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往往把“师道尊严”看成一种服从权威的奴性，使尊师者丧失自己的尊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古代，君主召见老师时也要放下帝王之尊，对师表示尊敬（君主召见一般臣僚，臣僚背面而立，君主召见师，师面朝西，君主朝东，放下南面而坐的威严）。《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以文字记载为据，这个传统始于西周，直到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候仍奉行这样的礼节。张作霖倾其家产办东北大学，每逢元旦，张作霖都亲临大学给老师们拜年，并给老师行大礼。
《礼记·学记》说得很清楚，“师严”是关键的一环，丧失这个环节等于丧失了师道尊严，而丧失师道尊严则等于丧失教育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当然也就办不好教育。
17 学术与权力相分离之传统
学术不一定有助于直接增强军事实力，不一定能够达到国富民强。最早的例证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战国七雄中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只有两个国家——齐国与秦国。齐国苦心经营了稷下学宫，延续一百五十年之久，培养了大量才华横溢的士，按说成就霸业的非齐国莫属，然而偏偏是不养士不讲文化修养的虎狼之国——秦成就了霸业。
刘邦夺得天下之后一度信奉文化无用论，企图效法秦始皇的严刑峻法的治国方略，后被儒生劝阻，还是回到教化治国的轨道，并形成传统，持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的先人眼光很犀利：霸权与理性文明是一致的，科学越发达越有利于培育霸权。国学与霸权并不吻合，有时甚至背道而驰。野蛮民族欺辱有文化、有教养民族的例子很多。蒙古人对当时金朝政权下的北京城进行过两次洗劫，每次攻下城池都要烧杀数月，抢劫一空才撤离。北京这个两千年历史的古都被夷为平地，致使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遗存。当时的蒙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悍的民族。成吉思汗说，男子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以财产，使其根绝，令其亲属痛哭，再奸淫其妻女。忽必烈也不逊色，他曾经企图把中原的汉人斩尽杀绝，将土地变为大牧场。幸亏饱受汉学教育的契丹裔宰相耶律楚材提醒，杀中国人不如让其种地，我们收其租税。忽必烈猛然醒悟，才避免华夏民族的灭种之灾（但是包括西夏在内的许多民族还是被灭种了）。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也是野蛮向文化的宣战。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亲王多铎指挥的清军主力攻陷扬州城。清军在5月21日贴出告示：藏匿者能够出来自首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人走出来。谁知道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五十人或六十人一队，用绳子全部捆起来，然后用长矛一一刺死，惨不忍睹。“嘉定三屠”更具有代表意义，因为它是由“剃发令”引发的。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然而不久自食其言，6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即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与汉人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大相抵触，让汉人心理上难以承受，各地因此而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三屠就此拉开序幕。
据记载，第一屠“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第二屠“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第三屠发生在8月26日，吴之藩率余部反攻嘉定城，清军猝不及防遭受损失，于是清军恼羞成怒，大开杀戒。三屠中有两万多汉人被杀，繁华都市，化为废墟。
至今还有中国人把近代八国联军侵华（包括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说成是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的掠夺，有其必然性。他们颠倒黑白了，应该说那是没有文化的民族对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报复性掠夺与屠杀，与秦国对六国的屠杀、蒙古军事集团对华夏的屠杀一般无二。面对无文化的强大与有文化的温良，中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我至今仍认为中国人的选择没有错误。
18 等级制之传统
等级是礼之核心，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朱元璋认识得相当清楚。他刚当皇帝时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祖初兴，即有衣锦绮縠（hú）操兵乘马之类。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住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败也。（明）宋濂：《洪武圣政记》。
其实何止元，东汉之亡、隋唐之亡，乃至大清之亡莫不如此。
等级与平等相对应。平等被一些所谓思想家渲染得天花乱坠，似乎平等是人类的一种终极理想状态，其实往往平等意味意味枪打出头鸟，实现共同的平庸。
等级是国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为儒家所尊崇。说到儒家的等级，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宗法一词。宗法的意思是，一个家族以始祖嫡长子一系递承而下的嫡子为大宗，庶子为小宗，由此分别而成的等级。宗法的范围远比等级小。虽然理论上它是等级的核心，但中国人往往打破宗法——皇族也如此。这是因为嫡出的未必贤，庶出的未必不肖，儒家文化首先分别贤与不肖，然后才考虑嫡与庶。
等级对于中国人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来自于自然，自然万象充满了等级。以星辰为例，北极星（北辰）因出于中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尊贵，众星拱之——这是忠君的来源。天与地也不平等，天高地卑——这是夫唱妇随的来源。东南西北也不平等，南北比东西尊贵——所以君主皆坐北朝南“坐北朝南”之限于皇帝。民间最尊贵的位置是坐西朝东，其次坐北朝南，再次坐南朝北，最后坐东朝西。……
等级在中国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支持中国特有的士大夫治国体制。从理论上说国家是君主的，但国家是由士大夫治理的（学而优则仕），好比现代企业在产权是董事长或董事的（当然也有例外），但由总经理经营。士要做的就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有机遇也可以参与“平天下”。在中国，除去东汉、魏晋时期和外族入主中原的时期，对门第并不看重，还是把德与才放在首位。《旧唐书·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传》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唐高祖皇后窦氏自幼聪明伶俐，乖巧可人。其父窦毅很有见识，说此女不能随随便便嫁出去，要考一考准备入赘的人。于是他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求婚者各发两只箭，两箭射中孔雀二目者就是自己的乘龙快婿。许多人都射不中，轮到李渊，两射皆中，而且是一箭中孔雀的左眼，另一支箭射中孔雀的右眼。遂娶窦氏为妻，后来窦氏还当上了皇后。
也有反对等级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的主张平等与自由，主张远离官场，这与他痛恨等级有很大关系。楚威王听人介绍庄子之后，对庄子发生了兴趣，派两位大夫拿着礼物请他做官。这两个人见到庄子时，庄子正在濮水垂钓。两个大夫对庄子说：“我国大王希望您去帮他处理国家大事。”
庄子手持鱼竿，也不回头，心不在焉地说：“听说楚国有一只已死三千年的神龟，供在庙堂之上。请问龟是愿意当被供奉的牺牲呢，还是愿意在泥浆里摇着尾巴爬？”
两个大夫齐声回答：“当然愿意在泥浆里摇着尾巴爬。”
庄子说：“你们请回吧，我与龟的想法一样。”
这个故事变为成语，叫做“曳尾涂中”。
有人说庄子的思想深刻，其实庄子的思想很肤浅，西方人大多都持有与他一样的想法——不受等级约束，自由自在，用庄子的话说都能够“逍遥游”。逍遥游果真是人的理想状态吗？否。
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制度下，产生了很多伟大的绘画，而在民主国家则出现了大量平凡的绘画。在前者建造了一些青铜器，而在后者则塑造了一些石膏像。……（在民主国家）一方面原来对美术深为爱好的人大部分将要变穷，另一方面，许多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将会附庸风雅，开始爱好美术。
托克维尔说的是美术，其实何事不尔？
叔本华深刻地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所谓的上流社会……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
中国人对平等自由弊端的认识比叔本华早两千多年，而中国人对平等自由弊端的认识远远不止叔本华所说的那些。平等阻止了人的进取心，自由违反了人类的组织性——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差别是自然的本色，等级是人类的精华。没有等级的社会必然陷于集体的平庸，这是无法避免的。而高贵的精神追求远比飞机、电话、原子弹、转基因重要。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等级文化传统对于世界的意义，无论则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19 重形式之传统
尊重形式、重外轻内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人一向不认为内外一致就是人的最佳状态，保留一些不一致反而更好。内圣外王是针对圣人的，但即使是普通人也应该效法这个原则。或许不懂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把中国人的这一习惯视为“虚伪”，殊不知处处坐实反失其真。中国人之所以重礼仪，因为礼仪可以独立于人的内在世界，表达出对同类的友好。人是个非常自我的精灵，完全按照内心的想法做事，人与人是很难友好相处的，甚至连音乐这样自肺腑流出的东西也可以外在化。陶渊明不善于抚琴，但他十分喜欢古琴，于是他常常逢场抚和，其实他的琴连琴弦都没有。但他的一招一式颇像高雅琴士，远处看或能以假乱真。陶公乐此不疲，人们遂给他的这一怪癖起名“琴中趣”。形式之乐，其乐自知！
韩国、日本至今仍保留很多从中国传过去的外在文化习俗，如给父母磕头等。
20 士大夫治国之传统
士大夫治国是平等问题的继续，或者说是补充。
如果把人权定义为人人有参政的权利（甚至人人都可以当国家最高管理者）的话，古代中国是没有人权（或民权）的，只有士大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
如果问：国家应该由有道德、有教养、有文化、有信仰的人来治理，还是应该由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虽然接受过教育却学无所成的人来治理？也许没有人会选择后者。
如果换个问法：国家治理应该多数人说了算，还是应该由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会选择前者。
其实，以上两问问的是同一个问题。民主很好听所以大家毫不犹豫地选择它，“没有道德、没有教养、没有信仰”很难听所以大家摒弃它。如果“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应该抛弃，那么民主同样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它含有“权利平等”的意味。有些基本的权利应该平等，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只有不平等（即保持精英的绝对统治地位）才对社会最有利。人类命运系于政治家，轻易把政治权力交到群氓手中，他们必然对自然大开杀戒，以饱私囊。那样的话人类离毁灭的日子就不远了。
张之洞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敌人所愿闻者矣。（《劝学篇》）
聪明的中国人利用人们天天与之见面的汉字表达自己的感情、意识与信仰。“主”的字形向我们揭示：主乃王点头，王乃是贯穿天地人三才者。贯穿天地人何其难也，故将此任寄托于文化或文化传统，由于文化及传统来担当。中国的王承担着传承文化与恪守传统的重责，不承担此责者——如秦始皇——国祚绝不能长久。国家之权在王孰与国家之权在民好？答案彰明较著：当然国权握于贯穿天地人的王手中好。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保护天的利益，限制人的不当欲望，以使人类获得长治久安。
最大的误解莫过于“中国的皇帝专权”。在中国，个人——包括皇帝很难专权，这是因为文化特别是由文化形成的传统像一把利剑高悬于权力之上，使权力不能恣意乱为。可以从两方面透视这一现象：
首先，多数皇帝的第一爱好是文学。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文化素养不高的开国皇帝，但他能吟咏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千古名句。
接下来一位重要皇帝是汉武帝，汉武帝喜欢赋是出了名的，而且自己也写。司马相如每有新作他总要先睹为快。不仅他喜欢，而且连皇后也喜欢赋。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请司马相如为她写《长门赋》，润笔竟然达到数十万金，赋价之高可见一斑。
肃宗孝章皇帝刘炟（公元58—88）也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皇帝。在他主持下，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白虎通》。刘炟少年醉心于书法，有一次他父亲叫他去吃饭，他都没去，别人以为他死定了，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当皇帝之后书法仍是他的第一爱好。
魏晋时，“内文外王”的代表人物是曹操、曹丕父子。曹操的诗文水平不在其前任何一位诗人之下，曹丕的诗文也是光照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