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氏确是西域人。敦煌本S.0367号《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伊吾县“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有祆主翟磐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磐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24}此翟磐陀身在西域，未说哪国人，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祆教徒资料显示，这些祆教首领都是中亚人，由此可证翟磐陀也应是中亚人。另外还有一证，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对入华中亚人姓氏进行过溯本穷源的考证，文云：“高车丁零有狄氏，为古赤狄之余种。狄即翟也。”{25}由此看，翟突娑或许是太原王翟楷之后。
高车族是西北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很广，从中亚到东北亚都有其记载。《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26}这一年是公元330年，赵即石勒的后赵政权。至是，我们也寻找到了中原丁零翟氏的源头，是从康居迁徙来的。康居是古史记载的西域“昭武九姓”之一，与大月氏相接，其民活动于中亚锡尔河流域，正属粟特地区。
除粟特人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长期居住着，《北史》与《魏书》都记载，柔然衰亡前后，许多柔然人与高车人迁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其中，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或柔然）人物俑最有特色，其通高25厘米、长22.5厘米{27}，在一匹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身体肥胖，头梳长发，十几条辫子留在背后，圆头圆脑，面向上仰，穿一件圆领窄袖宽肥红袍，脚踩马蹬。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向嘴边，两指弯曲伸进嘴里，作打唿哨状。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四顾无人，打口哨作乐，强烈地表达了游牧民族的乐观旷达的性格和一种野性的自然美。
据荣新江《北朝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勾稽的材料，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还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们的先人，他们应当是属于并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员{28}。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都有大量外国人活动在并州地区。
（二）隋唐时期入并外国人
《西厢记》 中崔莺莺国籍的讨论
山西永济唐代黄河蒲津渡遗址有四组铁牛与铁人，四个铁人既像是牵牛人，也像操舟人。其中有的身着一种一侧翻领的服装，以往在北朝、唐代胡人俑中看到过这种服装，有人说这是来自丝绸之路的服装。
设计者为什么要把铁人铸造成这种形象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应该是，在当时的山西，存在许多中亚诸民族成员，至少是，外来人口众多，流动性较大，所以有必要在黄河最大渡口上，采用艺术形式，铸造多民族形象，这既是现实的反映，又利于民族融合。
永济文化遗产颇为丰富，普救寺、莺莺塔与铁牛同样闻名于世，唐代著名的《西厢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参照胡姓、胡名和胡俗三项标准考证，推测《西厢记》的主角之一崔莺莺，对应的粟特原名可能是曹九九，是一个中亚粟特种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29}。
近年来，葛承雍先生又进一步收集材料，证明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崔莺莺原型是中亚“胡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蒲州是唐代河中府所在地，位于长安、洛阳两京之间，是来往两京的最佳路线，唐朝皇帝、官吏、文人、商贾都往返于其间或驻留于此，也是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中亚粟特移民的居住区。唐代河中府的治所官衙名为“绿莎厅”，“绿莎”或许是粟特语“Xsevan”的译音，即“首脑”、“头子”的另一种称呼，为胡人比照粟特语统称州府官衙的叫法，说明蒲州曾有中亚胡人聚落的存在。
其二，唐代大历至贞元年间，蒲州为河中尹李怀光的根据地，他统领的朔方军部下多为胡人，其养子就是西域胡人石演芬，“芬”是粟特人男子常用的胡名，这是史书上蒲州有粟特胡人最明确、最直接的记载。
其三，蒲州盛产名酒，唐代元和年间文人李肇撰著的《唐国史补》中记载“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闻名四方，“乾和”是突厥语“qaran”的音译汉名，原意为“盛酒皮囊”或“装酒的皮袋子”，从语源上说，“乾和”葡萄酒肯定是操突厥语的胡人的叫法，证明唐代蒲州有胡人葡萄酒作坊的存在。
其四，唐代蒲州地区有“酒家胡”，唐代山西籍诗人王绩从长安弃官回乡后，酷爱美酒，写有题壁“酒家胡”的诗：“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沾。来时长道贯，惭愧酒家胡。”王绩题壁的酒家乃粟特胡人所经营，他是这里的常客和熟客，经常赊酒喝，并赞美胡人酿酒名优出色：“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竹叶”是绿色的竹叶青酒，色泽呈红的葡萄酒是酒家胡的特色。
其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他曾感叹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他后悔“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他描绘胡旋女“妙学香莺百般啭”；他赞叹“胡姬醉舞筋骨柔”……元稹写胡人生活细腻深入，尽管他把崔莺莺打扮成大家闺秀，假托为高门千金，但还是透露出莺莺原型的痕迹{30}。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葛承雍提出的以上证据，证明了河东地区粟特人、葡萄酒和“酒家胡”确实很普遍，是这个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对考察山西古代粟特人的活动，考察蒲津渡铁人的艺术背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外商聚落
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于晋阳举起反隋义旗后，率军西进长安，在现在晋中灵石县境内，遭到了隋军抵抗。大军屯军地很有意思，名为“贾胡堡”。
《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隋大业十三年）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
“贾胡堡”，顾名思义，自然是外商居住之堡。以贾胡命名堡子，可以理解为，这里是外商长期居住之地，为了长期安全居住，还建造有堡子。日子久了，得到当地人认同，便自然以“贾胡堡”称呼此地了。《新唐书》也记载该地有贾胡堡。《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载：“（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丙戌，州置宗师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李林甫著《元和郡县图志》时，也提到此地的“贾胡堡”。表明从北朝，至少从隋朝到唐中期，这个地名一直在使用。也表明，在此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外商及其家眷。
无独有偶，晚清入华西人曾在灵石县发掘得到罗马古铜钱十六枚{31}，钱币的文字，表明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流行的钱币。它们在灵石的发现，也许与贾胡堡的外商有一定关系。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年就认为，此地名贾胡，或因有西域贾胡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32}。在太原唐代墓葬中，曾发现过古罗马金币，显然也是由外商携入中国的。
（三）入并中亚人的职业及种类
并州向来是中原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区，所以，东汉以降数百年间，尤其是北魏以来，并州一直是外来民族成员落脚的首选之地，中亚人也不例外。
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各国的商人和使臣携带着货物和贡物源源不断涌向并州，或择地定居或展开商贸活动，其职业主要有官员（包括萨保）、商人、乐伎和高僧等。
官 员
检索史籍与墓志碑刻，来并粟特人的职业首选是文武官员，如北魏前期的安同、安吐根，北齐时的和士开，前文详述的翟突娑及其父亲，虞弘及其父亲；另如《安师墓志》提到的其曾祖安哲，任北齐武贲郎将{33}；《康达墓志》记载的“曾祖蕞，齐任上柱国，祖逵，齐任雁门郡上仪同”{34}；《安孝臣墓志》题为“大唐故翊麾副尉泽州太行镇将骑都尉安府君之墓志铭”，志文记载“君讳孝臣，太原郡人也”{35}；《大晋何公墓志》记载的何群政等人，都是官员。这也是入华粟特人中的最上层人物和最佳职业。从最崇拜商业和追求商业利润转向选择做官，是入华粟特人的一大转变。分析这种转折，显然受中原官僚特权阶层的影响，经商是为追逐利润，官僚阶层有权有名更有利，可以比经商带来更多利润和财富，所以精于计算的粟特人，入华后的首选职业就是做官。
商 人
商人在中原士农工商的序列中排名最后，实际上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阶层，特别是胡商，交通官府、互相勾结、财大势雄。胡商数量庞大，各地都有，经营各种生意。如墓葬出土随葬品中就常见有骆驼胡商俑，娄睿墓壁画中也有胡商形象，娄睿墓墓道两侧的胡商驼队图，在两壁上层，前面各有一幅行旅图，一犬在先，后随四排十余骑，有骑马者，有步行者，有男有女，汉族人装扮。其后绘胡商与骆驼组成的一个商队。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为商队首领。其后有一胡人牵着骆驼，驮圆鼓大白软包。驼队间，还有几个胡商的身影，显然，这是一个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原的商队{36}。
见于史载的商人有粟特人、大月氏人、波斯人、柔然人和突厥人等。有的家族是先作商人，然后等有机会，再摇身变为官僚，如《魏书》记载的安同一家就是如此；《北齐书.和士开传》也记载：“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也有商人后裔因志趣改变，由商转变为其他行业的，《太平广记.赵小儿》：“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37}
乐 伎
入并外国人中也有不少乐伎，史书保留着不少有关资料，《魏书.乐志》：世祖“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38}《隋书.音乐志》也记载：“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北燕），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北魏灭北燕是公元436年，可见在太武帝时，西域乐伎已经到达平城。北朝后期，许多粟特人以善于演奏琵琶等乐器闻名于世，甚至得以封爵开府，如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39}。根据考古出土资料，粟特的胡腾舞、胡旋舞等，也是在北朝流传到并州的。
200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物中，就有不少粟特伎乐俑、陶制毡帐模型和骆驼，反映出粟特与平城的密切关系。其中M2出土的一群陶杂技俑很有特色，共8件，高约20余厘米，均为成年男性，身材粗壮，小腹前凸下沉，头戴圆顶帽，帽后有裙，个个面相丰满，面带微笑，神态安详，身着圆领窄袖红地带花长袍，脚蹬黑色长靴。八人中，有人似正在鼓掌，有人似正吹横笛，有人似击鼓，有人似捧乐器。有一人最为特殊，高约26厘米，身体壮实，是这批杂技俑中的主角，他脸向上仰，左手叉于腰后，右手置于额上，上身微倾，两腿略曲，额上支竿，两个小俑正在竿上表演，好像是后世杂技中的“顶竿”项目。在大同电厂北魏墓壁画中，也有这种杂技表演、乐器伴奏的画面。
外来宗教人员在并州的也有许多，如厨宾沙门师贤，先到凉州，又由凉州到平城，兴光元年（454年）秋，在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太安初年，“有狮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素像三，到京都”。
佛教在平城传播过程中，就个人而言，做成最大事业者，当属“马识善人”的沙门昙曜，他“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这就是至今仍存的云冈石窟中的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其后，他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40}。
昙耀的国籍，史书阙载，推析他极可能是中亚人，理由有三：
一、他来自凉州，《释老传.宋伪魏平城释玄高》记载：“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谭伏膺师礼”{41}，当时凉州有许多外国高僧，如昙无尘等。
二、所谓“昙曜五窟”，渊源于犍陀罗、秣菟罗、笈多、河西等多种艺术，如果没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创造出这样“雕饰奇伟”的艺术品来。
三、他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如不懂那些佛经的本来语言，怎么能算作译经？由上面三条理由可见，他应该是一个深谙佛理、熟悉西域艺术的入华高僧。
入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有的信仰祆教，有的信仰佛教，还有的信仰景教。汉化深的家庭，有的信仰了儒学与汉民族的民间信仰等，如《大晋何公墓志》所记“以年匪顺，灵圹不迁。今就吉辰，方茔宅穸”，以及“卜其宅地兮，广莹藏事”等，是已按照汉族葬俗及其信仰来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