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作为小标题的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国内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交融汇聚的中心，同时作为很多浙籍文人墨客的故乡或生活地点，杭州以及浙江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雷峰塔下、西子湖畔，不知演绎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也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慨叹的悲欢离合故事。杭州地处江南繁华之地，与上海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近在咫尺，以致很多浙籍和非浙籍文人与杭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如果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和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必然要对杭州这个城市以及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首先，中国历代文人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已开始对江南产生浓郁的情结，而杭州在文人的心目中更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文人对于杭州，总有一种特殊的留恋与热爱：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长期以来，白居易和苏轼的诗词就被视为讴歌西湖的绝唱，因为他们几乎写出了中国历代文人对杭州、对西湖的全部思念、挚爱和眷恋。这种情感历经千年，不但没有消散，反而在20世纪中国文人那里得到更加有力的回应：
你假如问我在二三月间看西湖上的微雨是什么色，那我可立刻答复你：“是淡青色的。”你休要笑我误会了，你也休要急急的改正我说：“你是错了，我问的是那时候雨的颜色，不是在问山水的颜色。”我其实并没错误，二三月间的西湖山水是深青色黛色乃至是紫霭色的，然而微雨蒙蒙中的西湖却是极准确的淡青色。这个淡青色，你还愿意称它是山水之色呢还是雨之色？在万花零乱的花丛中，红的白的是花，绿的是叶，青的是天。此时霏霏的降下了一番柔雨，却做了个研颜色的化工，你此时设或在小亭中闲眺，你还能辨别得出那里是红那里是白那里是绿么？你静静的领略，岂不是只觉得如晚烟似的一阵阵忽然泛红忽然转青的紫色么？
这是施蛰存所写之《雨的滋味》，除了语言改用白话外，字里行间所洋溢的对杭州对西湖的爱，其实与千年之前的白居易、苏轼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也是在西子湖畔的烟霞洞，与“小表妹”曹诚英度过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段浪漫生活。即便是一向对杭州没有多少好感的鲁迅，在与许广平补度“蜜月”时，也选择了杭州。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
自然，当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20世纪的时候，杭州也和整个中国一样，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所以我们的论述，就从19、20世纪之交的1900年开始：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企图用立“大阿哥”即皇储的办法迫使光绪帝退位。她以光绪名义颁诏，称因不能生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诏书下后舆论哗然，上海各界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也提出警告，此项计划被迫搁置。
这年的1月25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创刊，报名为孙中山亲定，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意。报纸公开鼓吹民族革命，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报道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曾全文刊登章太炎写的纪念会宣言，还发表了要国人警惕俄国侵吞国土的文章《中外关系论》等，一时影响极大，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
2月14日，清政府悬赏十万白银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禁民众购买和阅读其所办报刊。
也是在1900年，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于年初（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予该校首届毕业生、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开始步入收获季节。
1900年7月12日，住在莫高窟的当家道士王圆篆无意间在洞窟中发现了大批经卷、文书、绘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之后藏经洞经历了多次外国侵略者的掠夺，直到1909年清朝政府才将藏经洞所剩八千余件文物运往北京，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1900年8月14日，著名的《马氏文通》作者、语言学家马建忠去世。
同一天，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各国司令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给德皇报告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至于这一年和浙籍文人有关的大事，似乎可以列出这样几件：
1900年，浙江图书馆创建。这可以视为杭州乃至浙江步入现代的标志。
1900年夏，章太炎著《訄书》初刻本出版刊行。《訄书》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反映了章太炎20世纪初的思想状况，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有很大影响。
1900年9月，由浙籍文人杜亚泉编辑出版的《亚泉杂志》在上海创刊。《亚泉杂志》为半月刊，内容介绍近代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而没有外国传教士参与的中文科学期刊。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杜亚泉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是如何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大战一场的。
1900年，33岁的蔡元培在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之后原本感情不和的他们逐渐关系和睦，可惜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人世。
1900年6月11日，沙孟海出生。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出生。
1900年10月30日，夏衍出生。
而在欧洲，1900年6月29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瑞典于1900年6月29日专门成立了诺贝尔基金会，并由其董事会管理和发放奖金。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是位杰出的化学家，他一生中有许多发明，最为重要的是安全炸药。这项发明使他获得了“炸药大王”的称号，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原希望他的发明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但炸药却被广泛地用于战争，使他深感失望和痛苦。诺贝尔在逝世前立下遗嘱，把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注定要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浙籍文人群体，从美丽的西子湖畔，迈出了他们走向辉煌的第一步。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曰：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
——《浙江潮》发刊词
江南地区，很早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区。近代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江浙一带又是最早得以接触了解外来文化的地区之一。以龚自珍为杰出代表的浙江文人，更是直接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与文学资源以及江南文人特有的文化修养和文化品行，使得浙江文化与文学在与外来文化与文学发生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迅速获得新的活力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晚清至近代，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是新式学堂的建立抑或新型传媒的出现，浙江文人都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鲁迅在接受科举教育后转而入西式学堂就是一个例证。之后，大批浙江文人或出洋学习，或进入西式学堂，他们互相呼应、互相提携，最终在20世纪中国史上，出现了浙籍文人群体占据民国时期文化与文学发展制高点的状况。以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周氏兄弟、马一浮、马叙伦、蒋方震、陈望道、沈钧儒、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蒋梦麟、马寅初、沈尹默、钱玄同、许寿裳、毛子水、茅盾、俞平伯、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艾青、戴望舒、施蛰存、夏衍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使民国时期的浙江，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杰出文人群体的汇聚地。一部民国文化发展史，几乎就是浙江文人叱咤风云的历史。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佛学、经学、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人口学、军事学、修辞学、语言文字学，话剧、电影以及文学中的白话小说、新诗、小品文、杂文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浙籍文人或以开拓者的身份引领潮流，或以成就最高者身份占据其制高点。
那么，这样一个成就辉煌的浙籍文人群体，又是如何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呢？除却“偶然”这一历史进程中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内在和外在因素可供讨论？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又在种种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且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伟大的辛亥革命时期。看看辛亥革命对浙江尤其是对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看看这些影响如何促使新一代文人群体的兴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武昌起义后，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多次集会聚议研讨浙江起义事宜，最后定于11月4日晚举事。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凌晨二时，杭州新军发动起义攻占省抚署，俘巡抚增韫及眷属等，陆军包围旗营。6日，杭州旗营投降，杭州全城光复，杭州知府英霖潜逃，仁和县知事、钱塘县知事均逃逸。当天上午杭州各界开会商议，推举汤寿潜任浙江都督，汪嶔为杭州民事长（即杭州知府）。军政府设参议会，推莫永贞为议长，陶成章、张恭、顾乃斌、吴思豫、黄元秀等为参议员。杭州光复后，全省各地闻风响应，旗兵先后归附。11月底，全省光复。
11月12日，浙江军政府通过会议决定派朱瑞为援宁浙军支队长，率军三千多人，与苏军沪军会合组成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并于11月30日攻克南京。
1912年1月22日，仁和、钱塘二县合并称杭县，杭州民事长改称杭县知事，由汪嶔担任。同月，同盟会会员徐自华等募资重建秋社，并建风雨亭于西泠桥畔。
同年4月24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更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招生六百名，设体操、师范、简易师范三科，后增设图画、手工、音乐等专修科。关于这所学校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其实值得大书特书，此为后话。
同年5月5日，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开始其长达数年的单调苦闷的抄古书生活。
7月19日，秋社同人在风林寺召开追悼秋瑾烈士成仁纪念日大会，到会一千余人。主席徐寄尘报告烈士历史及建专祠、风雨亭经过。
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筹办“函夏考文苑”，此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西方现代学术意义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其成立的初衷，就是以法兰西学院为榜样，树立其无上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遗憾的是此事夭折于摇篮之中。
1912年12月8日—13日，孙中山莅杭。8日下午他乘专车抵抗，朱瑞都督率众迎接，在行辕略微休息后，即赴马坡巷法政学堂出席国民党召开的欢迎大会，发表演说；9日上午，至风林寺前凭吊秋瑾先烈，在风雨亭书写“巾帼英雄”四字匾额及“江户矢丹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来吊侠女魂”楹联，并游览了西湖名胜；10日上午，赴江干考察铁路线，并去之江大学视察，游六和塔，下午赴拱宸桥参观商场；11日出游三天竺、灵隐诸名胜；13日，乘专车返沪。
1912年12月，位于西湖孤山的浙江公立图书馆落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移藏于此。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浙江文化也开始了其新的发展历程。
杭州之有报纸，始于1897年日人发行的《杭报》[16]。之后很多爱国人士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纷纷创办报刊，以介绍西方文化、鼓吹维新或革命。至辛亥革命前夕，杭州报纸已近二十种，但大都发行量小，发行时间短暂。辛亥革命之后，杭州报纸数量激增，仅仅在1912年就新发行十二种，且影响日益扩大。其中革命后最早创办的报纸是《汉民日报》，是在原《浙江白话报》基础上创办的，由著名报人邵飘萍任主笔。该报于1911年11月18日正式出版，但因批判锋芒过于外露，不到两年就被迫停办了。寿命较长的是《之江日报》，这也是民国时期历时最久的民营报纸。1913年创刊，直到1937年才停刊。总之，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刊物的出现，从客观上为浙籍文人的兴起提供了阵地。而浙籍文人更大的表演舞台，则还是在北京和上海，对此后面有专章论述，此处不赘。
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浙江文人绝对功不可没，其中最值得关注者自然是章太炎。如果说孙中山称得上是中华民国的“国父”，那么章太炎绝对称得上是“国师”。章太炎在20世纪初为中华民国的诞生所做的一切，学术界早有定论，此处只说他单单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所下的论证之功。
首先，必须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17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和获得文化上的正统性。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在1936年写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他并没有说“最早”，而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不将他创建的共和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而取名为“中华民国”呢？我们还是看他自己的解释吧。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行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更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农民起义领导人之处，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的民主革命。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的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此，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说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有“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对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感，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笔者以为，在确证“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粤人孙中山和浙人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了其合法性和正统性。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有着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为此设计和奋斗一生者，理应得到后世永久的纪念。
不过，章太炎最大的功绩，还是他培养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为民国时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章门弟子”这个称号以及它所指代的文人群体，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而研究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浙籍文人，他们的聚合离分和日常交往，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兴旺与否，很多时候都与其时文人群体是否繁荣壮大有关，而中国文人长期以来，也极为看重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所以，在研究民国时期浙江乃至彼时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时，对原籍浙江或者长期生活于浙江的文人群体之活动状况，必然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研究浙籍文人群体之前，笔者有意先简单绍介一下康有为及其弟子所构成的文人群体，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进程和康有为及其弟子有着极大的关联。
据有关研究统计[17]，康有为有受业弟子120人，拜门弟子15人，私淑弟子10人。在受业弟子中，自然以梁启超最为世人所熟悉。不过，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有为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已经获取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一方面说明梁启超非同一般的见识和勇气，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自有非凡的吸引力。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康有为为师：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初见康有为，就一下被康有为的过人胆识和天才学说给迷住了，自此决定了他与康有为一生的师生缘分。不过说起来陈通甫才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因为他比梁启超入门更早，也更得康有为的赏识，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早逝，之后“大弟子”的头衔自然落到梁启超身上。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号，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再到流亡海外，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后来师徒二人政见虽有不合，但梁启超在视康有为为师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他是第一个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前期参加革命，后期全力从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成就斐然。再就是麦仲华，他先是成为康门弟子，后成为康氏之婿，其弟麦鼎华也随之拜入康门。
在康有为的拜门弟子中，政治方面有唐才常，艺术方面有大画家刘海粟和徐悲鸿；在私淑弟子中，有谭嗣同、吴锡龙等民国名人。
显而易见，康门弟子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演变进程，产生过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主要发生于清末民初阶段，之后，其在文化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便逐渐让位于了以章太炎为核心的浙籍文人群体。而浙籍文人群体的兴起，除了与章太炎这个文人领袖有关，还与另一位为辛亥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浙籍文人有关，他就是蔡元培。从近代以来对浙籍文人群体兴起的作用角度来说，蔡元培居功至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的辉煌。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与章太炎和蔡元培有直接关系，对此学术界是早已认同的。章太炎从学术上给众弟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蔡元培则因自己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为浙籍文人进入北大以及高教界提供了宝贵机会，也就等于从发展空间上保证了浙江文人群体的持续发展与壮大。
蔡元培与“某籍某系”
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北大等著名高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巨大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甚至妒忌，所用称呼就成了“某籍某系”。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不过，在浙江文人内部，也还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小群体来，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浙籍章门弟子外，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人群体以及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等。
在这里我们即以蔡元培如何从浙江进入北京的文人圈子，以及他如何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以他和章太炎为领袖人物的浙籍文人群体为个案，来评述浙籍文人在民国期间占据中国文坛主流地位的过程及其特点。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元培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决心通过科举道路进入上流社会的，只不过相对于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少数幸运者中的一员。1872年，虚岁六岁的蔡元培进入私塾学习，这一年他正式使用“蔡元培”之名。尽管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坎坷，但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相比，其科举应试之路倒是较为顺利。17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之文人，基本还是限于传统文化范围之内，但他已开始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举人，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而且其风格奇特的“怪八股”也引来很多学子的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李慈铭在查阅该年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乃至国内第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蔡氏进入第一流文人圈子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1890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贡士，并在1892年考取进士。如此，短短四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人需要很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好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特意将其名姓、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有如此评价，也为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多少铺平了道路。
也就是在科举顺利之后，蔡元培有机会游历国内各处，对晚清时国内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也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1894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并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能获得进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乡因素对于蔡氏获得此种机会的作用，以后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不但促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为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也在蔡元培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时起到了类似作用，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之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
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习日语。受这些友人的影响以及在翻译日文著作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的打击，多位参与变法好友的受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活极为失望，也令他对政治改革丧失了信心，决定回家乡绍兴兴办教育，走艰苦的教育救国道路。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蔡元培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圈子，他所结识的文人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将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18]
据蔡元培1898年在京时日记，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在该年正月八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此时对建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网络已有明确的意识。
也是从这个月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沈曾植生于185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1922年。他是浙江嘉兴人，当然算蔡元培的老乡。沈氏当时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他自己那时在京城也已算是小有名气之人物了。
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一直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举行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二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所述之蔡氏日记中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马上就有了实际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为重要。当然，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仅在该年二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人之间交往的内容就出现了八次之多。对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蔡元培也早就与他密切交往（其日记中出现与李氏交往的时间为1894年6月，但显然应该更早，不过蔡氏日记从该年起始，所以无法找到更直接的证明）。有一点可以断定，蔡元培在京城期间，已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在1894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时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蔡元培与张之洞等也有所交往，这表明当时他已经进入中国文人最高层次的群体。虽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无非是那个时代所有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可惜，由于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所以很难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就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于建立师友交往网络一事，还是比较自觉的。这对于蔡元培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1898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主要还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家乡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较之与传统文人的交往，这对他以后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影响。在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在回绍兴仅仅一个半月后，随即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校长一职。熊再莘思想较为开明，同情变法维新人士。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学堂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可谓中西之学兼具。此后他又捐银33960余两，于1902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并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7万余卷，全部捐入，同时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是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据蔡元培自传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其以杜亚泉更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因此结识了很多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了章太炎并登门拜访。1901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在此期间他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这些人均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而蔡氏与他们的交往，也对其此后的事业产生了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且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19]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活，于当年12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蔡元培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而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虽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年4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力邀湘人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本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真诚合作，而且，范源濂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职北大期间给予坚定的支持，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辉煌也有范源濂的一份功劳。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方面，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浙籍老乡陈介石、马叙伦等人的推荐也起到很大作用。
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壮大，除了和蔡元培、章太炎等领袖人物的巨大影响有关外，也与浙籍文人对当时报刊等新兴媒体的掌控以及在北大国文系占据的统治地位有关。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之所以得以传播并迅速扩大影响，得益于当时相对发达的现代传媒，特别是应归功于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正是通过这些传播媒介，新文学的“为人生”和干预社会才成为可能。就当时来讲，主要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北大和《新青年》，它们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和阵地，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而那时北大和《新青年》的主导力量基本上是浙江文人，由此建构的人际网络对以后“浙江潮”的出现和新文学的发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新青年》及五四时期的北大与新文学的关系，人们已经比较熟悉，因此这里我们重点看辛亥革命前后的北大，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刚刚改称“北京大学”后的那个阶段。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便是一位浙江籍校长——何燏时。
何燏时（1878—1961）字夑侯，浙江诸暨人。他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第一届学生。1898年被选派赴日留学，1906年春回国，历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民国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2年11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任首任校长。
正是在何燏时任校长时期（1913年），桐城派当时的代表人物，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被迫去职，与他一并离职的还有另一位桐城派古文大家姚永概。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以章氏门人为代表的浙江文人排挤桐城派文人的历史。关于这次去职，林纾在家信中即声言何燏时是要“思用其乡人”，而在另一封《与姚叔节书》中，更直接讨伐了“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巨子”，还斥“其徒某某腾噪于京师，极力排姚氏”，以求“昌其师说”并“挠蔑正宗”。[20]林纾这里所影射的何校长之“乡人”即是章太炎。何、章同是浙江人，鉴于章太炎“国学大师”的显赫声名，何燏时自然“舍林取章”。之后，章太炎虽然没有到北大，但他的弟子却大批涌进北大任教，如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黄侃、刘师培、钱玄同、周作人和鲁迅等。这些人多数都是章太炎东京讲学时的弟子，后来都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说章太炎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浙江潮”现象的重要原因，当不过分。
至于两派水火不容的原因，则是在文学观念的差异。
桐城派古文尚唐宋，认为韩柳欧苏的文章才是正统，重视“义理、考据、词章”，而以章太炎为首的文选派推崇的是魏晋六朝古文。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样阐述此次“文派之争”：“初纾论文持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弟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得以桐城学者之盼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衰。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21]其实，除了人事方面的原因外，文选派能挤走桐城派，还因为六朝古文从文章风格、意旨等方面与当时文人接触到的西方文学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如周作人就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五四白话散文（美文）的成功是来自于西方的随笔和六朝小品文共同影响的结果。
章氏门人在北大排挤桐城派文人，实际上导致了后来浙江文人独霸北大长达十年的事实。对此，让我们听听当事人的回忆：
大约在一九一二年春节，许炳堃来访，谈及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又陵）校长去职，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预科学长是胡仁源。胡也是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仙台高等学校留过学。何、胡都是许炳堃的朋友。据许炳堃说，在那以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式大学毕业的只有两个人，其一即何燏时。那天闲谈时，许炳堃告诉我：“何燏时和胡仁源最近都有信来，燏时对林琴南教书很不满意，说林在课堂上随便讲讲小说，也算是教课。”我笑着说：“如果讲讲小说，那我也可以讲。”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讲讲罢了，不料炳堃认起真来，他说：“啊，你能讲，那很好，我介绍你去。”我还以为他也是随便讲讲的，就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许炳堃忽来告诉我，何燏时、胡仁源电报来了，约我到北大预科去教书。我出乎意外，连忙说：“我不能去，我不会讲话，教不了书。”炳堃着了急，他说：“那不行！人家已经请了你，不能不去。”
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下面就谈谈新旧之间的不相容，等等情况吧。
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
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22]
到1914年6月，更有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桐城派由此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时间，北大文科就一直是章门弟子的天下。直到1922年，随着归国英美留学生的增多，同时蔡元培也可能意识到对章门弟子不可过分依仗，遂于1922年4月25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由此开启了英美留学生在北大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1918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其中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中，教授共有二十九人，其中浙江籍就有十三人，而章氏门人占了十人。这还不包括像鲁迅这样的兼职教师。不过鲁迅虽然是兼职，但由于其在新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在北大文科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此外各个系的系主任，有一半多也都是浙江人。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和物理系主任夏元粟都是杭州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其中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北大最具影响的自然是中文系，而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指的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指的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鄞县人。这里我们看一个“三沈二马”影响力的例子：
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23]
而陈独秀虽为安徽人，却也曾经在1898年考入求实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因此说他与浙江有缘也不过分。至于胡适虽为安徽人，但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他与桐城派不可能结为联盟，而只能和浙江文人走到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有助于浙江文人势力影响的扩大。此外，陈独秀进北大，与蔡元培个人在教育部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更与蔡元培的极力推荐有关。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上任，11日即致函教育部，请求批准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敬启者，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詧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24]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附上陈独秀的一份简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但是，据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庄森考证，陈独秀并没有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担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只因蔡元培求才心切，一心想聘陈独秀，才不得不伪造陈氏的学历和任职经历。蔡元培如此看重陈独秀，则陈独秀对于蔡元培有意重用浙籍文人也就不好说什么。加之陈独秀与浙籍文人如钱玄同等在倡导白话方面有着共同语言，也就使得陈独秀自然而然与浙籍文人形成了同盟。
此外，如果我们考察鲁迅进入文坛的过程，可以发现以浙江地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虽不能说起到关键作用，但至少为鲁迅提供了得以进入教育部和进入文坛的历史机缘。其中蔡元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鲁迅于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由于周作人结婚，家庭经济紧张，他“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于是经浙江老乡许寿裳向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举荐，得以“一荐成功”。1912年2月初，又经许寿裳向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浙江老乡蔡元培推荐，鲁迅得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蔡元培北上，在北京教育部就职。许寿裳是在1902年由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时在弘文学院结识鲁迅的，后来又同鲁迅一起求学于章太炎，与之结下了深厚友谊。而蔡元培在德国留学读到《域外小说集》时，才知鲁迅是其同乡，从此一直留意鲁迅的行踪。至于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的，也是他的浙江老乡钱玄同。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期间，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许寿裳、蔡元培、钱玄同等浙江同乡人际关系及其他方面的援助，鲁迅至少不会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浙江潮”可能因此不会那么早就出现，或者无法形成后来那样浩大的声势。
当代学者王晓明指出，“1919年以前，《新青年》可以说是中国唯一倡言新文化的大型的文化学术杂志”，当时人们的看法“都只能通过《新青年》才能够变成铅字”“它既是一条通道，使一些人的看法对读者发生影响，也是一种限制，把另一些人的看法——至少是暂时地——排除在读者视野之外。《新前年》的个性逐渐扩散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个性，它所刊登的文字，也就构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话语体系”。[25]同样，新文化的另一阵地北大也具有这种“通道”和“限制”的性质。据陈万雄先生统计，在1917年3月至1920年这段时间内，《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中，浙江人占近一半以上，并且都是以后新文学和新文化领域中的领袖人物，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等。当时的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出掌，在北大的教授中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浙籍人均占三分之二以上，特别是在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起风向标作用的文学院里，可以说浙籍人占据了统治地位。[26]从这一层面上看，浙江文人几乎掌控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权，这种从运动初期得到的话语权，以及继而树立的权威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有意无意中排斥着异己，这也就为浙江人进入文化界和文坛提供了一个比别人更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在相对历史不长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这种状况极大影响了不同地区文学的发展。
鲁迅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浙江文人在京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而在他成为偶像和权威之后，作为浙江人际网络中的关键性人物，也成为其他想进入文化界或文坛的浙江人所依傍的渠道。例如许钦文，考察他进入文坛的踪迹，我们发现这与鲁迅等浙籍文人的提携同样不无关系。鲁迅于1920年首次在报纸上看到许钦文的名字，即问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钦文是谁”，孙伏园说是许小姐的哥哥，因为许钦文的四妹是鲁迅三弟的学生，鲁迅早就认识。而孙伏园也是浙江人，是他见许钦文生活窘迫，提议许向《晨报》副刊投稿，鲁迅才得以在报上看到其名字的。后来鲁迅即开始指导许钦文创作，在1926年还直接命许钦文作一篇小说投到《莽原》上，才有了《石宕》最后被《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的结果，由此奠定了许钦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柔石则是另一个极为类似的例证，后面我们还会详述。
再看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从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十二人名单来看，有五人是浙江人氏，此外作为文学研究会主要代表人物的郑振铎也出生于浙江温州，并且在浙江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因此也可算为浙江的一员。这样，发起人中浙江人氏就占了一半。当代学者王晓明曾经说他在一个由青年人发起的文学社团的发起名单上看到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等“头面人物”时感到意外，因为三人不仅均为浙江人，而且蒋百里其实是军界人物及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不过联系到其中“浙江老乡”这一因素，一种借此来提携之的目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意外也就不算为意外了。而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作为上世纪20年代初唯一倡导新文学的纯文学月刊，它之所以在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21年其第十二卷由茅盾接手并进行全面的改革。笔者对茅盾任主编的1921年和1922年的第十二卷、第十三卷《小说月报》的目录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发现在这两年中发表文章排在前几位的分别为茅盾（沈雁冰）、沈泽民、郑振铎、耿济之、周作人、王统照、鲁迅、叶圣陶、耿式之、许地山、徐雉等，从中可以发现浙江籍人氏6位，占一半以上，其中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鲁迅等在新文学发展史上都是领袖人物。此外，这两年《小说月报》每一号的文章中，浙江作家的文章几乎都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二分之一以上，更有甚者如在1921年的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中的文章，差不多全为浙籍文人所写。
至此，可以断言，在新文学发生期，正是当时已经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浙江地域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浙籍文人在新文学发生时期掌控了新文学进入公共领域的“唯一”渠道，为浙江人进入文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终为“浙江潮”的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