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Donald Hay和Jim Mirrlees教授的指导。一个隐含契约是，Donald负责对论文的总体指导，Jim负责模型的技术性问题。在过去三年里的学习期间，我基本上是每两周分别见他们一面，讨论与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无所不包。我确信，我是牛津大学最奢侈最幸运的学生，能分享导师如此多时间的学生的确是不多的。Donald和Jim的鼓励和学术指导对我完成这篇论文是非常关键的。好几次，当我被一些技术性问题或理论问题搞得感到无路可走时，是他们帮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Donald为我所做的远远多于一个导师假定要做的，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还要感谢MegMeyer博士。在1992年秋季Donald休假期间，她承担了对我论文的指导工作。特别是，她对我M.Phil论文的建设性评论，对我把M.Phil论文发展成目前的这篇博士论文帮助极大。Meg对我的帮助并没有随她的官方责任的中止而中止。她总是我的一位编外导师。
在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生和读学位的前后五年时间里，我从牛津大学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授课中获益匪浅。他们当中，我要特别感谢ChristopherBliss，JohnVickers和E.Eshag。我还要特别感谢CyrilLin博士和A.K.Cairncross爵士，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不大可能到牛津读书的。
我要感谢我在牛津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他们当中，我要特别提到金立佐、刘楚俊、宋丽娜、秦朵、谢多、王大鸿、程原、魏刚、秦才功、刘芍佳。
我要感谢世界银行提供的奖学金，感谢伦敦经济学院和Robbins家族提供的LionelRobbins纪念奖学金，感谢英国政府的海外学生奖学金，感谢Nuffield学院提供我第三学年全额奖学金，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这笔钱。
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马晋红陪伴我在牛津读书，感谢她的理解和支持。在我学习的最后阶段，我们的儿子亚声出生，使我在繁忙的论文写作中得到无穷的欢乐。我将这篇博士论文献给他，表达我对他的爱。我要感谢我岳母，她来牛津照顾我的妻子和儿子，把我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使我的论文得以最后完成。我要感谢我父母的养育之恩和无私的爱。
张维迎
1994年4月于牛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