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考察闽都文化在秦汉时期的面貌，不能忽略闽越在航海史上的贡献。闽越航海条件与航海传统的优越，使得与东越和南越的海上往来似较内地联系更为方便。闽越人借助海上航行技术的优势，当时在中国东南地区有活跃的表演。秦汉时期几次重要战事借助航海条件实现了远征的成功。古代中国因风浪影响航运的最早的历史记录，也发生在闽越。闽越人的突出贡献，在东方海洋开发史上书写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一、越人航海传统
史称“百越”的古代部族主要生存活动于东南沿海。然而也有依恃近海航行能力北行的经历。浙江温岭发现的越王城，当地方志称“徐偃王城”。而传说徐偃王立国之地远在淮北。《史记》卷5《秦本纪》：“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裴骃《集解》：“骃案《地理志》曰：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张守节《正义》又写道：“《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騕袅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温岭发现或许与越州“徐城”有关。而南北“徐城”共见于地理文献，可以看作越人曾经活跃于苏北地方的迹象。
东周时期，越王勾践迁都琅邪。《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琅邪郡”条关于属县“琅邪”写道：“琅邪，越王句践尝治此，起馆台。有四时祠。”今本《吴越春秋》卷10《勾践伐吴外传》有“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的记载，又写道：“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以后的权力继承关系是：勾践——兴夷——翁——不扬——无强——玉——尊——亲。“自勾践至于亲，共历八主，皆称霸，积年二百二十四年。亲众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吴矣。”“尊、亲失琅邪，为楚所灭。”可知“琅邪”确实是越国后期的政治中心。历史文献所见勾践都琅邪事，有《竹书纪年》卷下：“（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越绝书》卷8《外传记地传》：“亲以上至句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越迁琅邪。”《水经注》卷26《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又卷40《渐江水》：“句践都琅邪。”
闽越航海能力与秦汉海洋开发史
其实，早在越王勾践活动于吴越地方时，相关历史记录已经透露出勾践身边的执政重臣对“琅邪”有所关切。《吴越春秋》卷8《勾践归国外传》有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树都”，也就是规划建设都城的故事：“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越国建设都城的工程中，传说“琅琊东武海中山”、“一夕自来”，这一神异故事的生成和传播，暗示当时勾践、范蠡谋划的复国工程，是对北方大港“琅邪”予以特别关注的。
范蠡本人在灭吴之后离开权力争夺旋涡，避处齐地，《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谓“范蠡浮海出齐”，说他流亡的路程是航海北上。越人徙都琅邪，很可能亦经历“浮海”交通过程。或说灭吴后“遂渡淮，迁都琅邪”，似有并非经由海路或者全程经由海路的可能，然而《吴越春秋》“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句后言“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这些“戈船”，很可能是自会稽驶来。《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也不大可能是徒步北上。勾践迁都琅邪事，是可以看作反映越人航海能力的例证的。
二、闽越王“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
闽越与汉王朝中央政权关系微妙。这表现在与皇帝离心的诸侯势力往往联络闽越，以谋求策应。《史记》卷10《孝文本纪》：“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叛军被击败后，吴王刘濞被东越所杀，他的两个儿子在流亡中为闽越所收留。“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
闽越对长安政权的这种态度，与背靠外海的地理形势有关。《史记》卷114《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弟余善面对汉军事压力，与宗族相谋：“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可知有依恃滨海地理条件争取政治抗衡地位的考虑。
闽越又曾经处于与汉王朝完全敌对的立场。《汉书》卷64上《严助传》：“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这段文字，是站在汉王朝立场上对闽越外交军事行为的指责。
闽越王或说闽王的进取，包括对汉王朝的侵犯，“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此说未可判断是已经破坏了寻阳楼船基地，还是仅仅只是“阴计奇策”，只是“欲”，而尚未实施。
关于“寻阳楼船”，颜师古注：“汉有楼船贮在寻阳也。”闽越王“入燔寻阳楼船”，即使只是策划，也体现出对航运特别是军事航运能力的重视。推想闽越王考虑的出发点，应有维护自我航海优势的因素。
三、闽越王“侵陵百越，并兼邻国”
《汉书》卷64上《严助传》所见对闽越王或称闽王的指责，较直接冒犯汉王朝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对“百越”其他政治实体的进攻，“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另一明确的罪责，是“闽王率两国击南越”。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记述了闽越对东瓯的侵犯，较具体地涉及严助论说：“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复，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当安所告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闽越对东瓯的武力压迫，致使这一部族联盟或国家已经不能在原先的居地自存。
所谓“率两国击南越”，应当说意味着汉王朝绝对不能容忍的对“百越”控制权的争夺。闽越曾经附从南越。《史记》卷113《南越列传》：“（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然而后来闽越发起了对南越的军事攻击。“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汉王朝对南越的解救，体现了中央权力居高临下安定国家的效能。“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
闽越“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率两国击南越”，应充分利用了近海航运的便利。据《史记》卷114《东越列传》，司马迁所谓“越虽蛮夷……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越世世为公侯矣”，汉武帝所谓“闽越悍，数反复”，都无疑依恃海上航行能力的强大。
四、汉王朝“事两越”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汉武帝“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的记载是：“建元中……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