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他回信，极其坦率，充满着茨维塔耶夫家族的热情，叫他遵守规矩，不准他抵赖，要求他对这样称呼母亲的非法行为作出回答，举出他当时寄给我的一些话进行帮助，要求他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件——我极其伤心地——长久地——等待着回信。我没有等到信：他的部队调到了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我读着、反复读着他信中最后的一段话：“我厌倦了团部文书这种乏味的工作，我最近就要和补充连队一起出发……我的星辰高照，我相信我的命运。”
叶拉布加城郊，平缓地隆起的山上，有一带郁郁苍苍的坟场。从远处看去，它甚至是长条形的，可是走到跟前，它就变得阔大了，几乎成了一座森林，使我想起玛丽娜和我童年时在图画上看到的圣林。比奥克林比奥克林（1829—1901），瑞士画家。的《亡灵之岛》。一条大路通向这座岛。我们——索尼娅·卡甘和我，沿着这条大路走去，它蜿蜒着，越来越窄，一直通到山顶，慢慢变成一条光亮的线。
周围——一栋栋小小的房舍，脚下——扬起的飞尘。偶尔有汽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我们走完了这条长路。前面是带图案的黑色铁槛，右边有一栋砖房，半圆形的——看来是座小教堂。我们走进大门。
我们左边是一片古树，风撕扯着它们的叶子。树叶纷纷坠落。
到了坟场的尽头，就是说这里只有几座坟排成一列。这里有一栋守墓员的小屋。我们向小屋走去。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她姓克罗波特金娜。她解释说，丈夫死后是她担任守墓员，至于我们询问的那个年代，是她丈夫担任守墓员，她不知道我们所寻找的坟在什么地方。但她补充说：可以把1941年的坟指给我们看。于是，她和我们一同走去。
叶拉布加的整个坟场是从入口向左边延伸。因此，1941年住在叶拉布加的人都极其明确地指出的坟场的右部，应当理解为：从入口向左转，前面便是整个坟场，从坟场的右侧沿着低矮的石墙向前走。坟场左部是阔叶林，右部是阔叶林。我们走在松树下。
“瞧，”克罗波特金娜说，“就在那个角落，沿坟场后墙，是三六年、三七年的坟。稍稍靠这边一点，是三八年、三九年、四〇年。这里就是四一年了——你们在这里找吧。”她走了。
也许是由于所得到的证实叫人纳闷，由于没有找到玛丽娜的坟，我觉得，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坟场的尽头，于是又按照埋葬的年份——三六年到四一年——慢慢地往回走。离右边围墙不远，挨着附近的几座坟堆，有几株小白杨树，几乎形成一座小丛林。树叶在抖动着。我们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坟，弯着腰，怀着感情，用心猜测着，但它们几乎同样低矮、缄默，而且没有姓名。记得，有一座坟上有一块石头，看来是从墙上取下来的（墙外边，叶拉布加城笼罩在雾里）；石头上用黑色涂料写着的，是姓名还是姓名的省写？——我忘记了。在埋葬玛丽娜的时候，要是穆尔（格奥尔吉）也这样做了——只要有一个“M.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甚至一个“Ц”，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许多坟长着草莓，现在几乎都枯了，我极力怀着感情：到底是哪一座呀——哪一座呀？……但我没有忙着作出决定：是这座？是那座？也许——是这座？任何标志也没有。只有玛丽娜诗《过路人》中所描写的草莓叶子：请你为自己折一茎野草，再摘一颗草莓。
没有哪里的野果
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
诗人并没白说。
但是，好几座坟上都长满了草莓。现在我记起来，也许，我们没有马上去找克罗波特金娜，先是自己沿着坟场走，指望着——突然——不定在哪座坟上，会读到哪怕一个字的标志……我们分开来，走过去又走过来。我看到我的女伴，穿着深色的长大衣，深深地戴着一顶无缘帽——一时俯在那个十字架上，一时俯在这块木牌上。我们互相招呼着。风在撕扯着树枝。我们在松林里。
又是玛丽娜的预言：
心啊，乐吧，唱吧，吃吧，
等到那个时刻到来——
请你把我埋葬
在四条道路的中间……
那里，在荒凉的原野
是成群的乌鸦和豺狼——
让岔路口的路标
成为一个十字架竖在我的头上……
夜里，我不逃开
这万恶的地方。
让无名的十字架
在我头上高高矗起……
但是，连十字架也没有。我们又来到坟场右部，到了矮墙边；玛丽娜当时十六岁的儿子穆尔忘记了我们是要来的，没有从墙上取下一块石头。其实，人们说，他根本没有到过这里。
我们从缓坡的山上下来，往回走要轻松一些。偏远城市的寂寞郊区，一栋栋矮小的房屋。街道，有的是宽而空荡的，有的是狭窄的，向一旁伸去。
我瞪着一双空虚的、悲伤的眼睛，瞧着街上房屋的窗户。这一栋房子，也是玛丽娜曾经路过的。在她那十天之后，过了十九个年头，我们在寻找她，她，当时也和我们一样忧愁。她曾经找房子，然后又找工作。她在认定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最后一次走过了这条街道。
要是她知道我们会来，会寻找她生活和死亡的遗迹，——我们还有多少人啊……她会改变自己的决定吗？等到我们不在了……还有街道——还有她。我们每天都待在坟场。多少名字，多少十字架、纪念碑和墓碑！可是没有我们这样伤心地寻找着的名字。没有玛丽娜。她消逝了。
也许，最大的乐趣是不用的手指去触动风琴的回声，……悄悄地走，不给骨灰罐留下骨灰……
她自己把一切都说了！
我们的寻找是白费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找下去。有一次，大概是最后一次，我们乘汽车登上了坟场。汽车在石子上蹦跳着，摇晃着。第一次（最后一次）我们登得这么快，这么轻松，走的还是那条路——沿着它，我们曾经多少次久久地、疲劳地步行上去，寻找消逝在山上的玛丽娜。
我们和一个生人走在差不多已经十分熟悉的、可亲的坟场，谈论着发掘坟墓、进行辨认的可能性。这个人告诉我们，六年前，有人为了寻找亲人，以便并排地葬在一起，曾经发掘过几座坟。
他说：“掘出三个——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他们怎么入殓的，就怎么躺着：衣衫，躯体，一切。沙地，多风。地势高……”
（如果发掘坟墓，我有把握辨认……头发是斑白的，短的。可是我们的朋友、莫斯科的教授吉列尔施泰因说，怕也未必……他曾经和一个人给一位母亲运去她儿子的骨骸，她并没有把握肯定运的就是她的儿子。）这话不可信。从五座坟，即使靠近右边围墙那两排的十座坟，难道认不出自己的亲人，一生都了解的、毫无疑义的亲人？难道我的嗅觉赶不上狗的嗅觉灵敏？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意思对索尼娅·卡甘说，而是说了另外的意思：我觉得没有权利掘开封闭了的墓地，没有权利挪动极其安宁地葬在里面的人。可索尼娅说：“要掘！……”
……也许，战胜时间和引力
那最大的胜利
是悄悄地走过去，不留下痕迹，
悄悄地走过去，不把影子
留给墙壁……
也许可以
拒绝攫取？从镜里一笔勾去？
就像莱蒙托夫溜进高加索，
不惊动一块岩石……
我从莫斯科随身带来了我那只普普通通的盒式照相机，我们所到之处，我都拍了照片。我把胶卷交给住在桥边的一位摄影师，他姓加菲索夫，是个上了年纪的、身材矮小的鞑靼人。他得知我来叶拉布加的原因，对我极其客气，满怀善意。他在桥边工作，也许就住在桥边；那座桥，玛丽娜在叶拉布加生活的那十天，回自己的住宅，曾经走过不止一次。我感谢我的命运，在这些日子里，它竟给我派了一个这样的助手，既很热心，又很尊重我那些伤心的照片胶卷。这样，我就不能把我的胶卷交给别人了……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已经给我带来了显影的胶卷和映好的照片，从来没有骗过我，没有叫我等过，我谢谢他。
没有找到玛丽娜的坟，我写信告诉阿利娅。我收到了出乎意外的回信：“您到底去了叶拉布加！告诉您：我永远不会到叶拉布加去。对于我来说，那里没有妈妈。对于我来说，妈妈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书里。”
我给阿利娅回信：“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叶拉布加的态度变了，让我不再等你？这是你的义务。真遗憾，你母亲竟生了这样不平凡的子女：儿子不送葬，女儿永远不上坟。她还不如生下平凡的子女，将野花给她送到坟场……”
现在，索菲娅·伊莎科夫娜·卡甘和我在忙着同莫斯科通电话。我们很想获得哪怕随便一点补充信息，有助于寻找玛丽娜的坟。我们常跑邮电局。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邮电局，而这一点又似乎使通话变得不那么困难。首都邮电大厅金碧辉煌，人群熙来攘往，我们怎么能够通话啊！这里，几乎没有一个人。
我们给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的女儿尤达挂了电话，托她问问这个那个。第二天，她向我们传达了所问到的人们的回答。人数是不多的：当时在叶拉布加住过的人几乎一个也不存在了。一个十分熟悉玛丽娜的女人回答说：“我很奇怪，谁需要翻腾这些旧事，过去这么多年了……”作家瓦季姆·西科尔斯基只记得在靠近坟场右边墙的地方。最热心的是瓦季姆·西科尔斯基的父亲，他对尤达说：“在那次疏散中，当时我们都是这种处境……没有给坟作任何标志——我们之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带一束花去，——这真可怕……”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话和阿利娅写给我的那几行文字协调起来，她说，他们一家人，除瓦季姆之外，当时谁也不在叶拉布加。只有一个推测：西科尔斯基家的老一辈来到了叶拉布加，并且到了坟上？或者是安埋之后就没有去过坟上了？说到玛丽娜，瓦季姆是很热情的。
瓦季姆曾经在电话里以激动的声调详细地叙述过（对我，在莫斯科）。我记得，他说过：在周围所有人中，玛丽娜特别注意他。
“我当时十九岁，还不懂得什么事情；不知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个什么人，为什么特别注意我，给我付出时间……也许，她预感到，预料到，我以后会写诗吧？我们常常走在一起，她和我说过很多话……当这一切已经发生（我在电影院），门开了，有人喊：‘谁是西科尔斯基？请到这里来！’人们告诉我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死讯。傍晚的时候，穆尔对我说，他要来我这里过夜。我对他说：‘你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本不应该让你来……但是，来吧，我等着。’因为他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极其粗暴……但是在这第一个夜晚，他老是在梦中怪叫，辗转不安……”
我又到了坟场，并且带来了在铁铺定做的一块小金属板。金属板上，一位青年工人利用下班时间，在空荡的铁铺里用白色的油画颜料涂好底子，然后用黑色油漆写着：“在坟场的这块地方安葬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她于旧历旧俄所用历，即儒略历（恺撒历）。1892年9月26日生于莫斯科，1941年8月31日于叶拉布加。”
我们到了坟场，便开始寻找十字架。真是运气：教堂墙边唯一的一个十字架，正好是玛丽娜所喜爱的颜色——是个旧的，浅绿的绿松石颜色。金属制成——虽然不大，却很沉重。我们抬不起，搬不动。克罗波特金娜叫了一个小伙子，他搬了去，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见把它竖在1941年的四座无名坟墓之间。这四座坟墓之间的地方很窄，不能再埋坟了，不会插进别人来。
我不记得是这一天我们带了花去，还是下一次才带去的。但照片上，十字架台座旁是有花的。还有和我们一起跟在十字架后面跑来的孩子们（女守墓员克罗波特金娜的孙子们）的照片。他们站在十字架旁，我给他们摄影留念——后来，我从莫斯科给克罗波特金娜寄去了照片。
小伙子用铁丝把金属板固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高出地面不很多，为了牢固起见，栽得很深。十字架横梁的外形使我想起了旧教徒、分裂派教徒以及贵夫人莫罗佐娃莫罗佐娃（？—1675），贵夫人，分裂派教徒，不顾威胁和刑讯，坚持分裂运动，1671年被捕，1675年死于监狱。画家苏理科夫为她作画《贵妇人莫罗佐娃》（1887）…关于莫罗佐娃，玛丽娜曾经写过诗，她们在气质上极其接近。
在埋葬着拿破仑战争参加者少女杜罗娃的叶拉布加坟场，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找下去了。
我在坟场门口照了一张相，一边是站着的索菲娅·卡甘，一边是一只离群的狗，——它侧着身子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玛丽娜那么喜欢狗，狗便来了。
后来，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病了。她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很强的感受性，禁受不住这些日子的艰难和紧张。而且还患了感冒。她留在旅社，我一个人继续寻找。
我追踪了玛丽娜的所有足迹，继续拍照，继续把胶卷交给加菲索夫。我很担心他在我离开之前冲洗不出来。我拍下了那条街，拍下了布罗捷尔希科夫家的房子全景以及教堂的侧影。在从坟场回城的时候，还用特写镜头拍下了城里的另一处教堂。（教堂锁着，当年，玛丽娜路过时，是看见过的。）我怀着希望跑医院找医生，也许他们有人记得玛丽娜之死，有人临场写过死亡证明。医院很远，要走过一段荒地。唉，那里也没有弄明白任何事情。我沿着车辙，越过一排排古树，来到了公墓。条条街道几乎都是空荡荡的。
我站在院子里张望着。一些人运来一副灵柩。我记不起我当时在院子里是否和什么人谈话来着。院子四周的房屋，都是矮小的平房。
马车停住了。肃静。白昼。也许，运来玛丽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