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统治者较快地适应了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恢复了战乱的破坏创伤，把封建经济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三十年余，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从政治国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与国与民有利，对君王他都或极诤或巧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的政绩。这里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无可置疑的是，这和耶律楚材的智慧谋略和精心辅佐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难以取得辉煌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并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贡献，难能可贵。
4．古代的经济谋略家
刘晏（716—780），字士安，唐曹州南华（今河南东明县东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著的经济谋略家。
刘晏生于开元盛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年方8岁，适值玄宗到泰山举行祭天地大典，他写了一篇歌颂唐皇文治武功的《东封书》，特从家乡曹州南华，赶到玄宗行宫，献上颂文。玄宗听说他小小年纪，竟写出如此文采横溢的文章，十分惊奇。负责主持这次大典的，是闻名当世、誉为文章大手笔的宰相张说。玄宗遂让张说当面测试刘晏，以察虚实。刘晏年纪虽小，可面对高官，毫不胆怯，所问必答，畅流无诘。张说考试完毕，回复玄宗说：“神童献文，真是国家的祥瑞！”玄宗大喜，即刻任命他为太子正字。
天宝年间（742—755），刘晏已是壮年，他离开京城，出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他为官廉洁公正，为民谋利，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离任时，百姓为他刻石颂功。
唐代宗李豫即位后，十分器重刘晏，任命刘晏为京兆尹、户部侍郎，统属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后因好友程元振得罪而受株连，被降为太子宾客。
不久又晋升为御史大夫，统属东都（洛阳）、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暴发的安史之乱，给黄河两岸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居无尺椽，百业荒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使唐朝的经济、政治都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关中地区，尤其京城长安，急需调运江淮富庶地区的粮食来接济。过去，是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将江淮物资运到洛阳、长安的。由于战争的破坏，水运早已停止，致使京城米价暴涨，斗米千钱，连宫廷中也上顿不接下顿，城郊的农民甚至捋下谷穗送往城里，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统属江淮转运使的刘晏目睹这种困窘之状，心中十分焦急，决定亲赴各地考察。他从淮河、泗水坐船到汴河，又从汴河到黄河。向西行至底柱山、硖石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南），观看了三门（即底柱山，黄河水在此处形成三股急流，故称三门）的漕运遗迹；到达河阴（在今河南荣阳县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附近），看了隋朝水利工程专家宇文恺修建的梁公堰——分黄河入通济渠的水道，又视察了本朝李杰所筑的新堤。至此，他把恢复水运的难与利了解得清清楚楚。正确的决策，产生于周密的调查与思考。他认为只有尽快解决南北水运，才能解决关中地区缺粮的燃眉之急，且可减轻这个地区人民赋税、徭役负担的一半；又可使东都洛阳地区的居民迁回故地，农耕、商市恢复常态；又可使军储充足，威慑藩镇势力和外族骚扰；可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百业复兴，再现当年贞观、永徽的盛世。但要治理南北水运，刘晏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他怕受人牵制，不能放开手脚办事，就写信给宰相元载，陈说恢复南北水运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以及治理漕运的困难。这时，元载正独揽朝廷大权，无暇外顾，就把此事全权交给刘晏办理。
刘晏受权后，雷厉风行。首先疏浚汴河河道。汴河水道，自安史之乱以来，始终没有疏浚修整，河岸崩塌，护堤树木毁坏，泥沙淤积，河道阻塞。他首先组织民工兵丁，除淤通塞，使汴、淮畅通无阻。
从汴河入黄河，上溯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险，是漕运的险要之处。过去漕粮经过这里，往往损失十分之二以上。为使运船安全通过三门峡，重新组织了船只和人力。首先解决行船的稳定性，把10只船编为一纲，以禁住急流的冲击，每纲配备篙工50人，纤夫300人。又从巴蜀（今四川）、襄汉（今湖北）调运大批竹、麻，制成结实的纤绳，避免穿越险流时，因绳断而船毁人亡，使漕船顺利通过三峡险隘。
付高价，造好船。为了不至因船只破毁而损失漕粮，在扬州建立十个造船厂，选拔廉洁精于的官员督办，宁可付给高出市价一倍的价钱，造了两干艘坚固耐用的船只。有人提出这样耗资太多。刘晏认为办事眼光要长远，付高价，造船工人不愁衣食，方能造出经久耐用的好船。
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前的漕运，是每年2月船队集于扬州，入黄河时，正遇夏末秋初黄河水涨，要等到中秋后水落才启船上行。这样漕运，耗时太多，况且南方船工又不甚适应沿途河道和北方气候，致使粮食在中途损失很大。改为分段接运，自扬州至清口（古泅水人淮处）为一段，自清口至河阴（汴水入黄河处）为一段，自河阴至渭口（渭水人黄河处）为一段，自渭口至长安为一段。在扬州、河阴、渭口三地设立仓库，江南粮物运至扬州，即卸船入库，再由扬州装船，运至清口卸船入库，就这样段段接运，以至长安。接运途中，多次装卸，难免损矢。刘晏又把从前的散装运载改袋装运载。这样，即方便装卸，又避免损耗。
派官督运，兵甲押护。这时期，自东垣（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山到渑池、北河（指洛阳西一段黄河）之间的600里内，已久无驻军和哨所，沿河两岸，盗贼抢劫，十分猖獗；自淮阴（今江苏淮阴县南）至蒲阪之间，绵延3000里，其间布满了军队，营垒棋布，他们常常叫嚷着吃不饱，穿不暖，漕粮到此，马上会被截留，作为军用。针对这种情况，刘晏将从前的州县富户督办漕运，改为国家包办督运，沿途设置护运队，分段由官吏督运，兵甲押护，防止中途遭截留和抢掠。
经过刘晏精心而周密的治理，南北漕运畅通，江南粮食，物资，终于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唐皇得报，不胜欢喜，派卫士带着乐队，到东渭桥去迎接刘晏，又派使臣慰劳说：“你真是我的萧何！”自此以后，一年可运到京城400万石粮食，关中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粮价也不致于腾贵了。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在产盐区设置监院，统购“亭户”生产的盐，在州县设盐官专卖，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虽然国家盐税收人有所增加，但因盐官遍布州县，层层敲诈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刘晏任盐铁使后，考察了现行盐政，确定了改革的措施。
首先，精简盐政机构。刘晏认为官多必扰民。所以撤销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出产盐的州县设置盐官。在产盐地设置四处盐场（涟水、湖州、越州、杭州4处），10处设盐监（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处），负责管理食盐生产，并收购各地食盐，集中于盐场；13处设巡院（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13处），负责盐价管理和缉查走私活动。
然后，改革专卖制度。改变原来官收官销的制度，为官收商卖，即只须产盐区设置的盐监收购亭户生产的盐，集中于盐场，之后加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到各地自由出售。盐税即在加价之中。官府在吴、越、扬、楚等地建置数千个盐仓，积存2万余石食盐，以备意外急需。还在边远偏僻的非产盐区设“常平盐”，一是在商人不到的情况下，减价卖给百姓，保证百姓有盐吃；二是控制商人借机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同时刘晏还奏请朝廷，取消州县加收的盐税，禁止江河堤塞征收通过税。
这种新法的实施，即使国家通过垄断货源而取得利润，又使官府减轻运销负担，节省人力、财力，又能平衡盐价，保证百姓的需求，又可刺激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积极性。真是一举多得的良策。
新盐法刚施行时，每年盐税收入是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200万贯，盐税占其中的大半。
唐朝在交通要冲设有常平仓，谷贱时收购存储，以调节粮价，防备荒年。后也兼存其他物资，如布帛丝麻。刘晏兼领常平使，把平稳全国的物价，作为治理弊端丛生的国民经济、稳定政治局面的重要措施。
刘晏首先建立情报系统。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巡院官在各地调查生产情况、物价涨落以及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由以高俸雇用的腿脚飞快的通讯员，通过沿途设立的座座驿站，接连向前传递，即使是遥远的地方，没几天，四方物价即在刘晏的掌握之中。他依据各地的情报，来调节物价的高下，使得各地的差价不太悬殊，可以大致保持平衡。
利用常平仓平稳粮价。各地的常平仓，在丰收年月，粮价较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格，大量收购储存。遇到灾害歉收时，又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使百姓没有粮价甚高甚低之忧。平常年景，常平仓也收购一部分粮食，补充储备，以备饥荒。以前，各地粮食的收购数量，收购价格，统由官府主管官员确定。先须各地上报，由官府批复，方可收购。刘晏认为这种办法繁琐、误时，便先制定出一个原则，各地不必上报，就按照原则的规定，自定购价和数量。这个原则是：他把几十年来粮食收购的价格和收购的数量进行综合，然后将价格和数量分别分成五个等级。第一等价格为最高，第五等价格为最低；第一等数量为最多，第五等数量为最少。如果粮食价格高时，为第一等，就按第五等数量收购；粮价低时，为第五等，就按第一等数量收购。余皆类推。粮价过低，在第五等以下时，则适当加价收购，以鼓励农民积极性。
经过刘晏的精心筹策，常平仓成为平稳各地粮价的可靠后盾，国家又在一买一卖中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增加了国库收入。
安史之乱中，唐朝为了应付巨大军费开支，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地主、豪族以种种借口逃避赋税和徭役。这样一切赋役的负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加上权臣豪吏勾搭成奸，对农民敲诈盘剥，百姓没有生路，只得背井离乡，到处逃亡。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任租庸使的元载，竞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积欠8年的赋税，不问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的多少，见物就抢，强取豪夺。有不服的，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逃向山林泽薮，揭竿而起，反抗官府。
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他认为爱民不在于恩赐，而应当给百姓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正常地耕种、纺织，安居乐业，平年不加税，荒年减免税，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他认为民户增多，耕种土地面积扩大，赋税的来源自然就会多了。因此刘晏任度支使后，首先免除了无名的苛捐杂税，并命各道知院官每旬每月上报当地雨雪丰欠情况，对各地农情了如指掌。每当州县的荒歉现象刚露苗头，他就预先下令说：“免除某税赋，资助某一户。”并向朝廷申奏：到某月需若干免除，某月需若干救助。未等地方申报，他的奏章就已经被朝廷批发下来了。应民之急，未曾失时，未等百姓困窘、逃亡、饿死，救助已经到来。这就是他救灾要救于未困的主张。
刘晏用常平法，丰年用较高的价格收粮存储，荒年用贱价出售，以赈济灾民。有人批评刘晏，说他不直赈济灾荒，而是常把粮食贱价出售，属于间接赈济百姓，于百姓不利。刘晏认为善于治病的医生，不让病人达到危险的地步再去治疗；善于救灾的人，不让灾情发展到需要发放赈济物资的程度再去赈济。因为发放的东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济的人多，又影响国家的用度；用度不足，势必还要增加赋税，向百姓身上榨取。这是一害。同时，放赈的方法容易助长人们侥幸依赖的心理，下级官吏也往往借机舞弊，致使民户中强者多得，弱者少得，即使用严刑来威吓，也无济于事。这是二害。
刘晏主张生产自救。认为受灾地区，所缺少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的生产品依然存在。国家拿出贱价的粮食换取灾民的杂货，利用百姓的劳动力，把这些杂货转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不会感到困窘。这是一利。丰年时，国家多储存一些粮食，遇灾荒时，以平价发放出去，听凭百姓及商人购买转运，这些粮食就能深入民间，分散到村户。贫苦的农民忙于耕种，无暇入市，这样就可辗转沾润到一些实惠，自然会兔去官吏从中梗阻而造成饥饿。这种办法，即方便灾民，又堵塞了弊端。这是二利。
害、利两相比较，刘晏智谋之周密高妙，不言自明。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奸吏横行，侵夺百姓，欺上瞒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曲媚求进。刘晏清醒地认识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得摒除这种败坏风气的干扰。
刘晏主管几个道的租庸事物时，分设各道（监察区）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选拔中央政府里有德才的官吏来充任。当时国库经费不足，停止了全国的代理、试用官员，独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调补，而且达到几百人，选用的都是年轻有为、通达事理、眼光敏锐、精明强悍、廉洁奉公，勤于职守的优秀人才，如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韩洄、任尚书右丞，判度支事的元诱、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东两税使的包佶、任浙东、西观察使和诸道盐铁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刘晏荐举和选拔的，因在理财方面颇有成绩而闻名当世。
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刘晏不敢得罪权贵，因而并不拒绝，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吏治绝不能败坏，因而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这样做，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
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他曾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刘晏根据这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分别予以使用。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不让他们负重要的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防止贪污腐败。
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几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就。
唐朝几近崩溃的经济，经过足智多谋、克己奉公的刘晏近20年的治理整顿，国库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农、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刘晏真可谓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