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都为稻粱谋”
阅读民国文人如梁启超、鲁迅、吴虞、梅光迪和吴宓等的日记或书信，常会令人对充斥其中的经济开支账目感到吃惊，似乎那时的文人不仅不羞于谈论金钱，而且对个人的收入如稿费等还斤斤计较，有时甚至到了要与人打官司的地步，最典型者如鲁迅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版税之争。这在一些读者看来，也许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在当时，对鲁迅为了版税不惜与合作多年好友打官司的做法也有人不以为然，其中就有鲁迅的好友林语堂。本来，这场官司最后以庭外调解结束，也算是双方最后又重归于好。于是在庭外调解达成协议之后的1929年8月28日，鲁迅做东宴请李小峰，并请好友郁达夫、章依萍和林语堂夫妇等人作陪，却不料他与林语堂当场翻脸。查这一天的《鲁迅日记》，有“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执，鄙相悉现”之语，林语堂所嘲讽的正是鲁迅索要版税一事。连大文豪鲁迅都极为看重稿费收入，说明自20世纪初现代稿费制度出现后，文人确实可以仅凭写作维持生存，但要生活得舒服，也并不容易。
民国时期文人，一部分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或兼职，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职业的全职写作者，或者说是职业作家，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的鲁迅就是典型的代表。鉴于学术界对于鲁迅的稿酬收入以及其他经济收入等已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本书不再赘述。这里我们将以浙籍文人中有代表性的施蛰存、柔石、戴望舒和郁达夫为例，看看创作收入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首先看施蛰存在民国时期的工资收入情况：
1927年（二十三岁）十月，任松江联合中学国文教师，工资四十元。
1928年九月，改任松江县立中学教师，工资四十八元。
1937年（三十三岁）在云南大学文学系任教员，薪水一百四十元。
1938年（三十四岁）在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升任副教授，薪水二百二十元。
1945年（四十一岁）三月，赴福建三元，改任江苏学院文史系教授，薪水四百元。
1946年（四十二岁）九月，在上海应暨南大学之聘，任中文系教授，薪水四百八十元。
1947年（四十三岁）在暨南大学任教，薪水五百元。同时，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兼职任教。
1948年（四十四岁）在暨南大学任教，薪水五百二十元，仍兼职上海师范专科学校。[260]
此外，因为施蛰存当时还在编辑一些文学期刊，所以也有一些编辑费之类的收入。当时（1932年）担任编辑的施蛰存月薪是100元（约合37美金）。再加上他在这个杂志上的文章并译文稿费100元，他的200元月收入足以使他支付房租（16元一个月，后来1938年，当他和家人迁入愚园路上的一幢西式楼房的第三层楼后，房租为50元一个月）。[261]不过，这个相对宽裕的收入并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其实也是当时很多作家的共同状况。
再看看施蛰存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收入的叙述：
至于我个人的经济，只剩了《现代》每期编辑费50元，其余收入毫无，实在是窘不可言了。（1934年3月16日）
我的《梅雨之夕》已卖与新中国，因我要向“现代”预支版税一百五十元，未能如愿，而我又急用，遂一怒而去新中国。（1932年11月18日）
直到四月二十三号钱歌川送来二百元，说是预支《Disi-ple》的稿费，我方才加上《现代》三卷一期稿费四十元，及我自己的六十元，电汇了一千五百法郎给你。
惟现代书局方面只能每本支一百元版税耳。（1933年5月29日）
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1934年7月2日）[262]
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大作家，但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能单纯依靠稿酬在上海过相对稳定和舒适的生活，甚至连及时支取自己稿酬的权利都不能保证，以至他发出“这是如何不景气的出版界啊”这样的感慨。不过，相对于那些刚刚踏上文坛的青年作家来说，施蛰存已经算是相当成功了。
另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从浙江走向上海而获得某种程度成功的作家，是柔石。柔石虽然早在1921年就在杭州开始了其新文学创作活动，但始终没有得到文学界的承认。直到1928年他到上海经朋友介绍拜见鲁迅并得到后者支持后，才算是正式进入文坛，标志之一就是他的作品此时第一次有了版权和版税收入。有意思的是，在去上海之前，柔石曾经在北京寻找过自己的文学之梦，却是以破灭告终。1925年2月中旬柔石去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这应该是他最早认识鲁迅的时期，但两人当时没有直接交往。此时柔石生活极为困顿潦倒，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打一些短工以补生活之用。在北京时的柔石，曾有冯雪峰、潘漠华、王鲁彦、姚蓬子等一批共同奋斗、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曾创作了不少小说、诗歌等，却始终没有引起文坛的注意。除却个人的文学才华和经济因素外，这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紧张和文坛之封闭不开放也不无关系。在失望之余，柔石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流露出对北京的绝望和对上海的向往：
黄昏落日如苦油，空中满是烟雾气。
榨我身如泥，挖我心如腊，
苦闷的北京城，苦闷的世界。
我去、我去，那绿色的海滨。（《我去》）
穷困再加疾病，使他极为悲观绝望，甚至在他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最终，1926年春天，柔石离开“苦闷的北京”来到那“绿色的海滨”——上海，但这一次他只待了很短时间，因为他尚未找到开启上海文坛的钥匙，只好转到杭州参与创办私立中学。后又回到家乡，一边养病一边读书。可以说这段时间（包括其病愈后参与教育工作的时间）为柔石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如果柔石只是留在浙江而没有去上海的话，则其文学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在那个时代，除却北京，只有上海才能为一个无名作家提供最大的可能和机会。而此时已在上海定居的鲁迅，作为在上海的浙江文人，已成为上海文坛和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如果柔石能够得到他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在上海文坛有了立足之地。
柔石是幸运的——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鲁迅的好感，除却两人是老乡和当年在北京的师生关系因素外，柔石的诚恳和质朴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已没有人能够知道鲁迅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柔石时的内心活动，也许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也许柔石给他的第一感觉很不错，也许他当时正渴望有一个来自家乡的年轻人和他谈天……看似偶然的背后有很多必然的东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在上海，才会有柔石的机会和最后的成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当时中国几乎有一半文学杂志在上海发行。据说从19世纪末到1956年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转化时，上海先后共有各类出版社约六百家。民国时期的上海聚集了中国最多最有名气的文人，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可以在上海找到落脚之地。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郑孝胥急急忙忙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是很好的例证。整个民国时期，在中国再也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出版自由、文化繁荣。许多浙籍文人来到上海后，其中的名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仅凭稿酬收入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例如郁达夫当时的版税收入每月就有200大洋，鲁迅自然更多。当时一名熟练工人的月收入仅仅30元左右，而这些收入已经足够养活一家人。自然，鲁迅等属于作家中经济状况较好的，而那些刚刚来到上海的青年文人如柔石、殷夫等，因没有名气，其写稿收入可能还不如一名技术熟练的工人，因此他们只能居住在上海弄堂的亭子间里。
按照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柔石就是一个刚刚来到上海的文学青年，上海文坛的大门尚未对他打开。幸好在上海他碰上也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江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才合租了一间小屋，同时寻找谋生机会。此后，柔石和几位老乡曾试图创办一所学校，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转机总算是来临了。1928年9月27日，柔石（赵平复）的名字首次在《鲁迅日记》上出现。这天晚上，鲁迅邀请林语堂、周建人、许广平、王方仁等八人往“中有天”晚餐，柔石也在被邀之列。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答应看柔石的一部长篇。结果鲁迅看后非常满意，称之为“优秀之作”，并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以鲁迅当时的身份，这就等于为柔石进入上海文坛打开了大门。我们很难估量与鲁迅的老乡关系在这件事上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乡情、乡音等是促成此事不容忽视的因素。
鲁迅对柔石的推荐自然使得后者生活境况大变，柔石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福（赵平复，原名赵平福）已将小说三册（《旧时代之死》上下集和《二月》）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信中还说：“福近数月来之生活，每月得香港大同报之补助，月给廿元，嘱福按月作文一二篇。惟福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零用与购书费，还一文无着也！……不能不请西哥为我设法五十元，使半年生活，可以安定。”
此后柔石不但常常见到鲁迅，而且还常到鲁迅家中吃饭。柔石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在鲁迅家吃饭的感受：“好几次，我感觉到自己心底是有所异常的不舒服，也不知为什么，可是在周先生（家）吃了饭，就平静多了。”
1928年10月，柔石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由北新书局出版，合同约定版税20%（当时上海各书局所订的版税通常为15%—20%）。对于柔石来说，这样有版权又有版税的收入，还是第一次。他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了“卖版权”还是“抽版税”的情况：
福现已将文章三本，交周先生转给书局，如福愿意，可即卖得八百元之数目。惟周先生及诸朋友，多劝我不要卖了版权，云以抽版税为上算。
彼辈云，吾们文人生活，永无发财之希望。抽版税，运命好，前途可得平安过活，否则一旦没人要你教书，你就只好挨饿了。抽版税是如此的：就是书局卖了你一百本的书，分给你二十元。如福之三本书，实价共二元，假如每年每种能卖出二千本，则福每年可得八百元，这岂非比一时得到八百元要好？因此，福近来很想将此三部书来抽版税，以为永久之计了。
柔石还把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报告如下：“福现今每月收入约四十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抽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钱多。”为了维持在上海的生存，显然仅凭一部书的稿酬是不够的，柔石不得不拼命写作。在他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说：“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写二千字。”以柔石那时的稿酬标准千字2元计算，每日可得国币4元，如能顺利发表，则每月收入可达120元，收入应该基本达到作家中的中等水准了。
柔石与鲁迅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记载有近百次，在不完整的《柔石日记》中，也有一百多次。就连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也看出了鲁迅对柔石的格外关爱，多年后她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据柔石日记，1929年的除夕他是在鲁迅家里过的：“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此刻是夜半后二时，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1929年2月9日）
据《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7年版）的资料，1920年代上海市民一般生活水平为：一个典型的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等成年人”的消费）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元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66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30银元以下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一家月消费66银元，也就是每年800银元，这样水平的家庭，在当时上海工人里大约占4%，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这也是当时上海一般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但柔石的稿费收入并不稳定，好在经济拮据时都有鲁迅的帮忙。从《鲁迅日记》中查知，鲁迅曾五次借款给柔石，合计270元。照鲁迅的行事方式，这些钱柔石即使不还，鲁迅也不会开口索还。
我们可以把另一位浙籍文人，同为“左联五烈士”的殷夫与柔石做一个比较。殷夫在上海的生活始终较为窘迫，只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其身为国民党高官的大哥的资助——这资助有前提：就是从共产党一方转投国民党一方。幸好，殷夫也与柔石一样幸运，多少由于同乡的缘故，他也得到鲁迅的青睐，登上文坛的道路也就比较顺利。假如他和柔石没有牺牲的话，则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会比萧军、萧红差多少。
对于殷夫在上海的生活，鲁迅有过生动的描绘，借此可见其日常生活的困窘：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白莽作〈孩儿塔〉序》）
像柔石、殷夫这样的文人在那个时代太多太多，自然不是每人到上海都能成功，也不是每人都能得到鲁迅的帮助。但不去上海，就基本上丧失了成功的机会，这是可以肯定的。时至今日，则依然如故：中国的文化中心还是北京和上海。但北京的政治氛围太重，又没有一个像杭州那样的城市相伴（天津——可惜了它的位置），因此作为文人的福地，可能上海还是更好些吧。对于当年那些浙籍青年来说，他们之所以愿意去上海而不愿意到北京，除却上海有更繁荣的出版市场和传媒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上海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与浙江的相近，由此也为他们带来了日常生活上的便利。柔石、殷夫和施蛰存、戴望舒的选择就是明证。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文人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且最主要的是师生以及同门、同乡之间的来往。这类日常活动从交往的性质看既属于日常交往，又往往带有非日常交往的痕迹，甚至这些交往本身就可以引领某些文人进入文坛或者帮助其获得在文坛占据一个有利地位的机会。戴望舒与施蛰存的交往就是这方面的好例。这样的交往自然不仅仅是一日之雅，而是日久情深，甚至说双方达到了如忘形骸的境地也不为过。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之间的这类交往如果伴随着爱情的出现，则友情与爱情的交叉与相互影响，更会对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创作经历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戴望舒与施蛰存的交往，就使得戴望舒有机会结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并开始了一段让戴望舒死去活来的爱情历程。其实，两人在外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可能成功。当初戴望舒在上海一直寄住在施蛰存家中，而且施蛰存从经济上给他的帮助是无比巨大的，然而因为施绛年后来对他感情的“出卖”，使得戴望舒与施蛰存之间的友谊也产生了裂痕。
为了满足施绛年对他的要求，戴望舒无奈选择出国留学。在这段旅法时期，戴望舒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几乎都要依靠施蛰存来维系。施蛰存的经济也并不十分宽裕，在他们几个友人中只有穆时英是从小衣食无忧的。戴望舒在巴黎的时期，除了日常苦学以外（事实上他时常不去上课，甚至后期毕业证书都拿不到），就是写稿换钱。这些从施蛰存与戴望舒的通信中便能看出：
我很为你的经济担心事，而至今连第一批中华残稿尚未到，甚可危也。现在我这里大概每月上旬以内寄汇七百五十法郎，请你一回也每月寄出这数目的稿子，好象银行往来那样地结算。（1932年12月27日）
你究竟肠病如何？我疑心你是借题发挥，大概你的肠病不会使用到七百五十法郎吧。但我要警告你，以后真病则打电报，否则不要说生病。唬人一跳。电报也还是少打，太花钱了。（1933年1月15日）
再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1933年2月27日）
李健吾的太太将于暑中赴法，我已约她到沪时一晤，我将托她带点午时茶给你，发热时少吃金鸡纳，还是煮一块午时茶，出一身汗为是，中国古法，我是相信的。
你的电报飞机信都不能帮助我的无路可走，你叫我从何处去筹钱呢？我上次信中不是告诉了你吗？我现在天天躲在家里，上月曾回松江去住了二十天，靠慧华的金手镯维持了一个月生活，你总能谅解我的窘了。现在我已在设法，在下月五号以内汇你五百元，我想此款够你旅行西班牙了。（1934年8月18日）[263]
看来，当时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差，收入都是仅够日常支出而已。话说回来，上海毕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处处充斥着诱惑，这与杭州截然不同。正如徐霞村在信中对戴望舒倾诉的那样，“上海好象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施绛年多少也与生长在杭州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或许这也是两种城市类型下所映射的两种性情吧。
民国时期的上海，确实“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然而它的富丽繁华与妖艳多姿也为诗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更多创作的原动力。当时的上海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地球村，无论是娱乐业、餐饮业还是医疗业、通讯业，可以说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当时上海的电影院和舞台、戏院已经十分前卫，比较著名的舞台有九江路的天蟾舞台、汉口路的大舞台、福州路的丹桂第一台和上海舞台、法租界的共舞台，等等；各种影戏院包括中央大戏院、卡德大戏院、万国大戏院、中华大戏院、世界大戏院、中山大戏院、虹口大戏院、武昌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大光明影戏院、孔雀东华戏院等。各个舞台几乎每天都有夜场，播放的电影也大多以引进的国外片子居多。到1927年，上海共出现过一百多家影片公司。电影的市场化，使得文人们开始在纸质阅读以外摄取新事物，视听觉的新感受令他们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在闲暇交往时也大多泡在电影院，这与杭州的情况大不相同，因为那时在杭州还没有把看电影作为娱乐消遣的习惯，20世纪20年代时杭州的电影院也寥寥无几。
自然，文人爱好电影，其实也是因为电影可以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有益的刺激。1926年11月，刘呐鸥在致戴望舒的书信里，专门谈起了他对文艺电影的认识：
昨天晚上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无聊得很。听着窗外的微雨，好象深埋在心底里的寂寞一齐流涌出来似的，再也忍不住，我只得戴了帽子，冒着小雨，径往卡尔登戏院那边去了。
他们所映的是《A Waltze Dream》一片，是德国乌发公司的作品。为什么我说出它的公司来呢？你要晓得乌发这个公司是一个专造文艺影片的公司，我从前在东京的时候，看过的好的文艺影片多半是这公司的，——就如《Hiederbery》《追忆》《春流》《Woman Hamlet》《Dr.Galigali》《Du Matin Jusqua minuit》种种。德人和法人一样，是世界上的艺术民族，法国的文艺倘若是眼睛的文艺，德国的文艺可以说是耳的文艺了。[264]
刘呐鸥一直保持着对电影的热爱，在1932年他投资的水沫书店被毁后，即转向电影业，不仅自己拍摄电影，而且办起了《现代电影》杂志。他在信中不止是将电影院当作一个文艺娱乐场所，更多时候也把它作为寂寞心灵的归属地，而去看电影更已经成了文人医治“无聊”的解药。
文人交往娱乐，一般都不太去跑马场、跑狗场，或是总会之类，因为赌钱在他们是不寻常的，也是为他们所鄙视的。据说曹聚仁当年以研究输赢概率的名义到赌场去呆了很久，最后也算是赢了钱，却遭到很多文人的嘲讽。他们的日常交往时常是在咖啡馆、书店、茶楼、饭馆和一些私家园林中进行。自然，这样的交往必然要以经济上的巨大付出作为代价。
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这样记述他儿童时代去上海的经历：
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的。……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蓬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廊里出风头。……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于夜而不宜于昼的。[265]
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由此带来日常生活的极大便利。但凡只要有钱，就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要吃外国菜，就直接去西菜馆，要吃中国菜，更其容易，说明广东菜、云南菜、福建菜、四川菜、徽州菜、北京菜，……等等，由自己任意拣选。并且，预备大吃，可以到大的菜馆里去，预备小吃，可以到小的菜馆里去，预备最低限度的吃，可以到小饭店里去吃。至于大菜馆和小饭店苦乐之悬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266]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大小小的餐馆更是铺天盖地，文人自然也是“口福”不浅。施蛰存曾经还挨过穆时英的“教训”：“听说你出医院的第二天就在冠生园吃炒广鱿，我真替你担心。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贪嘴！”[267]即便是刚出院也不忘记跑去大菜馆饱食一顿，慰藉贫瘠的肠道，文人实在也是生活中人。
上海与杭州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上海的茶楼并不兴盛，但是咖啡馆却十分流行。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多喜欢坐在西式的咖啡馆里畅谈文学诗歌，阳春白雪似乎在咖啡馆里才能够显得更加“洋气”，以至于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咖啡文化”。留学西方或是日本的文人到上海之后，其日常生活方式即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如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也养成了喝咖啡和进电影院的习惯，他在最后十年间共观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出入咖啡馆的次数更是多得无法统计。[268]
大抵，民国时的咖啡馆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这在喜欢处处“赶时髦”的上海人心里是心照不宣的。“咖啡店的布置，都趋重于西洋化，清洁而精致，并且选用妙龄女子充当招待，更能投青年人的所好，所以他们的顾客，也以青年为最多。”[269]环境清雅，出入的顾客也必然多以着装正式的上流人士居多，这也是文人们愿意选择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那时比较有名的有马尔斯咖啡馆、大光明咖啡馆、马克咖啡馆、霞飞路的DDS咖啡馆等。张绪谔在他的《乱世风华》中记述当年DDS咖啡馆里的情形：
从楼梯上到二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由于名气大，位置适中，当时社会中上阶层凡是男女约会、谈生意，多喜欢在此坐坐，尤其文艺界人士喜爱这里别有异国情调的风格，几乎整天都座无虚席。情人间的默默相对、文人的诗情画意，加之楼下玩老虎机的声音，这就是DDS当年面貌的真实写照。……我曾在这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上，中过此生唯一一次的Jackpot大奖，三个西瓜连成一排，一赔三百，真是幸运之极。[270]
咖啡馆俨然成为文艺青年的所属地，大有如今所流行的“小资情调”。民国时期上海文人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他们自然要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由此，接触各种新事物（如看电影、逛戏院、打回力球、喝咖啡甚至打牌、骑脚踏车等等）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1927年，张若谷在《珈琲座谈》中如此描述当时霞飞路上颇有名气的巴尔干咖啡馆：
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珈琲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者，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l二家，倒也进去喝过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珈琲，彦长还要来了两碟子似乎油煎肉饺一般的“片莱希基”，因为没有刀叉，我们就用手指夹着向嘴里送，田汉笑道：“像这样野蛮的吃法，同粗糙浓郁味道的食品，真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
这样的场景不是例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都有文人和一些所谓“文学青年”研究文艺、谈论时政的身影。
周作人曾说，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的调和。然而物质的欲求也同样徘徊在满足与不足之间。欲求的永无止境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流失。刘呐鸥在致戴望舒信里就对上海生活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要faire des Romances，我要做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那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这就是我说的近代主义，至于thrill和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271]
显而易见，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文人，必然有着与杭州文人不同的气质，他们笔下所呈现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等就会存在差异。上海不仅是物质之都，也是新闻之都，任何事物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文人眼中，文人生活的多样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也造成了他们作品内容的复杂化和层次化；而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文人，则生活节奏的缓慢更多时候是带给他们闲适之感或思维的休憩。二者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他们创作中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施蛰存笔下会出现如此之多“性格女性”的原因，例如《散步》里刘华德太太，给孩子们必须买三友实业社出品的“二一二”牌布料，喝茶习惯将方糖放在红茶里。而在《手帕》一文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手帕对于妇女们的意义。我想，一方手帕之在妇女身上，与其说是一件实用品，毋宁说是一件像臂钏指环一样的装饰品。你没有看见妇女都把手帕栓在右腑下的钮扣间，或是把它折叠成为方胜的样子约束在臂钏中吗？……手帕被妇女们应用的时候，一定很少是抹拭涕洟用的。她们一颦一笑，要用到手帕；她们说一句话，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熟人，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素不相识者，尤其要用到手帕。总之，我们可以说他们善于在每一个动作中利用手帕，而她们的手帕也永远能够不辱使命，帮助他们增添许多妩媚。[272]
这里的妇女们显然已不是个别的指称，而是泛指民国时期的上海妇女。原来实用的手帕在现代都市里却俨然成了一种装饰品，并且是妇女出门前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其作用不逊色于胭脂口红之类。这种习惯事实上也是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反映——摩登时代下的女人，前所未有地追求虚荣以满足自我的空虚。
陆小曼当年与徐志摩之所以最后决定驻扎在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是“唯一可以吸鸦片的地方”。陆小曼一到上海，“立刻卷入旋涡之中，故态重演，且愈演愈烈。酒宴，舞会，牌桌，戏院，一时间如鱼得水”。[273]造成徐志摩最后悲剧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外，过于贪恋于上海的物质生活以及过分纵容陆小曼对都市生活的眷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根本上说，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学观与人生观的深度与层次，另一方面也极大制约了其创作和学术成就的发展。
“人穷返里”与“铩羽归来”
从另一位浙籍文人郁达夫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期他与上海、杭州及其他城市出版传媒机构的交往关系，可以更切实地把握民国时期文人谋生的艰难及此对他们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的深远影响。
先引几段郁达夫的日记：
晨起就到出版部去，已经将近十点钟了。将那篇小说（《考试》）拿到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编辑处去，卖了四十块钱。（1927年7月18日）
午后去印刷所，谈出周刊事（《民众》），大约每期需印刷费、纸费八十多块。（1927年8月22日）
中饭前出去拿了日本《大调和》杂志寄来的二百五十块钱。（1927年10月4日）
午后去北新拿稿费，共得二十二元。预支百元之版税，北新答应我于二日后去拿，当于八日午后去取。（1928年3月6日）
午后出去上三马路陶乐春定菜，不在中，北新送了日记二版的版税及稿费来。（1928年4月1日）
午前看报，知道全集第五卷《敝帚集》已经印好，就去现代书局去拿了二十本来，并取到一百块钱的版税。（1928年4月24日）
一星期前，算来开明的版税二百多元。（1929年9月8日）
北新账已算来，但尚未对过。据北新说，结清后还欠我千二百多元，存书除外。（1930年1月15日）
李小峰送两百块钱来。（1930年1月27日）（估计是北新书局的稿酬，引者注）
今天北新送稿费二百元来。（1930年3月3日）[274]
文人一般羞于公开谈论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日记当然例外，但对于一向极为自负、自视甚高的郁达夫而言，如此频繁地在日记中记录有关经济收入的情况，说明现实生活的压力已经逼迫他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至于鲁迅，更是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录下所有的收入往来情况，此不赘言。根据《鲁迅风》杂志所披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最低的四等作家稿酬标准仅为千字1—2元，而住最差的亭子间也要每月房费10元，大米小菜油盐等伙食费及煤球每月40元（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2千到3千元）。这个等级的有叶紫、柔石等名气不大的作家，常常是苦于作品无处发表，仅靠稿酬难以维持生计。三等作家稿酬标准为千字2—3元，可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15元左右，生活费120元左右（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3千6百元左右）。丁玲、萧红、萧军的收入大致可以算在此类。至于二等作家如夏衍、胡风，已经有了较大名气，稿酬标准可以达到为千字3—5元，这样如在上海居住，可以选择租住有两三个房间的住处，每月房租20多元，生活费约160元。虽然其月收入200元（相当于21世纪初年的人民币6千元左右）是可以维持生活了，但是单靠发文章尚无法生活富足，仍须出书拿版税或者依靠翻译教书等获取报酬作为补贴，夏衍就回忆说他当时每天都要译述2千字挣钱。而像鲁迅、茅盾和郁达夫这些资历深、名气大的，自然是一等大作家，其稿酬标准一般为千字7—8元，除稿酬外还有出书的版税以及其他经济来源。如主编刊物的编辑费通常为100元，丛书编辑费通常为200元。他们一般每月收入400元以上，在那个时代绝对属于高收入了。[275]
不过在一等大作家中，郁达夫的例子值得关注。尽管他收入高，但应酬和花费也相当惊人，因为除却日常生活支出外，郁达夫还有谈情说爱的必须花费以及“喝花酒”和赌博的不良习惯。根据郁达夫研究者罗以民先生的说法，郁达夫仅仅在1927年，其年收入就不低于相当2004年的10万元，不能算低了：
据笔者统计，郁达夫在1927年1月至1928年2月结婚前就发表各种文章40余篇，又出版著作6种。计小说5种，《寒灰集》1927年5月6日出版于上海；《奇零集》1927年9月23日出版于上海；《鸡肋集》1927年10月20日出版于上海；《过去集》1927年11月15日出版于上海；《迷羊》1927年11月开始在《北新》半月刊连载至次年1月，1928年1月北新书局同时又出版了单行本；又其《日记九种》为当时畅销书，1927年9月出版，当年即再版，据郁云《郁达夫传》说该书当年发行达3万多册，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据郁达夫1927年日记，可知其同一种书出版是既拿基本稿费，又拿版税（指印数而言）的，这样的稿酬决不会低。
因为郁达夫1927年的日记绝大部分是作为《日记九种》公开出版的，因此他未便记载具体数目。但据其1927年7月18日的日记，他花了一天功夫作的一篇小说《考试》（郁达夫说其写小说一天最多5000字），卖给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卖了四十块钱”。
40元钱在当时可维持一个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据王映霞《王映霞自传》第60页说，郁、王同居，郁达夫每月向孙荃和3个孩子提供的生活费为50元。）由此可见郁达夫至少当年收入颇丰。据陈明远《文化人与钱》一书对鲁迅的研究，计算出鲁迅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平均经济收入相当于今天的每月15000元左右。笔者估算郁达夫在1927年的年收入至少不低于今天的100000元。1927年郁达夫仍继续有嫖妓行为，甚至吸鸦片，在日记中记载与自己的“对酌者为‘马妹洛姑’，在上海总算是第一流的日本妓女了”，就不以为耻。郁达夫的这些日记当年就宣示于众，而今也宣示于《郁达夫全集》中，郁达夫生前即愿张扬之，岂有史笔为之隐瞒之理。若为之隐瞒，郁达夫亦不为郁达夫了！至于1927年7月19日，郁达夫陪佐藤春夫在六三花园“征妓喝酒”，属于应酬，可不在“不检点”和浪费之例。又如，1927年3月6日，郁达夫、徐志摩都在刘海粟家打牌。王映霞已经告诫郁达夫戒赌，但郁达夫依然参赌，“输了二十多块钱”。此夜郁达夫宿在周家，居然又赌了一次，“又输了五六块钱”。这样的生活岂能是一个无钱者。[276]
中国文人一向自视清高，不屑谈论金钱，但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迫于现实的压力，也不得不对稿酬收入等经济问题给予重视，甚至因此落得一个斤斤计较的“恶名”，鲁迅当年与北新书局的官司就是如此。作为鲁迅的好友，郁达夫在经济问题上也与鲁迅相似，其日记和书信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有时甚至到了令他寝食不安的地步。前面所引都是其日记，再看其书信：
李小峰钱送来了没有？颇以为念。我这一篇短篇的钱，大约可以付得过这十一日来的房饭钱。（1932年10月17日《致王映霞》）
《迟桂花》只能给《现代》，我当另外写一封信给洪锡帆。叫他稿费百余元立时送上……。（1932年10月19日《致王映霞》）
这回《迟桂花》有二万一千字，按理当有一百五元。你若见到施君，可以直接同他说，叫他快点送来。我写给洪老板之信，系告以“施君到此日为止，对我的东西，都在赔钱，这一回因过长，恐他赔贴不出，所以要老板送钱了”云云。（1932年10月20日《致王映霞》）
《现代》的事情如何了？钱有无送来？若他们不来拿，则请送上《东方》徐某处，稿费有七元千字，当有一百四十元左右好拿。（1932年10月24日《致王映霞》）
洪若有信来，则《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1932年11月10日《致王映霞》）
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1932年11月27日《致王映霞》）
出卖印行权，有千元也好，还是弄它几个现钱在手头的好。你可以以此意对楼说。（1932年12月1日《致王映霞》）[277]
如果认真阅读郁达夫日记和书信，他对稿酬和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视程度实在是令人诧异，此类内容在其日记和书信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前所说，鲁迅是如此，施蛰存、戴望舒等也是如此，尽管各人重视程度有所差异。看来，对于民国文人来说，伴随着现代稿酬制度的出现以及纯粹依靠稿酬收入生活之文人群体的成长壮大，经济收入必然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逼迫这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
以下再论述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与其移居杭州、与王映霞的爱情波折和后期创作的关系。
说到郁达夫移家的原因，当追溯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创造社的决裂以及对“革命”的反思。他在1927年《谁是我们的同伴者》（发表于《民众》创刊号）中写道：“革命，革命，我们中国十六年来，革命已经革够了。然而总帐一结，我们因革命而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华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又在哪里？……”同年8月15日，郁达夫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当时创造社内部有人认为郁达夫所写的有关抨击蒋介石的文章过火了，因为他们“都还在政府内任职，以为我诽谤朝廷，不该做如此文章”。（郁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
就在郁达夫与创造社决裂之后，鲁迅和许广平于1927年10月由广州来到上海，自此开始了他们二人的友谊。在个人情感方面，这一年郁达夫开始与王映霞交往，友情和爱情的双丰收给他增添了新的生活动力。郁达夫虽然是文化名人，却对上海文坛的是是非非极为反感。1933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连鲁迅也常常被迫离家避难，郁达夫感到有必要暂避，随即于当年的4月25日移家杭州。他后来在给刘大杰的信中解释道：“意亦在暂时避去普罗嫌疑。”
后来，郁达夫曾借其作品中人物之口解释他移居杭州的原因：
“上海的文坛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一个死都里来住呢？”
“还不是为了生活！我们是同你刚才说过的一样，都落伍了。无论如何，在这一个暴风雨将吹到来的大时代里，我们所能尽的力量，结局总是微薄得很。新起的他们，原也很在努力，但实力总觉得还差一点。像我这样，虽自己明晓得自己的软弱无能，可在有些时候，也还想替他们去服一点点的推进之务。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近来老觉得似乎将要变成他们的障碍物的样子，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这文笔的战场。仲子，你以为我这计划怎么样？”
“当然是很好。我们虽则都还未老，但早已先衰了；第一就得来休养休养，虽然或将从此一直的没落下去也说不定。”[278]
自然，这毕竟是文学作品，而郁达夫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于移居杭州是这样解释的：
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说，——屋租尤其便宜，铩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我朋自远方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279]
“流水不腐”，这是中国人的俗话。“Stagnant Pond”，这是外国人形容固定的颓毁状态的一个名词。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这很不容易成就的戋戋私愿，竟也猫猫虎虎地实现了。（《移家琐记》）
上述一段值得注意的是“人穷返里”和“铩羽归来”两个表述，是否郁达夫在上海遭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过大，不堪忍受才执意要回杭州呢？
原来，郁达夫和王映霞于1927年6月在杭州订婚，次年2月结婚。不过他们婚后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安宁，一说是由于当时军统头子戴笠对王映霞追求不止，为躲避戴笠，郁达夫与王映霞才不得不移居杭州。据王映霞文章介绍，他们是在1933年春末搬去杭州：“原来我们打算在杭州悄悄住下，除了个别亲戚朋友，不让外界知道。”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刚刚到杭州没几天，就有杭州《东南日报》的记者找上门来。因为《东南日报》总编辑胡健中是郁达夫当年在安徽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所以他派记者来采访，郁达夫不好拒绝。结果没两天《东南日报》副刊上就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如此，郁达夫想不让人知道也不行了。
而第二个因素，就是经济上的压力，上引文第二段郁达夫说得十分清楚，在其他场合他也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述。
此外，郁达夫的移居杭州与他对时代的悲观绝望有关，也与其性格有关。郁达夫在《住所的话》一文中说：“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也睡不着的枕头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这种落叶归根无心羁留他乡的家园感，在性情恬淡不问政治的王映霞方面则更为强烈。于是夫妇二人便托朋友徐葆炎觅得杭州大学路上一所房子，于1933年4月25日移家杭州，后来又在1935年和1936年间修建了“风雨茅庐”。
郁达夫举家迁移杭州一事并没有事先告诉鲁迅，也许他们认为这纯粹是个人私事，所以后来回上海办事时才告诉鲁迅已经迁移杭州。鲁迅也是在他们移家八个月后，当王映霞索要墨迹时才写了那首带有劝诫之意的律诗。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一书中说：“谈到我们已经搬家的事情时，周先生略略表示了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与郁达夫因移家心切，便也不去十分注意它。”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更明确地道出，鲁迅之所不大赞成他的移家是担心“杭州党政诸人”。的确，当时的杭州连岳飞、林逋都“坟坛冷落”而“梅鹤凄凉”，曾为“左联”要人的郁达夫岂能风平浪静地安度余年呢？且让我们再看鲁迅的那首七律：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原诗本无题，是1934年7月《人间世》第8期发表时，由编辑加上的，题为《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郁达夫后来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鲁迅认为杭州的政治气候并不比上海好，如果仅仅为了政治原因，则移家杭州没有多少意义。此外，鲁迅反对郁达夫移家杭州，也与鲁迅自己对浙江省当局的反感有关，而起因是在1930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鲁迅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公开申请要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今天看来，鲁迅反对郁达夫移居杭州固然不错，但留在上海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鲁迅等文人在上海的经历已经说明一切。事实上，自从郁达夫移家杭州后，上海当局对进步文人的政治迫害更甚，先是丁玲、潘梓年在1933年5月的被捕，然后是杨杏佛6月18日被暗杀。鲁迅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多次被迫离家暂避。而杭州的政治气候虽然也不好，但比起上海来还是稍稍宽松的。虽然鲁迅被浙江当局通缉，但其实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政治游戏，并不意味着浙江当局一定要置鲁迅于死地，而且鲁迅被通缉也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人在杭州就会危险。另一方面，移家杭州后的郁达夫，也并未完全停止政治活动，他曾与其他作家一起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丁玲、潘梓年，也曾在杨杏佛被暗杀后，写诗悼念。他这一时期的内心状况，可以用他1933年秋天写的一首《无题》来说明：
自来故里，因夏日之可畏，所以不感出头而露面。海上蚊章（小报之西译名），误传此意，谓某某之逃归，全系慑于丁死杨亡之结果。对镜抚背，我真有曳尾泥中之感矣！凑成四十字，聊代万言书。
背脊驼如此，牢骚发渐幽。
避嫌逃故里，装病过新秋。
未老权当老，言愁始欲愁。
看他经国者，叱咤几时休？[280]
郁达夫移家杭州后，创作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大写游记，虽然是为了维持生计，也当与其心境变化有关，与杭州的文化氛围、文学格调的相对轻松闲适有关。自1933年到1934年，他多次游览浙江省内风景名胜区，还曾到北方游览，并于1934年出版了第一本游记集《屐痕处处》。也许这时的郁达夫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像一个战士而像一个寄情于山水的隐士。
移家杭州两年后，郁达夫产生了自己造一所房子的想法。他说：“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半夜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亮，每会作尝（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林舍的梦想……”（《住所的话》）1935年，经过半年多的修建，花费了一万余元巨款后，一所按照郁达夫设想建造的新居终于完工，他将其命名为“风雨茅庐”。意味深长的是，在其书房内悬挂着他的老乡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与此同时，郁达夫在创作上的另一变化是他开始写通俗小说，即那篇应《新小说》月刊所作的《唯名论者》。发表时编者的话很有意思：“郁达夫先生久不写小说了，这次特别由杭州带来了这篇《唯名论者》给我们。在这里，他给读者实现了‘名作家写通俗文学’的愿望。这样的作风，在他还算是初次罢。这是编者应该特别表示谢意的。”同时，他也开始参加杭州文学界的活动，在1935年被选为杭州作者协会的理事，并担任《东南揽胜》的编委。
那么，这些变化，是否说明郁达夫已经完全与上海文学界脱离来往而成为一个隐士了呢？其实不是。除却上面所提及的参与营救丁玲等活动外，1936年，鲁迅的逝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不但立刻到上海参加葬礼，而且写下这样富有激情和思想深度的文字：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论鲁迅》）
笔者以为，仅此一段文字，郁达夫就足以称得上是鲁迅的知音，也足以说明，西湖的湖光山色，并没有消磨掉他内心的活力和激情。后来郁达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最终牺牲的事实，也是有力的佐证。
郁达夫是爱书如命的文人，他在日记里常常无奈地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281]大概，这就是文人的通性。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文人们不得不通过撰稿给报社来获得日常生活的保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郁达夫在移家杭州后，养家糊口的担子并不见轻。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两浙漫游记》里有过感叹：
两三年来，因为病废的结果，既不能出去做一点事情，又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所以只好闲居为不善，读些最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然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过失业到如今将近十年，连几个酒钱也难办了，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虚空。[282]
郁达夫当时宁愿撰写游记也不愿屈服于反动派的利诱，确实表达了一种决心与勇气。然而生活究竟是一切之根本，更何况作为一家之主必须多方面考虑，因而“爬山涉水”写游记就成了他的职业。除了游记，郁达夫也一直为报社写作小说，在他的日记里时常可以看到他的无奈：
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1935年9月1日）[283]
每日至少需要创作五千字，二十日内不得有一日空闲，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方式实在也只有郁达夫才可以应付得过去呢。他曾笑言：“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下怕又要闹米荒。”[284]再加上文人的创作容易受着客观条件的影响，作家似乎一定程度上都难免沦为生存之奴隶。
在郁达夫移家杭州过程中，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营造“风雨茅庐”。对于此事对郁达夫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复杂影响，其实学术界未给予足够的关注。1935年底，郁达夫夫妇花1700元购下玉皇山后的30亩（2公顷）山地，并在此建造起他的“永久之地”——“风雨茅庐”。直到完工，这幢豪宅里里外外将近花去了一万五六千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郁达夫这样形容造屋的艰苦：
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全无，一半也因为要造这屋的缘故。……所最关心的，就是因造这屋而负在身上的那一笔大债，却非得同巴尔札克或司考得一样，日夜的来做苦工不可。（1935年11月19日）[285]
这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债务，对于一个仅靠写作维持生计的文人来说，确实压力很大。然而，“风雨茅庐”的主人毕竟是才子郁达夫，再大的压力对于他来说也能转化为动力，在郁达夫身上，我们看到了对“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最好诠释。
再看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对其创作的影响。1927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陷入热恋。由于王映霞是杭州人，这段时间两人时常往来于上海与杭州，这在郁达夫笔下有生动的描述。4月13日，郁达夫搭上驶往杭州的客船，“晚上独酌白兰地酒，坐到天明”，只待与映霞相会。他在当日致王映霞信中这样吐露：“我们的运气真不好，弄得这一个韶光三月，恋爱成功后的第一个三月，终于不能在一块儿过去。不过自古好事总多魔劫，这一个腐烂的时局也许是试探我们的真情的试金石。映霞，我想我们两人这一回相见的时候，恐怕情热比从前还要猛烈，这是一定的。”[286]
在杭州的这一个礼拜，是郁达夫最幸福的时光，他几乎天天都与王映霞行走在西湖的山水之间。既有山水美景，又有美人相伴，不由得使他诗意盎然：
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87]
一个多月后，郁达夫将他与王映霞的事正式公开，但那时郁达夫的身体已经很差，对此王映霞也很清楚。事实上，郁达夫幼年就体弱多病，成年后又饮食作息极不规律，以至他日记里时常有头痛、胃痛、心散神迷种种记录，在其散文《王二南先生传》里也有这样的记述：
在这一种四面楚歌的处境之下，孑然一身，逃到杭州的时候，我精神的萎顿，当然可以不必说起，就是身体，也旧疾复发，夜热睡汗等症状，色色俱全，痰里头更重见了点点的血丝。又因为在上海租界上乱避乱躲的结果，饥饱不匀，饮酒过度，胆里起了异状，胆汁溢满全身，遍体只是金黄的一层皮和棱棱的一身骨，饭也吃不进，走路也提不起脚跟来了。[288]
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时才三十出头，正该是年富力强的时期。郁达夫自己也很明白，所以不止一次要戒酒养身，他自言：“近来顿觉衰老，不努力，不能作出好作品来的原因，大半在于身体的坏。戒酒戒烟，怕是于身体有益的初阶，以后当勉行之。”[289]只是话虽如此，实行起来却不免困难。
移家杭州以后，郁达夫除了照旧为报社写稿谋生之外，还接任杭州作协理事一职以及杭州《东南揽胜》的编委，日常交往自然也频繁起来。加之王映霞也喜欢交际，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访：
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1935年9月1日）
傍晚秋原来，与共谈此事，遂偕去湖上，痛饮至九点回寓。（9月3日）
晚上，过湖滨，访友二三人，终日不曾执笔。（9月5日）
晚上刘开渠来，请去吃饭，并上大世界点了女校书的戏，玩到了十二点才回来，曾请挂第一牌的那位女校书吃了一次点心。（9月6日）
午后学生丁女士来访，赠送八月半礼品衣料多件，我以《张黑女志》两拓本回赠了她。晚上在太和园吃饭，曾谈到上旅顺、日本去游历的事情。（9月7日）
晚上月明，十时后去湖上，饮酒一斤。（9月8日）
今晚又有约，丁小姐须来，午后恐又不能写作。（9月9日）
丁小姐去上海，中午与共饮于天香楼，两点正送她上车，回来后小睡。晚上月明如昼，在大同吃夜饭。（9月10日）
约开渠、叶公等来吃晚饭，吃完鸡一只，肉数碗，亦可谓豪矣。……晚上无月，在江干访诗僧，与共饮于邻近人家，酒后成诗一首。（9月12日）
中午有友人来谈，与共饮至三时；写对五副，屏条两张，坑屏一堂。晚上洵美自上海来访，约共去黄山，谢而不去。（9月14日）
晚上在湖上饮，回家时，遇王余杞途中。即偕至寓斋，与共谈别后事，知华北又换一局面。约于明日，去同游西湖。（9月18日）[290]
从郁达夫日记中可以看出，短短半个多月里他出门与友人吃饭喝酒次数就多达十多次，还时常独自跑去西湖边饮酒。郁达夫在杭州的这几年里，日常生活一直如此，尽管王映霞也多次劝其戒烟戒酒，但始终未能见效。1935年冬，正是郁达夫四十岁生日，他在日记里回忆说：“今天为我四十生日，回想起十年前此日在广州，十四五年前此日在北京，以之与今日一比，只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人生四十无闻，是亦不足畏矣，孔子确是一位有经验的哲人。”[291]然而四十岁生辰时他内心却充满了寂寞与徘徊，应该是多少与他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相关的。
像这样浓艳的暮春的下午，我居然能把放心收得下，坐在这冷清清的案头，记这一条日记，而预排我的日后的课程，总算可以说是我的进步；但反过来说，也未始不是一种衰老现象的表白，人到了中年，兴趣就渐渐杀也。（1936年4月1日）[292]
初春浓酣，一直带给他无限的创作灵感与爱情的回忆，然而此时却似有物是人非的惆怅之感，可以说，郁达夫四十之后所写的这段话，实在是他对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
今天，当我们追溯杭州、西湖与民国时期浙籍文人之关系时，会发现每一位文人身后，都铺满了层层历史的痕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为文学创作填充了风花雪月与柴米油盐的真实。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经历着战争与和平的考验，他们肩负着历史转折的重大责任，负担越是沉重也许越是让他们接近朴实的大地，越是让他们接近真实的存在。
此外，笔者以为，民国时期文人对于个人经济收入之所以如此重视，当与当时的社会动荡、物价高企，以及文人职业性质所决定的收入不稳定等因素有关。在浙籍文人群体中，本来在大中学校任教者很多。自民国初年起，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教师在民国时期本应为收入虽然不高，却也不低，且相对稳定的一个职业。但长年的军阀混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统治集团对教育的忽视，使得单纯依靠从教赡养家庭已经不可能，我们注意到当时很多文人都创作有表现民国时期各类教师生活的小说，而政府欠薪导致教师生活艰难往往是此类小说常见的内容。就浙籍文人而言，本书所论述的几个代表文人（除却柔石、殷夫等一切青年作家外）在当时整个文人集团中，大致属于生活相对稳定且比较优裕者。除却动荡时期和战争时期外，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较为从容的，这也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
一般而言，名气稍逊者的或者诗歌类的作品，因为读者面的狭隘，就不太容易出版，例如施蛰存在1934年写给戴望舒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感慨：“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其实就是连鲁迅这样的大家，虽然可以单纯依靠稿酬生活，但也是要相当辛苦才行。因而鲁迅对于蔡元培当年给他支付的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的每月300大洋的津贴，还是极为看重的，虽然自己也认为拿得有些不够光彩。说起来鲁迅还就此事对其老乡蔡元培有过误会：当初蔡元培提出一个初步推荐名单，鲁迅名列其中，所以对蔡元培极为感激。后来此事有些耽搁，鲁迅就以为是蔡氏想法有变，并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大加抱怨。[293]好在最后此事得以落实，鲁迅才又对蔡氏改变了态度。这固然与鲁迅性格中的多疑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文人对于经济收入的高度重视，说明在那个时代，文人想从事纯粹的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而又能在生活上比较稳定的困难程度。对此鲁迅在写给友人江绍原的信中就极为坦白：“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
王国维曾说，“职业之文学家”是以文学为生活，文学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手段与途径，是生活的物质来源，然而“专门之文学家”是为文学而生活，将文学作为人生存在的最高追求，生活之欲念都抛却在文学之外，成为其纯粹的独立物。只是生活现实不同于精神的理想，尤其对于智识分子来说，文学所带来的物质现状往往令他们陷入困境。朱自清自言买书和抽烟是他的两大嗜好，然而他时常因为经济窘迫而买不起书，只得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拿到当铺，去换了一本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当衣物来买书或是买日常用品，或者是买了书欠着书店书钱，在朱自清看来已是十分寻常的事情，因而他也常常督促自己：“自觉欠债之多，必须早日清理。”这在他的日记里是随处可见的。无独有偶，颠簸于上海与杭州之间的魏金枝，早年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曾致信杜衡感慨生活的所累：
三则过文字生活于我太苦，盖我无钱无饭无烟，即不能下笔，而半年以来，日在穷境中，除衣食之烦恼外，并有各种无谓之新恨与旧愁，如此情形，安能复下一字！……来此以后，委为缮校主任，月薪四十元耳。以汉地物价之高，遂日日手中无钱，欲归亦难，谁复能安心写稿乎！总之，我日有老意，既不能随俗变化以求一己之享乐，又不能奋发有为以与捷足者争先，所谓左右为人难也。[294]
自古以来，文人总被冠以“清高”或是“孤傲”的名分，似乎文人就理应不食人间烟火。然而情状恰恰相反，文人以文为生，同时也需以文为活。无可厚非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人类生存所面对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这类生产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而只有通过许多个人的共同交往活动才能够被完成和实现。[295]
到了民国后期，文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拮据。与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有密切关系的叶灵凤，在《忘忧草》中就撰文记录了关于作家生活保障的随感，他说：“今日作家提出生活保障的要求，并非如郁达夫先生初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文人怀才不遇的喊穷；更非张资平之流以低价收进文艺青年的原稿，标上自己名字去换大钱的那种贪欲的谬想。今日作家的生活保障要求，乃是为了要取得写作时心理上必须的安静，乃是为了要充实作品的内容提高作品的水准，乃是为了要加强文艺对抗战建国的服务。”[296]诚然，叶灵凤的话语是中肯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文人作家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温饱，然而现实中作家以文卖钱，却也只能维持基本的日常开支，甚至有时候连米也买不起。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经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每年五百磅的收入，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家平静并且客观地思考各种问题。实际上，文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满足自我精神情感领域的需求，文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比其他人承载着更多的负担，他们的精神情感时常得不到恰当的释放，而物质资料的贫瘠更是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如果说伍尔夫必须具备如此的经济条件才能生存且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中国作家又何尝不希望能免于为生存而奔波的命运。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让文人感觉到生存的艰难以至于卖文都难以为生的话，如果那些很有才华的文人学者被迫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而为谋生另寻他路的话，如果很多坚持纯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者不得不向通俗、低俗和庸俗低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陈寅恪当年曾经感慨，如果在高校教书也已不可能的话，则文人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下海经商了。作为浙籍文人，本来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从事“绍兴师爷”那样的职业，为高官达人担任幕僚。这本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当时叫做“门客”。不过，在民国时期，我们发现，浙籍文人中真正可以借此谋生者已经寥寥无几，而下海经商成功者也不多见。文人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拿起笔来，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有力的方式，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谋生问题，如果能够满足最基本的人生需求，也就姑且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