公子虔一班人告发商君要造反。秦王派人逮捕商君。商君逃至边境，想住客店。旅店老板不知这个人是商君，说：“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老板要连带判罪。”商君喟然长叹，说：“哎呀，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于是离开秦国逃至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打败了魏军，不接受他。商君想去其他国家。魏人说：“商君是秦国逃犯，秦国强大，逃犯跑到魏国不报告可不成。”于是把商君赶回秦国。回到秦国之后，商君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发动邑的士兵向北攻打郑国谋求生路。秦国发兵攻打商君，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秦惠王把商君五马分尸示众，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又诛灭了商君全家。
商君最终死于自己制定的法令，死于他自认为给予了足够恩惠的百姓发出的驱逐令。几乎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商鞅纵有百腿无以逃脱，纵有百口难以自辩。
既然商鞅的变法不得人心到如此地步，为什么秦国的富强却始于商鞅呢？这又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虽然变法有重大缺陷，但他的重农政策是实实在在的，是重农政策把秦国带上富强之路的。
商君不愧是世界重农学派的先驱。欧洲的德国直到20世纪初威廉二世的时候才实行土地私有改革，商君的改革比威廉二世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收买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早两千多年；亚洲的日本直到1947年才进行旨在实行土地私有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所谓“农地改革”，比商君的改革也晚两千多年。
12 《春秋》
《春秋》的意义相当于犹太人之“摩西十诫”与欧洲人之《圣经》，它的问世向世界宣布：中国人从此有了是非善恶的尺度，有了可依靠的道德戒律，有了华夏人民忠于华夏的契约书。如果说《易经》是人忠于天的宣誓，《春秋》则是个人忠于国家或人与人之间忠诚的宣誓。正所谓“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使中国人彻底从自然状态走进社会状态。
康有为说：“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粲然美矣，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春秋董氏学》。可谓提纲挈领之论。
13 《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之简称。作者左丘明，后人虽然对此颇多疑义，但始终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左传》非左丘明作，故持此说。
《左传》是对《春秋》的传述，董仲舒“《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的评价也适用于《左传》。“法古”法的是（1）任德教，（2）以德善化民。德教的核心是一个“义”字，所以《春秋》是关于义的教科书，《左传》也是关于义的教科书。
《左传》以鲁国为正统，起于鲁隐公元年（722），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同于《春秋》，在内容上增加了大量史实和传说，尤以战争故事写得精彩而闻名（如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在写法上，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是通过对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一点被后来的史学家司马迁借鉴使用。《左传》崇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历史人物，为后来的史学家树立了范本，当然也为后来的散文家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范式。
14 《谷梁传》
《谷梁传》是三部传述《春秋》的经典之一，由战国时鲁国人谷梁赤撰写。内容主要是解释《春秋》，阐发其大义。比较著名的注释版本有范宁注释本、杨士勋注释本、钟文烝注释本。“《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这是《谷梁传》对《春秋》的总体评价。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了谷梁赤，谷梁赤将其纪录下来。这部书用问答的方式解释了《春秋》。
15 《公羊传》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与《左传》、《谷梁传》一样，是专门传述《春秋》的典籍，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此书释史简略，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是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最初《公羊春秋》作为家学，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之意）合作，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依据，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等。
16 《荀子》
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思考到这样一个常人从来不去想的问题：人比一般动物本领大吗？不啊，论跑步人不如马，论负重人不如牛。人是比动物聪明，可是猴子也不傻呀？为什么人比动物高明那么多呢？
经过苦思冥想，荀子发现答案——人有组织性，能通过聚集产生合力。这种合力远远高于动物的个体或简单部落。但是人的合力需要通过文化来强化。有了经过强化的合力，人就不用再像动物那样使用单一智慧，或者用蛮力了。正是在这种思路之下，荀子提出了人类组织性的强化剂——礼制。
荀子之前，周公制定《周礼》，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孟子提出了礼义。荀子更进一步，把礼义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增加了可操作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荀子决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样式。
荀子鄙夷武力霸权。他在《仲尼篇》中以问答的方式回答了为什么孔子的门徒耻于谈春秋五霸的问题。荀子说，齐桓公在做君主之前杀死了哥哥，他家族中的女子只有七人没有被他霸占，他一个人要花费齐国一半的赋税，对外侵略小国，占据了三十五国……“为什么这样的人却能让齐国富强起来？”回答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会用人，重用了管仲。只这一条足以抵消他所有的恶德。人们还要发问：“既然如此，孔子门下的人为什么要羞于谈论他呢？”荀子回答说：“是因为齐桓公不讲礼义，以奸诈取胜，属于小人得势。”
后来的中国，没有走齐桓公的霸权之路，走的是礼义之路。荀子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思想家之一。
那么礼是干什么的呢？
《荀子·礼论》说：“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还说：“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
荀子认为乐是礼的一种，同样是一种“文”或“饰”：“夫乐者，乐也。……故人则不能不乐，乐则不能不形，形而不为导，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导之。”（《荀子·礼论》）
《荀子·儒效篇》说过这样的事情：孔子即将上任鲁国司寇，百姓闻知，卖羊的不敢在卖之前给羊饮水，卖牛的不敢漫天要价，打鱼的主动多分一些给有赡养老人义务的人……民风立即变得淳朴起来。这就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在荀子看来，礼的作用主要通过礼的形式体现出来。让人在仪节、仪式中保持一颗敬重心，这种敬重心贯穿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所以他强调人要“敬始慎终”。
荀子生活的时代，君王只讲武力，不讲仁义道德。显然，继续宣传孟子的人性善的学说，与现实太脱节，如果再像孔子那样奔走呼号地宣传克己复礼会遭遇对牛弹琴的尴尬。所以荀子提出人性恶的命题。“人性恶”与“人性本恶”有所不同，荀子是为建立克制恶的机制才说人性恶的。换言之，把机制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更有说服力。所以他建立了礼制思想。荀子并不否定人性中有善这样一个事实，不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也就是说善是通过人为产生的，人不为，善不生。
荀子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若君主无权威于百姓齐一，那么政令就难以施行，国家必然陷于混乱。还批判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最后“尚俭弥贫”。这种犀利的批判为确立儒家正统起到决定性作用。
17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一部阐释生命的生理机制与自然规律之间关系的书，从生命学的角度确立了天人关系的理论基础。无论养生还是防病，人类都不可能离开自然。如果说西医是治病的，中医则是养生与防病的。一般认为《黄帝内经》反映的是黄老思想，其实这是一部儒道合一的国学著作，有志于国学研究的人不可不读。
18 《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纪传体史书，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史和文明史。《史记》以本纪序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十表系时事，以八书详制度，以列传志人物，集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于一编，成为史家治史之极则。
《史记》给孔子以世家的地位，为后世孔子素王的地位打下牢固的基础。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没有帝王之位的人。王充《论衡》：“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
《史记》的写作水平甚高，后世无出其右者。
《史记》作者虽有私憾而不失公正，虽用曲笔而不失磊落。《史记》堪称以德治史之典范。史由人记，人有私心，史却不应该有私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司马迁给出了解决办法：以德治史，纵有失真之处亦不至于偏宕。
《史记》虽为信史而又不唯信是从，列传以伯夷开首，充分反映了作者强烈的忠君爱国理念，这个理念贯穿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
《史记》作者身处汉朝，敢于揭汉高祖的短，甚至敢于揭露汉武帝被李少君蒙骗的丑闻，堪为后世史家之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