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是纠弹袁世凯及庆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不止。御史刘汝骥则用鳌拜、明珠、年羹尧、隆科多这“四凶”以喻庆、袁，最后明确警告两宫：“万一我皇太后、皇上信任过专，始因其小忠小信而姑许之，继乃把持朝局，紊乱朝纲，盈廷诺诺，唯总理大臣一人之意旨是向，且群以伊、周颂之，天下事尚可问乎……臣谓率天下士夫，内背朝廷，因甲于内乱者必由此也。”
第二步，挑唆内监，向慈禧太后请愿。
传闻在讨论官制时，袁世凯曾倡议裁去太监，瞿、铁遂蛊惑太监从中作梗。“一日，太后出，太监百余人环跪哭求，谓外间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爷念奴辈服侍已久，开恩赐留。太后惊诧，谓我未听见有此话，他们必须逐去尔等，是太与我过不去，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
第三步，亲自出马，在慈禧太后面前诋毁袁世凯及新官制。
铁良性情暴烈，自宣布立宪以来即与袁世凯公开为敌，不特于根本问题上大唱反调，即枝叶事亦各持异议。他甚至向慈禧太后密奏袁世凯遇事跋扈，广布羽党，各省要差，皆其私人，存心叵测，若不早为限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等语，提醒慈禧太后加以提防。瞿鸿禨则机诈权谋，表面上对新官制草案不加可否，背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密陈，说什么责任内阁成立，一切大事均由国务会议决定。皇太后将大权旁落，以此来激怒权势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第四步，将袁世凯的有力帮手满人官僚端方调出北京，分化袁党势力。
端方自欧考察归国，志高气盛，有取代瞿鸿禨外务部尚书之心，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铁良巧设机关，让慈禧下旨令端方出京为两江总督，以孤袁党之势。
瞿、铁的明枪暗箭，使奕劻、袁世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最根本的是慈禧太后从此对袁世凯起了疑心，并且否决了袁世凯成立责任内阁的方案。
权臣无忌，为非作歹的事例历朝比比皆是。袁世凯是治世的能臣，这样的人，太后既用又防。权力是慈禧太后的命根子，责任内阁制意在分割君权，袁世凯挑头搞这个，太后当然不会喜欢。于是就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知道进退。
陶湘说：
闻七月中有日，卧雪召见时，慈圣云：“近来，参汝等之折有如许之多，皆未发出。”照例应碰头，而卧雪以为系改官制之参折，即对称：“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慈圣色为之变。后来领袖进去，慈谕：“某臣如此，将何为？”适其时卧雪欲督办东三省、豫、东、直等省训练事，慈更生疑，渐用防范之策。卧雪当日闻信，惶恐无措，竭力设法周旋，不能了无痕迹矣。又一回，太后问袁：“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谓：“意见纷歧，不易一致。”太后曰：“那怕什么？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袁听后汗流浃背，逡巡而退。退下来马上具奏：修改新官制事需慎重从事，不能草率；臣因公务积压，即日回津清理。得旨报可，其事遂归于停顿。
官制改革本来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的运作技能，并为立宪打下基础。但袁世凯的意图过早暴露却使得改革从此超出了新政的范围，而与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尽管在革命党的威胁下清廷开始了改革，但此时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却是来自袁世凯。为了消除心腹之患，慈禧太后宁可抛弃原来的改革目的。实际上，越到后来，权力越取代“仿行宪政”，而成为两宫裁定官制的出发点。在权力这个问题的干扰下，改革已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组织责任内阁是“弊极求治”的一个方案，但既然责任内阁方案已成为袁世凯力图揽权的工具，那么对权力敏感的慈禧太后就会一改“疑难之事多取决于袁”的传统，断然否定责任内阁，而代之以另外的方案。这样，立宪改制之举，也就只能“始而恢张，继无消息，终成敷衍”了。
与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相反的是瞿鸿禨、赵炳麟的“保留军机”方案。瞿为军机，赵为御史，二人同属清流党人物，与被称为“浊流”的庆、袁素不相能。所谓官制改革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瞿挟台谏及朝野清流以自重，袁则内倚亲贵而以外交、军事为后援。太后则操纵其间，自矜智术”造成的。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中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光绪末年清廷‘预备立宪诏’中人所共知的‘名句’，对反对立宪而又不得不抬出立宪幌子骗人的顽固派来说，确是匠心经营的得意之作。这一谕旨出自当时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手笔，而在这后面还有一段瞿与袁世凯相互倾轧的故事。”袁案提出后，赵炳麟即上疏逐条批驳，认为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此固非朝廷之福”。为此他提出：“其内阁、军机处，无论归并与否，并易何种名称，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以“恐大权久假不归”来抨击袁氏方案，的确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而赵炳麟提出的内阁、军机照旧无疑迎合了一心想防范袁世凯的清廷。与赵炳麟相呼应的瞿鸿禨又利用“总司核定”的有利地位，将袁世凯起草的方案“颇有裁正”。所谓“裁正”，就是在奕劻所进缮单中，加上一句：“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寥寥数语，在整个奏折中很不起眼，但它却给慈禧以从容选择的机会。20日上谕下，竟采用瞿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旧制。
采纳瞿氏方案，否定责任内阁，并不单纯是一个方案之争，它标志着慈禧“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袁“大权独揽”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对于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瞿氏又趁机引荐广西巡抚林绍年入军机，作为助手，地位更为巩固。又新官制主中央集权，规定外交、财政、军事及轮电路邮归各部管辖，勿得兼差，袁世凯不但没有借改制之机扩大权势，改制后，却落得个“兼差尽行撤去”的下场。更甚的是，清廷进一步借改制之名，要求袁将北洋六镇全部归入陆军部。袁世凯颇不甘心。奏请“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而谕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钦此”。一为“督饬”，一为“暂归”，陶湘说：“设非主上生疑，何至如此？”可知袁的窘迫处境。
从本质上讲，袁世凯无疑是抱着个人目的来利用这次改革的。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就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已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连疏论之。”正因为看透了袁世凯的用心，他才敢大胆地予以揭露，毫不留情。既然丙午改制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当时传云官职改革要合并和裁撤都察院、礼部、吏部和翰林院。这样，不少官员将会丢掉饭碗，于是群起而攻之。这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京中各衙门，无上无下，尽起而反对之。官制改革斗争之尖锐复杂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是袁世凯所意料不到的。袁世凯设计了一个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劻出而组阁，操纵国柄，“借立宪以倾政府”无疑会遭到一大批官员的反对。
但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正是立宪派改革纲领中的一部分，因而袁世凯又不自觉地充当了立宪派的代言人。改制之初，立宪派报纸就“竭力怂恿”袁世凯搞责任内阁；而改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却得到了国内立宪派的赞许，并被引为同类。也正是从丙午改制后，国内立宪派开始对袁顿生好感，倚为柱石。
丙午改制使立宪派把希望寄予袁世凯身上，这一点对于宣统以至于民初的政局都有很大影响。在袁世凯的复出与就任内阁总理过程中，张謇等立宪派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徐世昌、那桐；而在民初排孙拥袁活动中，立宪派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如犯我，我必犯人
经过官制改革的斗争，袁世凯与瞿鸿禨已经势不两立，必欲搞掉对方而后快，双方斗争进一步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袁世凯联合了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瞿鸿禨则联合了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岑春煊。斗争高潮开始于1907年3月，结束于同年7月，历时4月有余。这场权力斗争由岑春煊、瞿鸿禨等人掀起。他们联络海内外立宪派人士，密谋策划，企图借立宪之机扳倒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而庆、袁则利用慈禧太后仇视维新党人的心理，称岑、瞿发动政潮的目的是勾结维新人士，“为归政计”，促使慈禧太后最终罢免了岑、瞿。但政潮之后，慈禧太后对北洋势力亦加深了疑虑。她借政潮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对朝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开始放弃清王朝长期推行的满汉平衡政策，大力扶植清室亲贵，从而使权力阶层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明显、深刻、激烈，也为清末政局的发展定下了基本的框架。在此期间，朝廷朝令夕改，枢臣频繁更动，政客暗设机关，言官大加弹劾，朝野内外好戏连台，清末政局更加反复无常。
“预备立宪”一出台，立即引起朝野人士广泛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将重新分配。统治阶级中各集团派系都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排斥异己。
预备立宪刚刚开始，中央政府内部就出现了政治纷争，且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和奕劻，这不能不使朝廷内外为之震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继承曾、李衣钵，建立了北洋军事官僚集团，在中央与奕劻“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制朝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借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他提出责任内阁制及对东三省的控制，试图架空清廷，将政府置于袁氏集团的控制之下。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以内阁代替君主，总揽大权。虽然，袁世凯问鼎中央的尝试在中央官制改革中为瞿鸿禨、载沣等人所扼，但在地方督抚的争夺上，北洋集团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地方官制改革中，由于岑春煊与袁世凯“素不和睦”，且又“与奕劻不协”，因此，1906年8月，由袁世凯与奕劻策划，把力图利用立宪发展自己势力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担任总督，使其无法有为。同时用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之手。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察看，透露出袁世凯已把东北三省作为他们下一个夺取的目标。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自然激起了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激烈反对。
瞿鸿禨、岑春煊皆在庚子西狩途中受知于慈禧太后。瞿鸿禨入值军机，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世凯相抗衡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瞿、岑二人本与庆、袁政见不合，他们都主张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加以裁抑。适值预备立宪，袁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故二人联合起来发动了倒袁政潮。无怪岑春煊一入京，孙宝瑄就在其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这场斗争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劻掀起，终以瞿鸿禨、岑春煊的开缺而结束。其基本情况表现为：
1.袁、瞿两派的斗争，实际上早已以清廉与腐败为突破点而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