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我的同一封信里（1918年，巴尔蒙特介绍玛·伊认识一位女诗人。后来，她们二十二年没有见面，直到1940年才再度相逢），玛·伊写道：‘我全然不知道要看到的是个什么人，可又强烈地希望——爱她！我和她一起坐了三个小时，谈了以前的朋友和时代，我们仿佛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她聪明，写诗，对我很忠诚，可是——塔尼娅！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既没有感到一丁点激动，也没有感到一点吸引力，我的话是冰冷的，明智的，甚至是通情达理的（塔尼娅，这当儿，您该替她伤心。不，是替我伤心吧，因为她毕竟是幸福的，因为她在爱我，问题在于，全部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是爱着的，我们的心应该是跳动着的，撞击着——哪怕撞得粉碎！我历来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诗篇——都是心灵的碎银）。
‘塔尼娅，我和昨天的那位女客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我们是同龄人，而且她也写诗，可是——塔尼娅，我从她身上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而从您身上——从第一次起——感觉到了一切。’
我自己心安理得地援引这些对我的溢美之词，是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些话都是间接的：众所周知，玛·伊具有对人们进行想象的惊人才能。我觉得，这些话相当清晰地揭示着玛·伊的性格，既有对于人的热情的倾慕，又有她的孤独，还有与众不同的特性。我再说一遍：我深信不能够用通常的尺度来衡量茨维塔耶娃的精神世界。
1939年，我们和玛·伊很少见面。1940年（尤其是下半年）见面相对频繁，1941年，战争即将爆发以及战争时期，根本没有见面。我收到玛·伊的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5月25日写的。10月，我们疏散到喀山。
我们的会面这样动荡不定而且不很经常，是可以理解的。全是时局艰难所致。亲戚家、朋友家、我家和莫斯克温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幸和一大堆难办的事情。再说，这个时期我也很忙（我是教员，在一家军事学院工作）。结果，全部时间都随着极度的紧张飞逝了，一大堆的忧虑以及没有完成的工作妨碍我们静下来，从容地仔细考虑各种问题。因此，很难充分地弄清并理解我们新近的熟人玛·伊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我们对她的了解是很不够的。
玛·伊在谈话中提到的许多著名作家也都消极无为。好像既有牢固的友谊，又有确实的靠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处于令人吃惊的孤独之中，我们明白这一点真是太迟了。我们大家都有亲戚，都有在各种生活困难中经过考验的、情投意合的朋友。
玛·伊什么人也没有。一到进退维谷、精疲力竭的时候，没有人去助一臂之力。
况且，她所遭到的孤独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大家，或多或少与茨维塔耶娃的命运有关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善良、人道、关心、同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缺乏头脑：宁肯丧失，而不保护这样一个人？！当时，我们大家在哪里？！
最后，我要从我1979年7月30日写给对茨维塔耶娃感兴趣的一位同志的信中援引几句：‘对于一个人来说，祖国就是家。对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来说，无论如何，俄罗斯就是家。她不顾一切回家了，对于周围的环境，对于所遇到的人们，都感到很陌生，虽然还不能够理解许多本来很明白的事物，但无论如何她感到自己是在家里。’
还有。有一次散步，我和玛·伊在一条小条凳上坐下来（真是一条值得纪念的小条凳）。那天玛·伊心情不好，怀着沉重的忧虑，可能是穆尔说了什么尖刻的话。为了把她从这一切引开去，我开始给她讲我与夜校的小伙子、小姑娘发生冲突的那些令人为难而又使人感动的有趣的故事，我在夜校已经工作一年了，这是我在获得基本工作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兼职工作。那些孩子（大约与穆尔同龄），有的丧失了父亲，有的丧失了母亲，有的丧失了这个和那个，边做事边学习，看管弟弟妹妹，可是拼命地胡闹，有时还耍无赖，但总的来说都是好样的。我对玛·伊讲这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故事无穷无尽），她和往常一样，极其用心地听着这些故事。然后，我们久久地沉默，然后，玛·伊低声说：‘多好啊，我在这里！’
‘在哪里？’我问（心想，不是在戈利齐诺，而是在莫斯科，因为我注意到她当天的忧虑）。
‘在俄罗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
也许，有人会以为我这篇回忆录的结尾是特意安排的。这倒也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这些话——不仅仅是一时的情绪。关于这一点的谈话还见于另一次。
1940年夏天，著名的钢琴家玛丽娅·文亚米诺夫娜·尤金娜在研究舒伯特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曾大量为席勒、歌德、海涅的诗谱曲。歌曲集。她需要谱了曲的诗歌的译文。玛丽娅·文亚米诺夫娜从Γ·Γ·奈豪兹那里打听到了茨维塔耶娃，便决定去找她。下面是她关于这次会见的简短的叙述。
“……昏暗的顶楼，粗糙不稳的楼梯，马上袭来令人愁苦的气氛，是凄凉，是混乱，是发生事故的可能。彼此冷漠的问候；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心绪不佳的、衰弱的女人，我努力表现出自己是来央求的，是亲切的、有礼貌的；我坐在凳子的边角上，给她看舒伯特的乐曲。‘既然要译——那就只译歌德。’茨维塔耶娃说。‘哦，那当然，这是最好的歌词。’我回答，并且建议从《迷娘舞曲》和《竖琴曲》译起。她心不在焉地同意了，我匆忙地走开……（我真想扑到她的脚下，吻她的双手，用滚烫的眼泪洒满她的双手，向她提出来，让我承担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自己很难弄清楚，当时我为什么那样不开窍，甚至冷漠。用不着辩解，这是一种罪过，是缺乏爱，而且缺乏文化素养……”
1940—1941年，玛丽娜最牢固、最亲密的友谊，应当是她与艺术理论家叶连娜·叶菲莫夫娜·塔格尔及其丈夫文学理论家叶夫根尼·鲍里索维奇·塔格尔的友谊。玛丽娜常去他们家，他们亲切地关心她和穆尔的生活。他们对于人的理解，总是那样深刻、细腻而又发自内心，二十年以后，我也曾经体验过他们的这一特点。他们这种理解，曾经点缀着玛丽娜当时那种混乱、惊慌的生活。这里，我想援引一段简短的叙述：有一天，在谈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怎样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我问：“这么说，您赞成自由翻译自由翻译，即意译。？”——“自由翻译？”茨维塔耶娃马上反驳，“就是说，还有不自由的翻译？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当然赞成自由翻译。”又有一次，她打发一个姑娘给我们送来一张便条，附白中写道：“抚爱小姑娘吧，她是一个心肝儿，甚至可以给她取名‘心肝儿’——普绪刻普绪刻，希腊神话中人物，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形象出现…”
我援引这段话不是因为它具有文雅的双关意义，而是因为它闪电似的——好像一小块镜片——反映出茨维塔耶娃——作为一种品格，作为一个诗人的整个内心体系。
“心肝儿”是一个日常用语。但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不够的：她把这个词的意义推衍开来——出现一个大写的“心肝儿”（巴格达诺维奇的长诗）：心灵就是普绪刻。词义在扩大，在爬高，在耸立，或者，也许还能够从相反的方面来说：词义在展开纵深，在露出隐秘的底蕴，而且，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都充满着这种不可遏止的渴望：揭示事物的根本，探寻现象的真髓和终极的本质。《死亡之歌》中写道：……最后一个钉子已经拧入。
是一颗螺钉，因为棺材是铅的。
对于“死亡”——不可思议的决裂这样一个悲惨的主题，通常的棺盖是不相称的。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不可克服的东西——“铅棺材”！
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都在锐意地深入事物，探求事物暗藏的本质。有一次，在谈到她的《费德》的时候，我问她的剧本与拉辛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或者埃弗里尼德的《费德》是接近了还是离远了？出乎意外，我听到的回答是：“我根本不关心这些。对于我来说只存在两本书：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阿法纳西耶夫（1826—1871），俄国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民俗学中的“神话学派”代表，曾将俄罗斯民间童话收集成书。和……——她说了一本德文的总集（我忘记了作者是谁），——希腊罗马神话大全。很久以后，我在她的《老皮缅的家》中读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自白：“……毕竟神话……不是不存在神话，而是神话之外不存在……神话预先料定而且一劳永逸地铸就一切。”
这里，不必从字面进行理解——问题不在于神话学和民俗学的蛊惑（当然，兴趣也不在于摹仿），而在于追溯渊源，追溯最初的基石，追溯不能为通常的目光所发现、埋藏于各种深厚的岩层之下的那些原理。这不仅是茨维塔耶娃艺术方法的特点，而且是她的世界观的本质。语言的符号，语言的外壳，甚至掩盖着茨维塔耶娃所极力追求的第一性的、“生动的”因素。
茨维塔耶娃的诗有时是很费解的，要求读者深思熟虑地找出她思维的头绪。但是，她最厌恶的，莫过于华丽的词藻游戏，含糊的诗以及任何形式混乱。在格律上也是这样。茨维塔耶娃格律的力量以及它的变化多样，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她的格律又远远不是那种使人着迷的音乐符箓。她那重读音节的叠置，她那破折号，她那无限的enjambement——跨行——好像是在往词里打入桩子，把读者钉在意义上，钉在内容上。
一方面是难以置信的、狂暴的、爆炸式的感受，另一方面是同样难以置信地强烈的、渗透一切的、尖利的思想。这好像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原则，然而，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里，两者却交织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仅是她的创作特点，而且是她整个精神秩序甚至外表的特点。
我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认识，是在1939年12月。我钻进戈利齐诺创作之家，表面上是为了著书，实际上为了会见茨维塔耶娃。第一天，我在挨进食堂的过道间看到她：“我多么高兴向您问候，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说。“我多么高兴听到叫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回答。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茨维塔耶娃本人，也没有见过她的画像和照片。在我的想象中——我现在知道是很天真的——，也许因为联想到阿尔特曼阿尔特曼（1889—1970），苏联画家，1914年为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作的画像，是其著名作品之一。给阿赫马托娃所作的画像，出现了一个文静高雅的形象。实际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没有一点巴黎打扮——一件粗糙的套领毛线衫，一条束着宽带的灰色长呢裙。没有优雅的脆弱，只有严肃、轮廓分明和力量。身躯惊人地挺直，略向前倾，里面好像藏着她那果断的天性。
我应当说，从那些年代的无论哪一张照片上，我都没有认出茨维塔耶娃。这不是她。照片上缺少最主要的东西——那种表现着她各个方面的精心琢磨的魅力：首先是她的谈话，那一口令人吃惊地刻画入微、富于表现力的俄语，时而夹着规劝的箴言，时而以出乎意料的奇谈怪论使人折服，而且包含着不可改变的逻辑；最后是她的面容，精致绝妙地画成，好像是“雕出来的”。
没有必要去回顾茨维塔耶娃回到祖国以后所遭到的痛心的悲剧。对这个悲剧作出过高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茨维塔耶娃以一种离奇的方式，也许是第一次，一下子处于另一种环境之中，周围是她一生都未见到的狂热的一代。在戈利齐诺，每天晚上，在兴高采烈的文学界同行之中，她总是高居君临一切的地位，在莫斯科，她吸引着许多人，凡是真正看重诗歌的人都争取和她结交。
我的妻子，一年前去世的叶连娜·叶菲莫夫娜·塔格尔，来到戈利齐诺，在铺满雪的白桦林里和她认识以后，她说过一句话，刻入了我的脑海：“您的柳夏——极好的：本身就是力量——本身就是风暴，本身就是真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