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亨利·詹姆斯
或许，在英语读者的藏书中，没有哪一位异族小说家能够比伊凡·屠格涅夫更加自然而然地占有一席之地了；他在艺术上别具一格的独到之处使他已经赢得或可望赢得这些读者，这并非因为他事先付出过什么或应许过什么，而是因为，他的别具一格的天才拥有一种能使他，甚至在他生前，在外国公众心目中获得一种特殊位置的效力。他在这一方面的地位不是别人所能企求的；因为，正是他的俄罗斯风味给他帮了大忙，使得人们广泛地接纳了他。
他生于1818年，在俄罗斯的腹地奥勒尔，死于1883年，在巴黎近郊的布日瓦尔，他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他的后半生；并因此在本国招惹了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加之于不在场者们头上的指责——也是罪有应得，因为相距着那么远的距离，或者说因为他们身在国外或许会有幸发现那许多赏心悦目的东西。他属于农村大地主和大农奴主阶级；他拥有大量遗产，但却成为一位稀有的文学劳动的榜样，他的这些劳动全都不是为谋求收益而进行的——在这一点上，他和他辉煌的同时代人托尔斯泰是同为楷模的。虽然这一位在其他一些方面是一个与他类型殊异的人。设想有某个本世纪上半叶倾向于“北方”观点的维吉尼亚州或卡洛林纳州的大农奴主，这位农奴主后来（虽然最主要不是由于他拥有这些“北方”观点而迫不得已，而是由于一种敏锐的天才所起的作用）变成了美国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世界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关屠格涅夫当初地位境况的概念。屠格涅夫在一个严峻而压抑人心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下诞生，他内心深处的全部本能，他全部道德的激情，都使他站在了自由主义的一边；结果是，年轻轻地，在德国的一所大学读过一段书之后，他发现自己由于在公开场合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发言，竟遭到当权者如此深重的怀疑，乃至被判处在他自己的庄园内接受监禁——这是一种形式比较温和的流放徒刑。或许一部分是由于处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才搜集材料写下了那部刚一问世便使他蜚声文坛的作品——《猎人笔记》，它是在1852年分两卷出版的。这是一部极美的乡村纯朴生活的印象集，是这个古老的奴隶国度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经常说，它和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政令之间的关系，恰像是比彻尔·斯托夫人那部著名小说和南方黑奴解放之间的关系一样。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屠格涅夫对农村生活所作的研究，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宣告了一个特殊的时辰的来临，差别只在于，它没有顿时引起一场骚动而已——他用来表现情况的艺术手法是过于隐而不露了，让人难以立即领悟，这是一种更多激动内部而更少搅动表面的艺术。
无论如何，因为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这位作家是当即崭然露出了头角。隔着一层遥远的距离，这部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达到极致了：他当时在外旅游，他侨居国外；60年代初期他在德国定居；他在巴登—巴登置了房产，并在那里度过该地历史上那段繁荣时期的最后几年，这是一段以普法战争为标志的暴乱的时期。这场战争以后，他把自己的命运主要是和那些失势的牺牲者们联系在一起；他在巴黎重新安家——他在巴黎近郊的塞纳河上有一座备用的可爱居处——在这儿，也在乡下，除了短暂的回国访问之外，他消磨了他的余年，他和文学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广为交游，过从甚密；他终身未娶；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不停地创作，既不匆促，也不繁忙；而正是在这些年月里，他逐渐建立起他的名声，而且是欧洲的名声，“欧洲的”这个词用在这里，它所代表的公众是如何机敏，或许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有所体会。
比他小十岁的托尔斯泰这时正趋于成熟；虽然，事实上，并非是在屠格涅夫去世以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才开始把他们更大一些的声名扬遍全世界的。这位年事更长的作家在他一生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中有一件，而且是临终前在病床上做的，便是向那另一位（由于毋需复述的原因，他和他已疏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出呼吁，请求他回归文坛，重新施展其天才，而这份天才，托尔斯泰已经如此令人痛惜地、如此异乎常情地断然放弃了。
我行将就木；已没有复康的可能。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您，能够身为您的一个同时代人我是多么幸福，并且向您提出我最终的、强烈的祈求。回到您的文学创作事业上来吧，我的朋友。您的天赋是从源泉中得到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从其中获得的。啊，假如我能够认为您定会听取我的恳求，我将会多么幸福！我的朋友，我们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响应我的恳求吧，听从我的恳求吧！
这席话确是一个伟大心灵与另一伟大心灵之间所曾交谈过的最为动人的言语，它间接地——或许我甚至于可以说是直接地——有助于阐明屠格涅夫艺术气度的天性和本质；真是太能阐明了，以致让我感到遗憾，竟没有机会从各方面聚集材料，就此为他描绘出一幅肖像来，如能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我们对这两位人物之间的差异进行的探究，就会凑得更加齐全了。决不能说托尔斯泰，从俄国人的观点看，是专供国内人阅读，而屠格涅夫是专供国外的，这话说得太不费力气了：《战争与和平》在欧洲和美洲所拥有的读者大约比《贵族之家》或《前夜》或《烟》要更多——我说过，在西方世界中，我们极其大量地接受了屠格涅夫，这种情况看来似乎不利于我现在的说法，其实也不尽然。我可以把屠格涅夫，在一个罕有的程度上，称之为一位小说家之中的小说家，——他的艺术影响力是价值珍贵、与众不同、根深蒂固、确定不移的。细读托尔斯泰——数量惊人的作品——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然而他的名字并不代表着一种方法上的不朽魅力，和一种描述上的静悄悄的潜移默化，这些在他那位前辈的作品中都是非常出众的，而且对我们来说伸手可及，为我们所可能迈出的步子照射着光亮。托尔斯泰是一面巨大得好似天然湖似的反映事物的明镜；是一只套在他伟大的题目——整个人类生活！——上的怪兽，恰像是把一只大象套在一辆住家用的大蓬车而不是一辆小车上让它去拉一样。他本人做来神奇美妙，而依样学来却极其悲惨：除非是大象一般的弟子，否则只能被他引入歧途。
一簇接一簇、三十年不息，凭他坚定的、深思熟虑的手，偶尔停顿片刻、忍耐片刻、等待片刻，屠格涅夫以他线条鲜明的轮廓刺出花纹。他伟大的外在标志大约就是他的简洁：这是一个他从不抛弃的理想——或许，甚至当他写得极不简短扼要时，这一理想仍在大放光辉——而他也经常能把它运用得罕见地恰当。他有一些短短几页的杰作；他的完美之作往往是他最不拖长的作品。他写过大量的短篇故事，小插曲，都像用阿特洛普的剪刀裁剪过的一样；然而关于他所有这些著作的直接译本，我们仍必须有待于未来——我们暂且还在依靠法语和德语译本（由于我们能读俄语的人太少了），一些已出版的英语本都不是根据原著，而是根据这些本子翻译的。关于那六部长篇小说和《猎人笔记》，我们是靠加耐特夫人所译的九卷集（1897年出版）。说到这里，我们接触到这位作家的命运中我们所见到的一个奇怪的方面——这是一种异常的情况：他甚至能强使那些无缘欣赏他的表达手段的人们也不得不把他视为知己，对于这样的人，这类问题本来是绝对无从谈起的。那些从外部获得的非本质的亲切东西姑且不谈，一读起他的作品，你就不可能不确切地认为，当他用自己本族语言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定是属于那样一种坚强类型的人，这种人是生来就要以他丰富的天才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素材和形式之间的统一性——感受到它们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一巧妙的真理的，总而言之，这种类型的人所做出的榜样，使得那种喋喋不休的愚蠢假定，说题材与风格——从美学上说，或者在活生生的作品中——是互不相干的和彼此分离的两种东西的假定遭受到致命的一击。我们是通过并非他本民族的语言来谈他的，因此我们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尚未为他本人的语调、他个人的口音所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