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为什么，祖父在我一出世就认定了我只能做读书人。他把我的胎毛用红纸包起来放在胸口的荷包里。母亲没有奶，他把自己一件穿了几十年的大皮袄当掉，给我请奶娘。临终前，他把我的父亲和母亲叫到床前，交代说：以后不管怎样难，都要让这个孙子读完大学，考上状元。那时候是公元1956年，科举已经是遥远的故事，但86岁的老人满脑子仍是一大堆旧梦。他的话不幸言中。以后的确有了很难的日子，以致初中毕业之后，我不得不失学。父亲和母亲为此终生都对老人怀了深刻的内疚。
上大学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在乡下插队和在县城工作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读大学和同异性的亲密接触一样充满了我青春期躁动的梦境。1985年，我在南京参加全国文学奖的发奖仪式。听到武汉大学招收插班生的消息，我连一分钟也没有犹豫，立刻就去找了当时中国作协的负责人——中文系的插班生，需要由中国作协推荐。
1985年暑期结束，我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插班生。没有经过正规的考试，入学似乎有些鬼鬼祟祟的不安，但大学却是堂堂正正的中原著名学府。
我在武汉大学过了两年认真而忙碌的学生生活。校方很是体谅，给插班生发了教工用的红校牌，以免使我们这些可以当同年级本科生父亲的人尴尬。但我仍挂着学生的白校牌。这源于我那个当大学生的固执的愿望。武大留给当时的我的最深印象是选课的自由。这使我在中文系之外，还得到在哲学、历史、法律、新闻一类专业听课的机会。另外，又可以选一些很容易拿学分的课，比如“鉴赏”一类。这样可以给其他需要多下些工夫的课程多腾出些时间。大多数日子，我每天早上五点以前起床，盥洗之后，开始写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去食堂用早点。然后就这里那里地去找教室，找座位。有些热门的课，去晚了，没有了座位，就只能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晚上时常有许多海内外著名人物的讲座，我都尽可能挤进去恭听。我因此有幸见识了一大批享誉国内教育界的学者。他们大都是谦谦君子，对后学极为友好。以我当时的心情，我很希望能把与他们的密切的师生联系永久地保持下去。但自离校后，其中的许多人竟一直无缘得见，书信往来也日渐疏落。不过，这并不表明我的淡漠。在我的内心的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转眼之间十几年过去，我稍一闭目，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他们的一愠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所有这些，我都陆陆续续写进了小说，后来结集成长篇小说《裸体问题》出版。武汉大学当然并不完全等于《裸体问题》中“东方大学”的原型。但我对武汉大学的怀念，以及对在那两年学习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的思考和感慨都寄托于“东方大学”了。
因为上课和写作的匆忙，我对武大的历史和环境所知甚少。事后发现这一点，真是莫大的遗憾。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樱园、樱园的樱花大道和工字楼，还有樱园外的东湖。我自己住在樱园尽头的一幢楼里，常到后门外的东湖边散步。
珞珈山我只在刚开学的时候上去过一次。杂花生树，楚天开阔，感觉很好。以为会常来登临，却再没有上去过。似乎是在武大图书馆看到一个资料，上面说珞珈山原来叫“落枷山”。大诗人闻一多先生觉得不佳，遂改为“珞珈山”。以美玉名山，当然是风雅了。但也许是在乡下种了很多年田的缘故，我个人的情趣里，总是缺少诗人的那一份风雅。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落款的写作地点依旧写“落枷山”。除去农民式的朴拙，我还有一重想法，那便是以为从人生智慧的角度看，求知其实是一个解脱的过程。从各式的羁绊乃至迷惘中解脱，让生活的视野展开得广大、更广大。正因此我感谢武大，并把这感谢寓于“落枷山”。小说发表出来，杂志仍把我写的“落枷山”改回闻先生的“珞珈山”。这自然出于编辑的好心和责任感，他们是怕我闹笑话。我本想跟他们说这样做大可不必，作者落款的写作地点完全可以虚拟，无须泥实。但想想这是另外的话题，遂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