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真道宗旨
关于全真道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很多成果，它的历史、人物及活动内容大都已为人们熟悉，本章对读者熟知者不再多论，只想就它尚未为人知或少为人知又关系本书主题的内容，作些许介绍，并进行必要的分析。
“全真”二字的意义，据俞应卯《鄠县秦渡镇重修志观道碑》说：
祖师重阳以“全真”名教者，即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为万善之原也……太极浑浩，健以行之，顺以立之，仁义礼智以纲纪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为道也。乾父坤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赋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真者，不为嗜好夺之，则为强暴失之；不为名利汩之，则为忿欲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则天下宜乎无善人；无善人则国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唯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为帝王师，可以为后世法……
碑文中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出于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一理也”，“此理之真”云云，就是说，所要全的这个“真”，其实就是儒教所说的天理；这个天理，其内容就是仁义礼智。全这个“真”的方法，就是去掉“嗜好”、“强暴”、“名利”、“忿欲”等，也就是说，要去掉人欲。全这个“真”的目的，就是使国治，使天下平，做帝王师，为后世法。这样的宗旨，和儒教的存天理、灭人欲可说是毫无区别；而其目的，和儒教也完全相同。
大长春宫玄学讲经提举彭志祖所撰《通真观碑》，认为全真之“真”来自道：
由是言之，信乎道之一气通流□□虚之间，无所不在，而及于人身，一言以尽其妙者，曰真而已。在至人，有其真而能全其真，常人有其真以至昧其真，嗜欲蛊之，世故汩之，向所谓真者，不知为何物，尚可与言道邪？
所谓“道之一气”，也就是俞应卯说的“二五之精”、“太极浑浩”。把一气冠以道名，既是道教的传统，道教早就把道说成是气，此刻也是为了强调全真所全之真乃是道教之真。其实这个真和儒教的理完全是一回事。就在这段话开头，彭志祖说：“窃尝谓全真之教，自开辟两仪，此理已具……”全真之真，就是儒教的天理。
对于全真的宗旨，金元时代的学者多有论说。虞集《非非子幽室志》说：“昔者汴宋将亡……乃有豪杰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则求返其真而已，谓之全真。”虞氏没有说出这“真”是什么，在虞氏看来，这是个不必解说的问题。姚燧《有元重修玉清万寿宫碑铭并序》说道：“全真之名，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实倡之金正隆、大定间。”而道德性命之学，就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学。虞集、姚燧这些儒者都非常清楚，重阳的全真之道，乃是他们的同道。
全真教义的内容，依王磐《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之序文所说，就是：
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至李真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及师掌教，大畅玄旨，然后学者皆知讲论经典，涵泳义理，为真实入门。
识心见心，不资参学，不立文字，颇似禅宗，然而似禅宗者仅是方法，不是内容，其号称“诚明”，可见近儒之一斑。
全真教传人姬志真这样描述全真的宗旨：
其教以重玄向上为宗，以无为清静为常，以法相应感为末。摭实去华，还淳返朴，得老氏之心印者欤？（《终南山栖云观碑》）
“重玄向上”、“无为清静”，的确是老子心印，然而此时的全真之教，绝不仅仅止于无为清静而已，或者说，他们对无为清静有自己新的解释。比如说，老子讲清静无为，其主要对立面是儒教的仁义礼制。然而此时的全真教却把实行儒教礼仪视为常规。也就是姬志真，在《黄箓大斋碑》中说道，人生天地间，如寄宿蓬庐之逆旅；光阴百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没有长生不死者。生命的长短，都有定数。作为儿子，是父母的遗存和延续，应该如何报答父母呢？在这里，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礼：
是以生当爱敬，死当哀戚，禋祀不忘，礼之常也。（《黄箓大斋碑》）
这里所谓的禋祀之礼，就是儒教的礼制。然而这时的儒教也不仅是禋祀而已，教徒也让道教为自己的祖宗亡灵服务，为亡灵作斋醮仪式，追荐亡灵。追荐的原因，是六道轮回，佛教的教义被儒教、道教接纳了；而禋祀尽礼，是儒教孝道的基本内容之一。道教清静无为，忽视礼制，此后又追求长生，忽视亡灵。而此时却要行黄箓大斋，这是以佛教理论为根据，为儒教的目的服务。
姬志真认为人不可能长生不死，对于方术，也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说：
尝试论之：世之所谓得道者，必详其迹之所为；世之所谓得仙者，必议其事之怪诞；所谓长生者，必欲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变出异，幻惑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诚道家之所谓狡狯者也。至于自本自根，自亘古以固存而不坏者，岂寻常之所易见易知哉！祖师以来，传此而已。（《重阳祖师开道碑》）
这种自古固存不坏、自本自根的东西，就是老子之道。这就是祖师王重阳所传的：“祖师以此立本，以此应世”，最后是“与道为一”。（《重阳祖师开道碑》）
金元之际名士元好问，作《紫微观记》，详述了全真和以往道教的不同。他说，从古以来，入山求仙者很多。这些人，后来都被归于“黄老家数”：
古之隐君子，学道之士为多。居山林，木食涧饮，槁项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后世或附之黄老家数，以为列仙。
这些求仙者附之黄老家数，元好问是深不以为然者。他说全真教不是这样：
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倡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禬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
元好问所看到的，还都是外在的表现：不禳禬，不以戒律束缚，更不求仙，但他看出了这个教和其他道派的不同。
初期的全真教“不立文字”，“不资参学”，不过并不绝对排斥读经。他们必读的几部经典，除《道德经》、《常清静经》外，就是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教的《孝经》，后来又扩大到《论语》和六经。《阴符经》也是他们极重视的经典。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说：
重阳祖师，始于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思寡欲之理，不去一相，不居一教也。
而《崇道诏书碑》说，重阳之教数传到云阳子姚某，“贯通《道德》之真诠，透脱《阴符》之妙理”。该碑指明全真的祖宗，太上老君之下，就是庄子、列子、关尹、文子、亢仓子等。
教外对全真之评论，教内对教义的概括，所读的经典，所敬的祖师，都表明，初期的全真教，是一个严格自律，过着自耕自食的艰苦生活的道团。他们以道教之神为自己信仰的神祇，以儒教的目的和伦理原则为自己的目的和伦理原则，以儒教的心性之学为自己教理的理论基础，以禅宗的修养方法作为自己的修养方法，高倡三教合一，自觉奉公守法，因而就其实质而言，的确是儒教之别派。
二、全真教义
全真教义，我们可求之于全真教创教者及其继任者的主要著作。
全真教作为道教之一派，全然不讲神仙长生，而只把心灵的修养作为他们宗教修养的核心内容。《重阳全真集》道：
不谋轻举望升飞，久厌世情与名利。
素嫌人世是与非，须知谨谨修心机。（《和落花韵》）
自然消息自然恬，不论金丹不论仙。
一气养成神愈静，万金难买日高眠。（《赠道友》）
神仙、长生，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为求长生神仙的方术，自然是他们不屑为之的。他们不去炼丹，甚至也不主张打坐。王重阳教导他的弟子们说：
莫端身，
休打坐，
摆髓摇筋，
嘘咽稠粘唾。
外用修持无应和，
赢得劳神，
枉了空摧挫。
……
要行行，
如卧卧，
只把心头一点须猜破。（《重阳全真集》卷四）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曾和信徒们结成玉花社。其《玉花社疏》，全面论述了他的教义和宗旨：
窃以玉花乃气之宗，金莲乃神之祖。气神相结，谓之神仙。《阴符经注》云：“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作神仙。”起置玉花金莲社，在于两州，务要诸公得认真性。不晓真源，尽学傍门小术，此是作福养身之法，并不干修仙之道，性命之事，稍为失错，转乖人道。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眠，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静两个字，其余都不是修行。
该疏文载于《重阳全真集》，亦载于《重阳教化集》，文字稍有出入，大意不变。这段文字指出，得认真性，是全真教全部教义的归宿。而得认真性的方法，只是要心灵的领悟，所以他们不主张打坐，不重视外在的修行形式，甚至也不主张出家。《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道，有人离妻子，也不能成道，因为那是“身清心不清，身静心不静”。而只有心的清静，才能成就真道。
把认得真性确立为修行的最高目标，是因为人身本有一点真性。王重阳认为，这点真性，就是金丹。《重阳全真集》道：
堪叹一灵真性，
得来笑杀惺惺。
不烧香火不看经，
走入这条捷径。（《西江月》）
本来真性唤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
不染不思出妄想，自然衮出入仙坛。（《金丹》）
王重阳还像老子描述道一样，描述了这个真性：
如金如玉又如珠，兀兀腾腾五色铺。
万道光明俱未显，一团尘垢尽皆涂。
频频洗涤分圆相，细细磨揩现本初。
不灭不生间朗耀，方知却得旧规模。（《任公问真性》）
而认得这个真性，就可以得道：
识心见性通真正，知汞明铅类密多。（《吕善友索金刚经偈》）
可以想见，所谓知汞、明铅，也当和南宗之论金丹、铅汞一样，不过指的都是心性而已。
所谓“识心见性”，也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禅宗的明心见性，靠的是领悟，特别是即刻领悟，也就是顿悟。全真教也要求领悟，但他们认为，领悟得道，必须要清静；而所谓清静，就是去掉各种欲望、尘情：
修行便要寻捷径，
心中常是清静，
搜罗妙理，
认取元初，
瞻仰四象，
内只用澄。（《瑶台月》）
跳出凡笼寻性命，
人心常许依清静，
便是修行真捷径。
亲禅定，
虚中转转观空迥。（《渔家傲》）
学道修真非草草，时时只把心田扫。
悟超全在绝尘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唐公求修行》）
“扫心田”、“绝尘情”，也就是儒教理学的灭去人欲。没有这个过程，心田就不可能清静；心田不清静，也就不可能悟道。和由张伯端开创的南宗一样，王重阳开创的北宗，也把修心作为全部修炼的归宿。王重阳大弟子马钰说道：
重阳师父谈炉灶，全在心田了。（马丹阳《渐悟集》卷下）
马丹阳的总结，当是深得其师真传。
王重阳死后，他的弟子们继续传道，并且从各个方面，发展了其师的思想。王重阳对马丹阳说长生不死：“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简而言之，不死的只是真性。这真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灵魂。马丹阳更进一步发挥师父的思想，并仿效禅宗，贬斥肉体，把肉体也称为臭皮囊：
说破飞升一著，
成仙只是神光，
天宫无用臭皮囊，
携去深山掉样。（《渐悟集》）
马丹阳特别强调自悟。他说，“学道者必在自悟”，“道要心契，若复以文字系缚，何日是了”。（《丹阳真人语录》）某日有人来求道，丹阳说：“饥则吃饭去，饭罢则打睡去。”（同上）他的方法，更接近禅宗，不过他更强调去除欲望。他教导弟子们说：
汝等但自澄心遣欲，万缘不染，神气中和，便是道也。（《丹阳真人语录》）
修道要排除欲望，马丹阳不是拾人牙慧，而是有着自己深切的体会。他长期不能随王重阳学道，就是由于欲望的牵累，特别是他的夫妻情爱。后来，他坚决抛弃了妻子，排除了情欲，终于得道成真。他领悟之后，劝他的妻子也出家修道：
奉劝孙姑修大道，
时时只把心田扫，
杀了三尸并六耗，
无烦恼，
常清常静知玄奥。（《渐悟集·赠孙姑》）
在他的引导下，妻子孙不二也出家修道，成为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
王重阳七大弟子中，丘长春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有成就的。是丘长春，使全真教成为元代道教中最大的教派。据《长春祖师语录》，丘长春认为，凡是有形的东西，都有生有灭，即使天地也不例外；只有性，也就是神，是不生不灭的。全真教不追求肉体长生，而要超越长生，修无上大道。有人贪生，希望肉体长存，但肉体终究不可能长存。因为他们贪恋肉体，乃是出于私心。至于铅汞龙虎，不过都是一种象征，不可执著。执著于此，那就是外道，而不是全真。在丘长春看来，养身和养心是相互排斥的：
百计以养身，即百计以昧心。心昧则性迷，性迷则神役九幽矣。（《长祖师语录》）
养身为形，本身就是一种贪求、贪欲，有了贪欲，心里就不能清静，就违背了全真的宗旨。
丘长春把修炼分为三个阶段：“初心真，久之心空，心空性见，而大事毕矣。”（《长春祖师语录》）在全真教一般信徒中，还是流行性命双修。丘长春为此教导弟子们说，全真教真正宝贵的，还是性学：
师示众曰：吾宗唯贵见性，而水火配合其次也。（《长春祖师语录》）
《正统道藏》中有署名“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的《大丹直指》，讲内丹修炼方法，其法接近《钟吕传道集》。此法不仅与全真宗旨不合，且署名之号，出于丘长春死后四十余年。该书或是一部托名之作，或是诱导初学入门之方，于全真宗旨所关不大。把心性修养作为自己演道的目标，不仅是重阳的初衷，也是丘长春的归宿。
和佛教不同的是，佛教到见性为止，即可成佛；而全真教则把见性引向治国平天下，并且主张在治国平天下中识心见性，从而恢复了黄老的本来面目，并由此和儒教更加接近，进一步加深了道教的儒教化程度。
三、全真教和国家
全真教建立之初，和一切初兴的宗教团体一样，往往受到当时执政者的猜忌。“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绝之。”（元好问《紫微观记》）但是后来，“上之人”发现他们并不会造成张角、斗米之变，全真教的领袖人物不断受到金朝皇帝的接见，而该教也逐渐走上直接为国家服务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最有成效的活动家是丘长春。
王重阳死后，丘长春曾在磻溪、龙门等地隐居十三年，名声大振，受到金世宗的接见。金章宗即位，曾以“惑众乱民”罪迫使丘回到山东。金朝末年，他曾为金朝招安杨安儿起义，是金朝的功臣。金朝许多达官贵人、名臣名士，和他有不同程度的交往。然而，元兵的节节胜利，使丘长春越来越看清了时局。这时，金、宋两个朝廷都派遣使者，请他进京，向他请教，但他都没有应允，而是万里迢迢，带着弟子们，历尽千辛万苦，以七十三岁高龄，从山东到今天阿富汗境内，谒见成吉思汗。丘长春说成吉思汗是“天人”，是“皇天眷命”，让成吉思汗“除残去暴”、“恭行天罚”。他向成吉思汗进“治国保民之理”，得到成吉思汗的赞许。丘长春每劝成吉思汗要少杀人，成吉思汗问什么道理，他援引天道作答：
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唯仁是归……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
天道好生恶杀，是儒教的基本教义；合天心，顺天意，是儒教行动的基本原则；行仁义之道，是儒教教义的核心。也就是说，丘长春向成吉思汗陈述的，乃是儒教的治平天下之道。
成吉思汗又向丘长春问及雷震之事。丘长春说，蒙古的旧俗，夏天不在河中洗澡，不在河中洗衣，不采野外的菌菇，这是“畏天威”。但这不是“奉天之至道”，奉天之至道是孝：“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同上）他劝成吉思汗在国内奉行孝道，成吉思汗接受了他的建议。
从丘长春向成吉思汗所讲的内容看来，上帝也是全真道的最高神。那么，太上老君在全真教中，也就相当于孔子在儒教中的地位。
由于成吉思汗的接见，丘长春名声大振，全真教也到了极盛时期。他们大规模地传道收徒，度人入教，大量兴建宫观，全真道观遍天下。丘长春回中原后住在北京，北京也就成了全真教，也是道教的中心。
丘长春死，尹志平嗣教。尹谨遵全真宗旨，“以谦逊勤约为治心之要，以践履功行为入道之基，及其纵说，则时亦露机缄之妙，所谓穷理尽性以至命者也”。（《玄门掌教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铭并序》）继尹志平掌教的李志常，青年时期曾“学群经诸子百家之书”（《重修真常宫碑》），掌教不久，被皇帝召见，当时皇帝曾下诏求通经之士教授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作为道教掌教大宗师，他不仅通晓道经，还通晓儒经，且成为太子的老师，其所讲大义，得到皇帝的赞赏，可见儒学修养之深。他还多次蒙皇帝召见，问以治国保民之术，他劝皇帝要爱民，要举用勋旧，也要任用贤才。
当时蒙元皇帝窝阔台要从蒙古官员子弟中选十八人做学生，建立国子学，李志常充当了建立国子学的负责人。李推荐自己的师兄弟冯志亨做助手。冯“于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为伴读，令读《孝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心传口授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铬》）此后，这批子弟果然都有所建树，不仅都得到重用，并且以才德见称于士人。这是道教大师做了儒学的宗师。李、冯不仅为发展元代儒教的教育尽了自己的才智，而且为建立元代儒教的祭祀制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冯）又劝宣抚王公，改枢密院为宣圣庙，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庙而守祀之。（《佐玄寂照大师冯公道行碑铭》）
宣圣庙就是孔庙，武庙当是姜太公庙，为唐玄宗时所立。宣圣庙和武庙，一文一武，是儒教国家祭祀系统的重要神灵。是道教的重要传人，帮助刚刚建国的蒙古贵族完善儒教的祭祀制度，并且让自己的弟子亲自参与其事，为儒教国家管理武庙祭祀。换言之，这不是道教祭祀自己的神灵，而是道士做了儒教祭祀的管理者和通神的使者。
尹志平和李志常的师兄弟宋德方，号披云，曾随丘长春西游，见成吉思汗。他“得度于玉阳，占道士籍。长生仙去，事长春国师于栖霞。儒道经书，如《春秋》、《易》、《中庸》、《大学》、《庄》、《列》等，尤所酷好。外虽诗书子史，亦罔不涉猎。于其中采其性命之学尤精粹中正者，涵泳履践”。（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也就是说，儒教经书，是他“涵泳履践”的思想基础。由于宋德方精通经书，丘长春曾命他整理《道藏》。丘死后，他历数年之久，在弟子们的协助下，编成了《大元玄都宝藏》。以精通儒经的宋德方来主持《道藏》的编纂，其中体现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也就可想而知。掌教的尹志平曾称赞他说：
披云宋公，人貌而天者，凡举事必本天意，未尝敢有我于其间，故所动皆得不劳而成。（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
这再次说明，天、上帝，是全真教的至上神。至上神之下，就是太上老君，如朱熹所说，三清之中，其余两位真成了诡名狭户了。
宋德方所编《道藏》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收进了《老子化胡经》，从而引起了佛道之间的一次大辩论，结果是佛教胜利，道经被焚毁，全真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嗣教的张志敬、王志坦等，都无所作为。王志坦后，祁志诚嗣教，“明于性理，通世务，尤善论事，裁处得宜。丞相伯颜尤加礼敬。开府史公，一代名臣，不轻许可，闻其议论，至谓祁真人若在仕流，必长于治理”。（李谦《玄门掌教大宗师存神应化洞明真人祁公道行之碑》）一个道教的掌教者，以治国之才闻名于诸侯，也是道教长期努力的结果。
元代国家，也着意把道教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其《周至重阳万寿宫令旨碑》载，安西王晓谕道教提点李道谦：
我国家祖宗列圣相传，莫不以敬天崇道，彝世受祜。王祖师得全真之道，教法开弘；丘神仙尽启沃之识，玄风庆会……高真人率所属道众，修醮告天，屡获灵应……以尔李道谦，道行素著，文学该通，深明三箓之法科……仍戒谕所属道众，宜令倾心报国，精意告天，朝夕诵持，殷勤进道，无负我朝敬天崇道之心……
这道晓谕文书充分说明，道教斋醮所告之天、上帝，就是当时儒教国家所敬奉的天、上帝，道士充当了儒教的祠祀巫祝之官。道教已经成为儒教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治国的任务，仍由儒者充当，道教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声称自己的道可以治国平天下，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在治国方面代替儒教和儒者，于是，他们就只有用自己的斋醮仪式，为儒教国家祈祷，充当通神的使者。于是，儒教国家的一部分祭祀任务，也逐渐移交道士掌管。诸如城隍庙、文昌宫之类典型的国家神灵、儒者所崇拜的对象，后世常被人们视为道观；城隍、文昌之类神灵也被视为道教神灵。殊不知城隍的任务，是保佑一城平安；文昌的功能，是保佑儒士考试得中，道士敬他们有什么用呢？但是，他们要敬，他们以此为儒教国家服务，儒教国家也给他们以相应的待遇。这是中国宗教的特点。
元代道教已经和儒教国家密不可分，道教的神仙观念也进一步发生着变化。南宋时代，儒者、道士都承认，若真有神仙，也必是大忠大孝之人。元代，全真教的领袖们则进一步指出，只要为官清正，就可以成为神仙，甚至说，那就是神仙。王重阳七大弟子之一刘长生说道：
为官清正，真无罪病，上有四恩，积行普敬；忠孝治民，静心养性，意不外游，自然神定……功德周圆，大罗朝圣。
治政清通，为官忠孝，节欲身安，他年蓬岛。（《仙乐集》）
王重阳另一弟子谭处端说：
为官清正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
行尽这般功德路，定将归去步云霞。（《水云集》）
这是对儒教国家官吏实施的教化，也是为儒教国家所作的祝福。至于一般百姓，全真教也教化他们，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百姓：
饮酒莫教离孝顺，赌钱休要坏居家。
道门好入时时重，王法须遵可可奢。（《全真集》）
马钰入道的《立誓状文》，也把遵守国法确定为首要条款。
充当儒教国家的祠祀官员、通神使者，用自己的宗教仪式为儒教国家祝福，教化官吏、百姓忠孝仁义，清正守法，是元代全真教为自己找到的最合适的社会地位，也是道教从儒术独尊之后，经过千百年的曲曲折折，为自己找到的最合适的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