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
闽都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历史上闽都先民就是走向海洋、开拓海洋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这种优秀传统，既受优越的自然条件所赐，又收到大的人文、政治环境所制约。在与禁海势力长时间的博弈中，闽都先民总是走在前面，功不可没。明代是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时期。深入探讨明代禁海与开海的历史，有利于进一步认识闽都海洋文化的历史定位，推进闽都海洋文化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对此有所助益。
一、明初的海外政策和海禁
明朝实行海禁似乎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其实，明朝海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闭关或禁止海外贸易。所谓明朝的海禁，是指在一段时间之内禁止私人出海贸易谋生，不许私人船只出海。一些著作中习惯指称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其实，遍查文献，并没有发现朱元璋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是后人在追述明朝海禁时使用的概括语。
有必要叙述一下明初对海外各国的态度。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不征诸国包括：朝鲜、日本、大琉球、安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等。
还有，朱元璋在与海外各国交往时，本着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政策，主张厚往薄来。在一次与“西洋琐里”的交往中他说道：
西洋琐里，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
明朝并没有关闭海关，而是与海外各国实行有控制的官方贸易。明朝设有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明史》职官志：
市舶提举司……张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
明朝建立后，广泛通使海外各国，各国使者来华朝贡不断。这方面的论著很多，本文不赘述。
明代的禁海与开海
那么，明朝初年为什么要禁止私人海外贸易呢？
首先是因为明朝建国不久，曾经与朱元璋争夺天下而失败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逃往海上，继续与朱元璋为敌，骚扰沿海地区。朱元璋为打击他们，切断他们与沿海百姓的联系。
其次，是因为倭寇在沿海侵掠骚扰，朱元璋不得不禁止百姓出海，以防范。关于倭寇的论述同样很多，本文也不赘述。
另外，从根本上看，明朝以农业立国，不重视海外贸易的收入，即使不进行海外贸易，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因而缺乏开展对外贸易的动力。
但濒海人民长久以来以海为生，出海捕鱼贸易，违禁之事仍时有发生。明政府不得不一次次重申禁海令，比如：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
洪武二十一年（1388）正月：温州永嘉县民，因暹罗入贡，买其使臣沉香等物。时方严交通外夷之禁，里人许之，按察司论当弃市。上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因其经过与之贸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之比也。释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正月：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明朝的法律也有严格禁止“交通外夷”的规定。《大明律》、《兵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锻匹、丝锦，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到永乐年间，明朝大张旗鼓地通使海外，这种出使完全是政治行为。以郑和下西洋而论，永乐七年（1409）三月，由郑和带给“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敕书，说明了朱棣派郑和出使的目的：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祇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黜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
这封敕书，是说：
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责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
2.天子有责任让全天下的人“遂其生业，不至失所”。
3.全天下的人都应该“祇顺天道”，遵守天子的要求，“循礼安分，毋得违越”。
4.在天子的监督之下，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5.天子要达到的目的是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为了鼓励天下各国的人都纳入天朝礼制体系之中，单纯的宣示是不够的，还要辅之以物质奖励，那就是对于凡是表示愿意纳入天朝礼制体系之中，前来朝见的“诸番王及头目”，天子都要给予赏赐。这是把儒家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向更大范围、向全世界推行的一种尝试。天下各国，“华夷无间”，不分彼此，都是大明天子的赤子。大明天子对其“抚字如一”。在经济上，中央帝国对各国采取“少取多予”、“厚往薄来”的原则。在文化上，中央帝国向各国推行“声教”，最终使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它体现了来源久远的儒家的天下观：天子为天下共主，在天下共主下，无论远近，无论种族，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天子是天道、正义的代表，在他的主持下要建立和谐共存的天下秩序。
香港黄枝连教授把这种天下格局称为“天朝礼治体系”，我把它称作“天朝礼制体系”。朱棣就是要建立在天朝礼制体系之下的理想世界。
通过郑和下西洋和其他种种措施，明代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位置，所谓“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朝与周边的众多国家都建立、保持了朝贡贸易关系，其伸延联系范围之广，超过以往历代，使明朝成为努力拓展国际空间的空前的时代，出现了所谓“远迈汉唐”的局面：
成祖“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当时，明朝对各国既有威，也有德，它按照当时人们所认知的国际的道德行为准则，建立和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明朝对各国以威制之，以德服之，成为维持这种国际关系的有力保障。
当一些小国受到邻国欺负时，他们往往向明朝告诉。比如占城受到安南的侵略，明朝就致书训诫：“今占城与尔邻壤，尔屡兴兵侵其土地，杀其人民，剽掠财物。占城之人困尔荼毒。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逾越？为恶受祸，自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兹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
郑和出使，除宣天子诏，向各国表示善意外，也为维护各国间的和平秩序不遗余力。郑和第一次出使，于永乐五年（1407）回还，“献所俘旧港酋长”，“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劫商旅。”显然，这不能为希望建立和平秩序的明朝使节所容忍。“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去要求他。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与当今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明朝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厚往薄来，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
郑和出使大大促进了海外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永乐年间，郑和所到过的海外各国，派使臣来华的就有318次（不包括朝鲜、日本、琉球）。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亲自来华，有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国王、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国王、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国王、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国王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永乐六年（1408），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妃子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于八月在京城朝见明成祖，成祖以公侯之礼待之，赏赐有加。不幸王卒于会同馆，成祖哀悼，为之辍朝三日，礼葬于南京城安德门外石子冈。其墓至今犹存。
永乐十五年（1417）来华的苏禄动望东王巴都葛叭哈剌，也在归国途中卒于德州行馆。最终埋葬在山东德州，至今其墓犹存。来华的古麻拉朗国王的坟墓则在今福州。
郑和出使还促进了与所到国之间的贸易。船队所到之处，要代表皇帝给予赏赐，还要与当地进行贸易。明朝因此与许多国家之间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朝贡有定期，或一年、两年、三年一贡，也有一年几贡的。朝廷接受贡品，给予赏赐，还收买其余的货物，也准许其在市场上出卖其货物。中国输往各国的有丝绸、瓷器、铁制工具及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药材、茶叶、货币、衡器、历法、书籍等等。输入的主要有香料、药材、制瓷原料、珍稀动植物等。
由于郑和打通了海路，维护了海上秩序，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也比以前更为繁荣。
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
虽然，官方贸易在此期间很活跃，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禁令仍然没有废止。统治者中的一些人愚昧、保守，妄自尊大，成为通海要求的严重障碍。当时的频繁、严重的倭患，以及由于处置不当而引起的与外商的冲突，又对实行通海政策造成严重干扰。根深蒂固的重农贱商思想，一些掌管海事的统治者在通海活动中肆意搜刮掠夺危害百姓，以及后来西方海盗商人的野蛮行径，又成为反通海论者的重要口实。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私人海上贸易在重重困难下还是缓慢发展起来，海上商民也形成一股相当的势力。一方面，他们公然违抗朝廷的禁令，私自出海贸易甚至不惜勾引“夷人”，诉诸武力；另一方面，朝野上下许多人呼吁政府改变海禁政策。在通海论者之中，有的是从维护政权的安定、繁荣或自身的享乐出发，有的则是代表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民的利益。特别可贵的是，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某些经济规律，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患，站在更高的角度要求通海。明朝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禁令时松时紧，而朝野要求通海的思潮都一直没有间断。
二、海禁已经不合时宜
朝廷禁令可能限制社会的发展，却不能改变社会发展规律。洪武末年，便有“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的记载，至“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倭寇大炽”，佛郎机（葡萄牙）、吕宋（西班牙）海盗商人相继东来，他们企图凭借武力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明朝为了安定海防，重申海禁政策，其规定之严，较洪武时期更甚。但是，以禁令取消官方贸易——“朝贡”贸易则可，取消民间贸易则绝对办不到。因为这时私人海上贸易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它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私人海上贸易以武装走私的形式发展着。走私者甚至不惜作“海盗”与政府军相对抗。当时东南沿海的形势是：
顾海濒一带……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斗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
以海为家之徒，安居城廓，既无剥床之灾；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
至正德中，华人通倭，而闽浙大官豪杰，实为祸首。……小民迫于贪酷，若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盖不独潮、惠、漳、泉、宁、绍、徽、歙奸商而已。凶徒、逸贼、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从之为乡道，为奸细。
大官、豪杰、小民、奸商、凶徒、逸贼、罢吏、黠僧、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可以说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都与海上贸易利害相关。这种形势政府几乎无法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