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文书可见,这是一条验事记录,类似于现代的公文介绍,记录了来自九姓胡的米巡职欲往西州交易的事情。说明胡商在中国境内交易,途经各处,所到之地,均要报请官府批准。《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也记述了粟特和吐火罗商人申请过境到某地交易之事{125}。与此有关的文书还有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等,记载了来自九姓胡的石染典在各地贸易,申请过境买卖之事,保人中还有“兴胡罗世那,年三十;兴胡安达汉,年三十五”{126}。兴胡即商胡。这些文书表明,当时商人前往各地贸易,并非想去就去,得办严格的手续,还得有其他商人做保。对于往来交易的商人,中国政府是欢迎和提供保护的。如敦煌隋代石窟“商人遇盗图”所示,商人遭劫,官兵就帮助商人追杀强盗,夺回货物,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127}。
问:当时对于较大交易,是否也有契约?
答:胡商交易时,遇有较大的买卖,都要立下契约,并请保人作保。如前引《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
马一匹骝墩六岁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管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练主
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四十四。
保人兴胡罗世那,年四十。
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四十五
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
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
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州前庭府队正
交用练拾肆疋,于康国兴生胡康乌破
买取黄敦驼壹头,年十岁,其及练
交想(相)付了。若驼有人寒盗
者,一仰本主及保信酬当,杜悉不知。叁日
不食水草,得还本主。待保未集,日立
私契,保人集,别市契。两和立契,获指(为)验。
驼主康乌破延
买驼人杜
保人都护人敦
保人同乡人康莫遮
知见人张轨端
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卖婢市券抄件》:
……
开元拾玖年贰月 日,得兴胡米禄山辞,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得练肆拾疋。其婢及练,即日分付了,请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五人款,保不是寒良玄诱等色者,勘责状同,依给买人市券。
练主用西州都督府印
婢主兴胡米禄山
婢 失满儿年拾贰
保人 高昌县石曹主年四十六
保人 同县曹娑堪年四十八
保人 同县康薄鼻年五十五同元
保人 寄住康萨登年五十九
保人 高昌县罗易没年五十九
史丞上柱国玄亮券
史竹无冬{128}
以上都是契约文书,我们通过这些文书,可以了解当时交易的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
胡商规模及其他问题
问:您说过入华胡商数量庞大,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说胡商的规模?
答:入华胡商数量庞大,成群结队,这点在出土文书中也得到了证实。姜伯勤先生据哈尔玛达(J.Harmatta)重译的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以西汉代烽火台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A52号书简,对简中提及的商人进行了统计,发现粟特人商队以姑威(今甘肃武威)为集结地,前往洛阳、金城、敦煌各地,其商队在一处驻有100名粟特人,另一城驻有42人,其卖出货物为大麻织品、毛毡等,其购入品为丝绸、麝香等,其通货为银钱。从前述粟特人纳锡安自敦煌离开中国国境旋又返回,说明他们是来往于中国内外未著籍的粟特商胡{129}。近年,美国学者安妮特.L.朱丽安娜和朱迪思.A.茉莉重新全文翻译了这封信,再次明确,早在公元313年,粟特商队已经渗入洛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130}。
入华商人长途跋涉,经历许多国家与难关险阻,不免沿途遭遇拦路抢劫的强盗,因此单身或人数少了都不行,据史书反映的情况看,国际商队一般达到几十人至数百人的规模。
《晋书.刘隗传》记载:刘隗子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由此“贾胡百数”可见,即使进入中国后,外商也是成群结队地在流动。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大统中,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魏废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惧,遣使贡方物。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拨、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佛经中提到商人,或经商,或寻宝,常用“五百”之数,说明中亚商人的确有成群结队外出经商的传统。其中,入华商人以粟特、波斯、大食的为多,粟特商人居多,姜伯勤、荣新江二先生已作过较详细的研究,可资参考{131}。唐肃宗时期,田神功兵掠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数千人{132},亦可为证。
在商队内部,有大家公认服从的首领与规矩。商队的首领,称为“萨薄”,这是一个起源于印度的名称。在丝绸之路沿途石窟壁画中,就有萨薄率领商队克危解难的内容。
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第8窟、17窟、38窟、114窟、184窟等石窟壁画中,均有许多表现萨薄与商人的内容{133},最著名、最普遍的应是萨薄商主燃臂引路、马壁龙王救诸商人渡海和萨薄商主救商人出海的故事,这些甚至在一窟中反复出现。马壁龙王救商人渡海的故事说,五百商人入海求宝,龙欲害之。“复有一龙王名曰马壁,是大菩萨以本愿故生龙中,起慈悲心,救诸商人令得安稳过与大海。”{134}画面是商人赶着满载货物的骆驼与牛平安通过,故事出自佛经《经律异相》卷24。
萨薄商主燃臂引路的故事是讲,五百商人行路于山谷间,黑暗迷途。“是时萨薄,即以白毡自缠两臂,灌油燃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谷。时诸贾客感戴其德”。故事出自佛教《贤愚经》卷6第二十八品。故事的画面是,萨薄燃臂当炬,旁有商人,身后有载货的骆驼、或驴或马或牛等随行。
通过这些佛经壁画中萨薄与商人的故事,也可见到中亚商人结伙经商的情形。
问:入华胡商贸易,收不收交易税,有没有管理机构?
答:对于入华胡商,政府依其交易比例征收一定的税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这种税为“称价钱”和“藏钱”,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内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与《高昌条列出藏钱文数残奏》等文书中俱有记录{135}。入华胡商的管理机构很多,沿途各级官府都管,但萨宝府也无疑是主管机构之一。萨宝府与胡商的关系,目前还说不上是完全清楚,然而由萨宝来源于商队首领{136},萨宝府又主管入华胡人事务来看,不可能不管理入华胡商。姜伯勤先生考证认为,“北朝隋唐萨宝制的近源是西胡系,即伊兰、粟特系队商制。”{137}另外,有的碑上也记载了胡商与萨宝府的关系,如《惠郁造像》:“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138}萨甫即萨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胡商与萨宝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有趣的是,姜伯勤先生通过一批墓志研究归纳北朝凉州以东萨宝的特点,涉及到萨宝的分布情况,竟然与胡商俑及载货驼马的分布范围相近。他指出:“本时期萨宝多分布在凉州、张掖、酒泉、并州、邺、雍州及洛阳,说明这些地区是粟特队商聚落布点所在。”{139}这个结论,与我们前面考察商胡俑及载货驼在北朝时期的分布范围相差不多,可以互证。
近年来,在国内许多入华中亚人墓志上,也发现墓主人生前担任萨保(萨宝)的记载。如近年发现的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均明确记载墓主人是安国人、史国人和鱼国人,分别葬于北周和隋代,还有准确纪年,而且前两位生前均担任过“萨保”,后者在北周时一度“检校萨保府”。
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墓志上的萨保与前面提到佛经中的萨薄不同,“是严格分开来的”,萨薄是商队首领,萨保是管理在华中亚人的聚落首领或者大首领,然而两者有一定渊源关系,萨保是由萨薄演变而来的{140}。但是在西域可能不同,如高昌国,专门设有“萨薄”一职,如在《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谴罚事》文书中,排列了许多官名和人名,如“谏议乾茂、参军忠穆、明威世和、主簿处顺……虎牙孝恕、萨薄、虎牙孟义……”{141}这个“萨薄”,明显是个官员,好像不仅掌管商业,可能与内地的“萨保”一样,也管理其他事务。
问:入华胡商交易,双方使用货币,还是以货易货?
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资料看,入华胡商带来大量金银币,近几十年来,以夏鼐先生为首,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收集和研究,成就喜人。但是近年来又有许多新发现,山西省就发现了几十枚,有金币,也有银币,增添了胡商贸易存在以货易货和使用金银币两种方式的新证据。但是,就现在陆上丝绸之路已发现的波斯银币的范围看,与所见唐以前胡商组合俑的分布范围几乎相当{142},再加上与萨宝的分布范围也相近,所以有理由说,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据出土文书看,在今新疆自治区,北朝、隋唐时期的交易方式除以物易物外,还广泛使用着金银,金银的单位有斤、两、贯、文几种,如前述阿斯塔那514号墓所出《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等文书及新出吐鲁番阿斯塔那386号墓《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年)张师儿随葬衣物疏》、《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张师儿妻王氏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388号墓所出《高昌付张团儿等银钱帐》等都有记载{143}。
问:在北朝、隋唐时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有几条?
答:西域商人入华主要是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具体路线历代不同,有二道说、三道说、四道说等。《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北朝时期,从敦煌向外的丝绸之路有三条,“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问:北朝是丝绸之路繁盛的开端,请问,作为北魏都城的平城与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答:北魏建国后,随着骑马民族饮马黄河,定都平城,统一北方,中原与中亚丝绸之路上民族的障碍和关市的限制基本被去掉,更多的粟特人涌向平城,然后又由平城进入中原,分赴各地贸易。在这个时期,毫无疑问,平城事实上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
问:您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给我们讲述了胡商入华后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踪,那这些胡商入华一般选择在什么时间或季节?
答:北朝外商入华,不是一年四季都来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直接受到气候和季节的影响。据文献记载: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四月,“享东庙,远番助祭者数百国”{144};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柔然、车师、焉耆、鄯善、粟特等国来朝觐。五月,“遣使者二十余辈使西域”{145};同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146}。《魏书》卷6《显祖献文帝弘纪》:“九月壬子,高丽、于阗、普岚、粟特国各遣使朝献。”从以上记载来看,使臣入华时间,多在春季或秋季。外商来往时间,当与使臣来往的时间相差无几,同样受气候与季节制约,在正常情况下,也是秋季至春季,而春秋二季最多。
问:为什么会是秋季或春季最多?
答:之所以如此,是中亚与东亚交接地带的骆驼,在沙漠中,耐旱不耐热,酷暑高温,骆驼极难长途跋涉。因此史书有关记载,多为三季资料,夏季较少,如《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浚纪》:“三年春正月壬戌,畋于崞山。戊辰,还宫。粟特、于阗国各遣使朝贡”;《魏书》卷7上《高祖孝文帝纪》:“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辛巳,粟特国遣使朝献”。又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时间是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卖婢市券抄件》,记载的时间是“开元拾玖年贰月”。从数量统计看,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外商活跃的季节,主要当是春、冬、秋三季,夏季的较少,尽量避免在夏季穿越大漠。这也适合自然界情况和商人自身安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