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中沉淀的曹振镛
虽有早期波澜壮阔的五省白莲教起义，后期直击中枢的林清事变，嘉庆小心翼翼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舰，总算在风浪之中停泊靠岸，将它顺利交给了儿子。
嘉庆二十五年，皇帝前往木兰秋狝，七月二十四日抵达热河。次日嘉庆照常批阅奏章，接见群臣，不料当晚在避暑山庄突然病死。随后旻宁接位，是为道光皇帝。
道光接班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财政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在19 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此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
道光朝萧条原因复杂，根据李伯重教授的研究，道光时代，全球气候剧降，气候变冷，低温导致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季风停留并交锋，导致降水量增加。频繁的水灾，既使得政府在河工上的开支激增，也使得农业产量下降，这又加剧了萧条。焦头烂额之际，道光帝还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跨海而来的欧美列强。
君王们留给儿子的除了江山，还有帮助打点江山的老臣。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也培养了一批可以重用的大臣，并指望他们能辅佐儿子，挽回颓势。老臣们的名单可以罗列出很长很长。这长长的名单之中，一名外表木讷，战战兢兢的安徽人，却最终博取了道光的宠信，执掌军机处十四年，他就是曹振镛。
今日的安徽歙县雄村，以绮丽风光而闻名于世，吸引着一批批的游人。曹振镛家族就出自雄村，以盐业起家，成为巨富。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怡却不满足于拥有的财富，还希望家族能在仕途上有所突破，临终时嘱咐儿子要修书院，培养子弟读书。
乾隆二十四年，在扬州经商的曹景廷、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了竹山书院。书院规定凡曹氏子弟都可入内就学，并免除一切费用。竹山书院造好的次年，曹文埴考中进士二甲第一，之后曹振镛也考中进士。曹家接连出了两个进士，竹山书院自然也得到了更多捐助。
曹振镛出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后到翰林院任职。曹振镛得到乾隆赏识，此后一路高升，历任侍读、侍读学士等职。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在乾隆朝也是一方大员，在刑兵工户四部先后担任过侍郎，也在南书房行走。但夹在阿桂与和珅中间，曹文埴左右为难，于是申请退休。
到了嘉庆朝，曹文埴的辞职，被视作是对珅专擅的抗拒，成为了政治资本，儿子曹振镛得到重用。在吏部、户部、工部，曹振镛都担任过要职。从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十五年去世时，曹振镛一直担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是清代任期最长者。
嘉庆十八年，曹振镛授协办大学士，入内阁。曹振镛入内阁之时，适逢天理教林清之乱，曹振镛在京内一无所为，而陪同嘉庆木兰秋狝的董诰则痛哭流涕。时人嘲讽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董、曹二人听到后，相视苦笑：“此时之庸碌、啼笑，颇不容易。”
道光登基后，军机处元老众多，如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人，均久历政事，在军机处多年，暂时也轮不到曹振镛出头，不想军机大臣们的一个小错却让他脱颖而出。
七月二十五日，嘉庆死前，让军机大臣们拟定遗诏。遗诏拟好之后，道光伤心欲绝，也无暇细看，以为军机大臣们在军机处混了多年，断不会出错，就在八月初五向全国人民公布。到了九月，道光静心下来之后，再审读遗诏时，却发现其中有个错误。原来几个军机大臣把乾隆的出生地给搞错了，乾隆出生在雍和宫，在遗诏中变成了出生在避暑山庄。
道光一看大惊，赶紧让曹振镛去查核。结果不管查乾隆朝实录还是乾隆御制诗集，乾隆都是出生在雍和宫。将皇帝出生地搞错，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且所拟遗诏已颁行天下，无可挽回。当年的军机大臣共有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人。年轻点的卢荫溥、文孚被连降五级，仍留在军机处帮忙辅政，年迈的托津、戴均元则被连降四级，赶出军机处。
随后道光命曹振镛入军机处，三个月后又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在道光朝，曹振镛以首席军机大臣兼内阁首揆，前后长达十四年，权倾朝野，恩眷之隆，当世无匹。
道光当政之后，英和与曹振镛同入军机处，一满一汉，共主朝政。但英和入军机处没有多久，就被赶了出来，此后再没入军机处。如果英和在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也轮不上曹振镛长期担任，而道光朝的政坛也不会如此沉闷。英和被赶出军机处，与他主持废除“陋规”有关。
清代官员账面工资极低，以致有人称是“亘古未有”。其实历朝历代，官员们的账面工资都不是很高。中国古代不奉行高薪养廉政策，主要在于儒家奉行以德治国，当官的目标在儒家典籍中被描述为庄严无比的“治国平天下”。但当官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向现实低头，理想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常使初入官场的书生们困扰不已。理想终究敌不过现实，面子比不上肚子，脊梁还是得向稻粱弯曲。有道德洁癖的官员，最终会被视为异类而淘汰。
清代官员账面上的工资，一品大员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合十五两。七品知县更是可怜，每年薪水只有四十五两。为了补贴官员，雍正朝开始给官员发“养廉银”。“养廉银”督抚每年所得较多。乾隆得知宠臣李侍尧贪腐后，大骂他：“每年养廉银都有万两，你怎么还贪污？”知县的养廉银较少，从几百到一千两不等。“养廉银”等于是补贴给官员们的生活费，但各级官员开支繁多，这点银子根本不够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靠“陋规”，才能过上滋润日子。
“陋规”的种类很多，外省的官员逢年过节都要给京官送上各种孝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与官场人脉多少，外官每次孝敬的京官人数从十几人到上百人不等，数目从几两到几百两不等。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礼”，如岁金、节礼、程仪、贽礼、赆礼、贺仪之类，礼仪种类繁多，从地方特产到古玩字画，无所不包。逢年过节时，各地官员送礼物入京的车子络绎不绝，所幸当日还不致导致大面积交通堵塞。
至于地方官员，也是广开财源。每逢各种节日及官员生日之类，下级要过来送门礼，如春节、端午、中秋、官员及官员老婆生日时的“三节两寿”礼之类，也是名目繁多。
这些礼节性的陋规，只是小头，对官员们来说不过是零花钱而已。陋规中的大头，则来源于火耗、关税、盐课、漕运等。以火耗为例。地方州县在征税之后，要将碎银铸造成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在铸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损耗。正常铸银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官方就将这些损耗额外摊派到民众头上。
对于征收火耗，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官员就将火耗加派到十分之一二，或者十分之三四，捞取巨额利益。州县一级捞到钱了，自然要孝敬督抚，督抚们则孝敬京官，彼此共享此项巨利。火耗之外，在盐业，漕运、驿站等领域，官员们通过各种手法，也捞取巨额陋规。
陋规收入在正常工资的十倍，乃至百倍以上。根据地区不同，陋规的收入也不同，但即使最偏僻的地区，陋规的收入也很可观。
与京官相比，地方官获取陋规的机会更多，所得更为丰厚。如雍正元年，河南巡抚一年各项陋规不下二十万两，素称贫瘠的贵州巡抚每年的陋规在二万两左右。道光年间，张集馨担任以“肥缺”而闻名的陕西督粮道，每年陋规有三四十万两。京官刘彬士得知自己被外放到浙江任巡抚后，踌躇满志地道：“老夫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下一屁股债，今番须要还债了。”浙江人闻听后，惊呼刘彬士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陋规拿不上台面，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且都分了一杯羹，达成利益共享。陋规的危害极大，它既造成了国库的损失，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嘉庆年间，尹壮图曾提出将陋规的数目明确、合法化，以杜绝弊端，嘉庆批复“实不可行”。
道光刚当上皇帝，将颇有创新精神的英和调入军机处。英和一入军机处就建议将各省陋规加以清查，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可以保留的就公开、明确。刚当上皇帝的道光还有点锐气，立刻同意，摩拳擦掌，要大干一把。随后十几天，道光接连颁布谕旨，指示地方官员必须清查陋规。不想督抚们却联合起来，给了新皇帝一个下马威。
各省督抚们认为，陋规这种丑事，怎么能明确公开？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但是绝不能给民众知道，一旦知道了，怎么进行统治？陋规一禁，官僚怎么维持生活？谁来帮你统治？
道光被督抚们这一逼，顿时没话说了，只好收回成命，下令停止陋规改革。道光尴尬地解释：“朕刚没了老爹，心里乱糟糟，听了英和的瞎话乱搞。朕刚当上皇帝，没啥经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道光在谕旨中还灰溜溜地道：“为君之难，诸臣亦当谅朕之心。”
为了向地方督抚表示歉意，道光不得不将英和作为替罪羊，赶出了军机处。两江总督孙玉庭反对废除陋规最为激烈，却被赐给了“公忠大臣”的匾额，于是群臣叹服，竞相赞叹道光为天下圣主。
既然不能改革，那就保持原状，拖延一日是一日了。道光主政时，清国这艘大船已是锈迹斑斑。道光是个魄力有限的皇帝，他无胆也无力推行改革，也无心将船的内部构造换掉，重新起航，只是想将船涂抹一把，不沉即可。但要想这艘船不沉没，对多年积习总是要有所整顿。也正是这一定程度上的整顿，才给了曹振镛一方天地，以收拾颓败之局。
清代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外漕运、盐、国库存银粮之类。在曹振镛辅佐下，道光就漕运、仓库、盐税等，做了系列整顿。曹振镛从政经验丰富，又深得韬光养晦之道，自然不似英和那样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所以能连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十四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弊政加以整顿。
漕粮弊端，首在浮收，根源在旗丁。运送漕粮的旗丁，在各州县索要帮忙的小费，不然就在漕粮上捣鬼。各地官员为了应对勒索，不得不多征收漕粮。由于漕粮“浮收”严重，各省督抚不堪重负，打报告给中央请求将漕粮打折。
漕粮运输途中，旗丁也暗中捣鬼，比如将石灰撒入米上，再将温水灌入舱底。待米粒发涨后，每石米可以多出数升。多出来的米就被旗丁盗出贩卖，至于入库的漕粮，因为受过潮自然容易发潮霉变。经过千里运河，江南漕米运抵京仓。一路上各种开支，导致米价暴涨，一石漕米需银十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十八倍。
曹振镛建议从源头上着手，各省督抚及漕运总督，打击旗丁勒索州县，一旦查出即从严处理。但曹振镛的办法，不过是周期性的严打运动，时间一长，旗丁照样。所以道光六年，英和主持了漕粮经海路运输北上的试验，效果极佳，成本更少，运输更快。不想各地反对声四起，因为无数人的饭碗将要被断送。屈从于压力，道光最后还是选择了走内河运送漕粮。
在清代，盐枭始终是难以消除的叛逆力量。由于官府垄断盐业，导致各省官盐价格、质量不一。官府所制的盐，虽然质量较好，但价格高，且在售卖时，或被渗入杂质如土粒，或被克扣斤两。无奈之下，民众只好去购买私盐。私盐有两种，一种是各地民间私制的盐，此类盐质量较差，但价格低廉。另一类则是越界盐，即盐是官方制作的，被从质量高、价格低的地区，运到价格高、质量低的地区。
安徽淮北及河南南部一些地区，所食用的是两淮盐。两淮地区所制的盐，每斤要五十文，而在北方所售卖的长芦盐，每斤只要二十五文，有的地区差价更大。此外，长芦盐味鲜且口感好，淮盐味苦，人们更喜欢食用长芦盐。巨大的差价，广阔的市场，刺激了淮北地区的人外出贩卖私盐。贩卖私盐利润高，风险也大。清初就规定：“凡贩卖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罪加一等，拒捕者斩。”但巨额利润的吸引，使无数青壮年走上了贩卖私盐的亡命之路。
除了盐枭贩卖私盐之外，一些经过官方许可的盐商，也暗中贩卖盐引。清初发行盐引时，好比发行原始股，招商购买，买到盐引的盐商，将名字及盐引数目登记入册，然后按册派给盐引。盐商手中的盐引，可以世代相传。当年没有买原始股的人，眼红于盐业的暴利，就从盐商手中再买盐引。如同股票一样，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被推高，盐价也跟着走高。官府卖的盐价格居高不下，民间贩卖私盐的人自然也就更多，导致官盐卖不掉，政府税收减少。
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整理盐务，决定打破原先盐商对盐引的垄断，开放盐引，让资金涌入。陶澍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遇到了极大阻力。曹振镛家族很多人在扬州从事盐业交易，陶澍本人则是曹振镛的门生，一时间投鼠忌器，难以下手，就写信给曹振镛讨教。曹振镛看了信后，回复他道：“只要有利于国家，你就放心去做，不要担心我家，世上有饿死的宰相吗？”曹振镛这样表态了，陶澍遂一展身手，整顿盐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