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同时也认为后者对前者也有反作用，不完全是“被决定”，而是一种互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基本原理，已经被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所证明。当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在国内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切需要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国际则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责任越来越大，互信和合作共赢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以及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交锋，因此，以闽都文化为研究对象，认真总结在全球化条件下，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发展怎样才能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充满活力，怎样才能与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第一次全球化对闽文化的影响及传导作用
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达珈玛发现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东方为标志，人类开启了通过航海将五大洲联系起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这次全球化无疑是由欧洲人主导的，并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商业革命，并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个阶段，由于欧洲国家尚处于商业革命时期，从生产力来看，还没有实现从运用传统的自然动力转为机械动力的阶段，因此真正意义的工业文明还没有到来，欧洲的殖民者还没有能力渗透和征服中国这个高度文明、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天朝大国”，不得不采取平等自愿的贸易方式。当然其间也存在着荷兰的殖民者占据台湾的事例，但是毕竟欧洲的殖民者尚不是中国的对手。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同时期的日本，虽然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先后到来，但是尚无力打破日本国防壁垒，更谈不上征服，因此西方文化就以“兰学”的形式在日本传播，影响不大。正如1793年乾隆皇帝让来访的英国使团马嘠尔尼带给英国国王的第二道敕谕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个阶段，正是中国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中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达到巅峰的阶段。这次全球化所带来的番薯、玉米等旱地农业高产作物，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大量白银的输入，则为明王朝后期和清代的商业繁荣和市场发展创造条件。应该说，第一次全球化的16至18世纪，西方殖民者开辟世界航线，殖民美洲大陆和非洲、澳大利亚以及南亚，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正面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发展和繁荣。
福建三面环山，远离农业文明和政治中心、面向大海并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独特地理条件，使这里的居民必然最早拥有利用大海资源的意识，并且较少受到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的羁绊。从宋元时代就昌盛发展的海外贸易，虽然在明清时期受到中央政府“海禁”政策影响和倭寇的骚扰而时起时伏、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并且促成了闽都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心态。
三次全球化下的闽都文化及中国现代化
这个时期最具影响的两件大事和两个人物，即反映出闽文化所具有的海洋开拓意识和保卫海疆意识。一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二是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这也是近代福建最早成为中国海军基地和人才辈出的历史传承。
就思想文化来说，福建不仅是自宋元以来最大的海外通商口岸，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因其与台湾隔海相望，是距台湾最近、联系最密切的省份，也是移民台湾最多的省份，这使得闽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点。作为闽文化的核心闽都文化，虽然是处于整个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内，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除了儒、道、佛、法等因素外，具有更多的来自外国文化因素，因此更具有进取性、务实性。以福州人郑光策（1759～1804）为例，其喜读“经世有用之书”，除《通鉴》、《通考》外，对唐宋名臣陆贽、李纲、真德秀，以及明清间著名学者顾炎武等人的著作，皆熟读精思。乾隆五十二年（1787），陕甘总督福康安奉命前往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途经泉州，召光策入其幕府。光策条陈十二议，均被采用。翌年正月，巡抚徐嗣曾前往台湾处理善后事宜，光策又陈八议，提出改革台湾吏治，“设官庄”、“举吏职”而“善择守令”。后主讲福清书院和龙岩书院。嘉庆二年（1797），主讲福州鳌峰书院。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积习，提倡“经邦济世”之学，主张“立纲纪，明法度”，“重内治而略远图，开诚以任贤，知人而善使”，并提出改革漕政、盐政的设想。这些思想后来被门人林则徐、梁章钜所丰富和发展。
二、第二次全球化对闽文化的影响及传导作用
以1776年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随后这种生产力革命迅速在欧洲大陆和北美传播，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和财富，不断开拓市场、奔走于全世界，而科技革命则为其提供了条件，过去因力量不足和受航海、军事条件限制而不能打开中国大门，在19世纪中期因工业革命而改变了。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末，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基本完成工业化并走向大国主义的时期，商品和炮舰是资本主义列强摧毁一切封建国家壁垒、将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主要的手段。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此时的中国，仍然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缓慢地发展着。在文化方面，继续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和以科举制度为导向的，以治理国家和教化人民、规范秩序为特点的世俗思想和文化。而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则基本上不在知识分子的视野里。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也就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例如程颐就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等的学问，朱熹则很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作为两江总督伊里布的谈判代表的张喜所写《探夷说帖》颇为生动地记载了张喜第一次登上英船的见闻和对话，当参观到轮船的动力蒸汽机时，英国翻译马礼逊问：“贵国之人，亦能此否？”张答：“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马问：“彼之用心何事？”答曰：“我国用心在文章。”中国这种重义理而不重视科技的科举文化，无疑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因此虽然有发达的农业和商业为基础，仍然没有产生欧洲那样的革命。
但是，中国数千年形成和发展的高度农业文明在19世纪40年代却遭遇了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实际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在19世纪中叶以前，如果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标志，已经经历了200年的时间；如果以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算起，已经经历了350年的时间，只不过到19世纪中叶，欧美这些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和向全球扩张的能力空前提高，中国已经无力抵御这种冲击了。
福州作为《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最先体会到中西文明的交锋，也最早认识到中国必须变法图强。就这个时期闽都文化对全国产生的重要影响来说，可以讲有三个人物：林则徐、徐继畲、严复；两本书：《瀛寰志略》、《天演论》；一个学堂：福州船政学堂。
林则徐既是闽都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深受全世界华人的敬仰。就思想文化来说，他在当时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提倡“经世致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嘱托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是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90000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而成。《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
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虽然是山西五台人，但是前面两个称号则主要得自在福建主政时期。他在福建时主持编撰的《瀛寰志略》不仅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近代中国前期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当时著名的维新派郭嵩焘初以《瀛寰志略》述英法诸国之强，以为过，后出使英国，才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例如徐继畲在该书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