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相当粗暴地对待我的行为，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因我终于拒绝和他同床，不失时机地和他大闹分离。一次他说，他认为我发疯了，如果不改变行为他就要送我去治疗，就是说进疯人院。我说他会看出我根本没疯，他或任何坏蛋都无权坑害我。同时我也承认，想到送我进疯人院我打心眼里恐惧，那样我再不可能说出事实真相了，疯子的话是任何人都不相信的。
我因此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把情况全部公开。可怎么公开，向谁公开，又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我同丈夫再次大吵大闹，以致我几乎当面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不过我保留住了细节，只简单提一下，让他几乎摸不着头脑，最后我才彻彻底底告诉了他。
开始时，他平静地劝我不要坚决回英国去，我为此争辩，激烈的言词一个接一个，像所有家庭争吵时常见的那样。他说我对待他就好像他不是我丈夫，或谈到自己孩子却好像不是他们母亲。简而言之，我不配做一个妻子；他对我已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他采取了一个丈夫或基督徒应有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同我争辩，而我对他却极为恶劣，好像他是只狗而不是个男人，是个最可鄙的生人而不是丈夫；他很不想对我使用暴力，可现在他明白必须如此，为了将来他不得不这样做，以便让我尽到自己的义务。
我的血液沸腾到极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气愤了。我对他说，我对他的合理作法以及不好的命运同样不屑一顾；至于我回英国的事，无论如何我已决定了；说到我对他不像个丈夫，对孩子不像个母亲，其中还有些事情他目前无法理解；不过我认为这样告诉他是恰当的：他既不是我合法的丈夫他们又不是我合法的孩子，因此我采取眼前的态度是有理由的。
说过这话后我承认自己同情起他来了，因他面色苍白如死人，像被雷劈一样站在那儿哑口无言，有一两次我以为他要昏过去。总之他像中风似的，浑身发抖，脸上流下一两滴汗珠，可他又呆若木鸡，我不得不设法让他保持生气。他恢复过来后，感到恶心作呕，很快被放到床上，次日早晨发了高烧。
不过高烧退去，他又恢复正常，虽然很慢。他略有好转后，便说我用舌头给了他一个致命创伤，在要求我作出解释以前只有一件事问我。我打断他，说对不起我太过分了，看见让他病得那么重；但我要求他不要和我说解释的事，因为那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这使他更加不耐烦，困惑得无法忍受；他开始怀疑有什么秘密没说出来，可丝毫也猜不到。他唯一想到的是我还有一个活着的丈夫，但我向他保证说根本没这回事。不错，说到我的另一个丈夫，他对我而言实际已经死了，他也说过我应该这样看待，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点没担忧的。
不过我发现事情已走得太远，无法隐瞒很久了，丈夫自己给了我一个说出秘密的机会，很使我宽慰。他和我苦苦度过了三四周，但毫无结果，唯有让我告诉他我说那些话是否就为了让他生气，或它们到底有无真实的东西。我仍固执不说，什么也不解释，除非他先同意我回英国，而他说只要他活着是绝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说只要我乐意，是能够让他同意的——而且还要让他求我离开，这就更增添了他的好奇，非常迫切想知道。
最后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让她来叫我说出真情，她确实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我让她彻底打住，说整个这件事的秘密都在她身上，我是出于对她的尊重才隐瞒的。总之我不能再多说了，所以恳求她别再坚持。
听到这话她顿时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说如何想。但她把这种假定当作是我的一个心计而置之不理，为了儿子继续要求我说，如可能还让我与他合好。至于这点，我说的确是她的一番好意，但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把她想知道的真情说出来，她也会认为不可能，而不再要求。最后在她的坚持下我似乎被说服，说我敢于把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告诉她——她不久会明白事实如此——只要她庄重保证，没有我的同意决不让儿子知道。
她过了很久才答应，而且是不对儿子说出主要的部分。我又作了许多准备，才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她。首先，我说她告诉我她的故事以及她在伦敦时的名字，是造成我和她儿子不幸破裂的重要原因；我当时感到震惊正由于此事。然后我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和名字，通过另外一些她无法否认的证明，确信地说我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孩子，她在新门监狱生下的女儿。她当时怀着我，才免遭绞刑，后来她流放时把我交到了某某人手中。
她的震惊是无法形容的，她也不愿相信或记得其中的细节，因立即预见到此事将给家庭带来的混乱。可一切与她讲给我的故事那么一致，她如果没告诉我，也许愿意加以否认。是她给自己封上了口，只好抱住我脖子亲吻，哭得非常厉害，好长时间一言不语。最后她突然说到：“不幸的孩子！你为啥那么糟糕，竟然到这里来啦？并且还是在我儿子的怀里！苦命的女儿呀！”她说。“唉，我们全都毁了！嫁给你自己兄弟！有了3个孩子，两个活着，都是亲骨肉呀！我的儿子和女儿成了夫妻睡在一起！一切都乱套了，让人心烦！苦难的家庭！我们会怎样呢？说啥好呢？做啥好呢？”她就这样念叨了很久，我无力说话，即使有也不知说什么，每个字都会剌伤我心灵的。我们带着这样的惊愕先分开了，不过母亲更吃惊一些，因为这消息对她更加意外。
无疑，没过多久我们就此问题再次交谈。她好像想把亲口对我讲的事忘掉，或者以为我忘记了一些细节，这次讲的作了改动和省略。我想她把许多事忘了，使她恢复记忆，及时把整个经过告诉她，她不可能说到一边去。这时她又喋喋不休起来，惊叹着自己多么不幸。稍过片刻后，我们开始仔细商谈在对我丈夫讲述前，应先采取什么办法。可我们的一切商量有何意义？既看不到怎样度过如此难关，又不明白如何把此事向他公开才安全。不可能作出任何判断，或猜测他听到后有何心情、采取什么行为。假若他很不能控制自己，而向人们公开，我们不难看到一家人都会完蛋的。如果他最终利用法律优势，就会鄙视地把我抛弃，让我去为那点嫁妆提出诉讼。我的钱也许会在诉讼上花光，使自己成为乞丐。几个月后，我或许会看见他在另一个妻子怀里，而我自己却成了世上最可怜的人。
母亲和我一样明白这点，可总的说来我们又不知咋办。一会儿后我们作出了更严肃的决定，但不幸我们母女俩的意见截然不同，的确很不一致。母亲认为我应该把此事彻底掩埋起来，继续做丈夫的妻子，直到另外的事出现，使此事的暴露更方便一些。同时她会努力让我们合好，恢复双方的快乐和家庭的和睦。我们可仍像往常一样同床共枕，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因为，孩子，”她说，“如果这事暴露我们都完了。”
为了鼓励我这样做，她保证让我过得舒适一些，在她去世时把给我丈夫的财产尽量多留些给我。这样，如果事情以后暴露，我也能独立生存下去，并受到他公正的对待。
这个建议与我的看法不合，虽然在母亲是很合理善意的，但我的想法完全相反。
至于把此事埋在我们心底，让它保持现在这个样子，我说是不可能的。我问她怎么会想到我可以容忍和自己兄弟同床的想法。其次，我说她活着才是揭示此事的唯一证据，既然她承认我是她孩子，又看出我有理由那样做，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但如果事情没揭露她就去世，我会被看作是个冒失无礼的家伙，编造了这样一件事来摆脱丈夫，或者我还会被看作是个神经错乱的疯子。然后我告诉她，他已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疯人院，我为此多么担心，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得不像上面那样让她知道真相。
根据我对母亲说的一切，经过我所能做到的最严肃认真的考虑，我作出一个带中间性的决定，希望她愿意，即：她应努力说服儿子照我的意愿让我去英国，并提供足够的钱财，要么是物品要么是钞票，以便我能在那儿生活；而我们始终都要指出，他也许什么时候认为合适到英国来找我。
如此，待我走后，她就可冷冷静静地逐渐把事情告诉他，极尽谨慎。他听到后也不会震惊，大发雷霆，或做出过激行为来。她应注意不让他怠慢孩子，或者再娶，除非他听到什么我已死的消息。
这就是我的打算，理由也是对的。经过了那些事情我真的已和他疏远，深恨他作我丈夫，不可能再消除我对他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和他生活还是一种乱伦，这一切使和他同居成了世上最令人恶心的事。我确实认为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让他对我作那种事还不如拥抱一只狗，所以想到和他同床我就无法忍受。我并非说自己把事情拖了这么久，又不下决心告诉他真相是对的；我只是在讲述当时的情况，而不是怎样做应不应该的问题。
我和母亲这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持续了很久，不可调和。我们为此进行了许多争辨，但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或改变对方的想法。
我坚持说自己很厌恶和哥哥同床，她坚持说不可能让他同意我回英国。我们继续处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意见不同的结果并非是争吵或类似的事，而是无法决定我们该怎样才能解决那可怕的破裂。
最后我决心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对母亲说了我的决定，简单说就是我亲口告诉他。母亲想到这事万分恐慌，我让她放心，说我会逐渐缓和地对他讲的，在心情最好的时候用尽可能好的方法，并且要选择最佳时刻，让他也处于好的心情中。我说自己是有把握的，如果我能够那么虚伪，假装我对他的感情比实际的多，那么我的一切计划也能成功，让双方都同意分手，还可取得较好的一致意见——虽然我不可以把他当作丈夫来爱，但足可以当作兄弟来爱。
整个这段时间，只要可能，他就极力想从母亲那里知道我那种可怕的说法——如他所称——是什么意思，即我先前提到的我不是他合法的妻子，我的孩子也不是他合法的孩子。母亲搪塞他，说她无法得到我的解释，不过发现什么事很使我烦恼，希望最终会让我说出来。同时她认真劝告他对我更温和一些，以他平常宽厚的态度赢得我的心。她说他威胁要把我送进疯人院等等，让我惊恐万分，劝他无论如何也不要逼得一个女人绝望。
他答应对我不再那么凶狠，并恳求母亲向我保证说他仍和以前一样爱我，不管生气时说了什么，他都绝无意送我进疯人院。他还要求母亲也像他那样说服我，让我们仍像过去那样生活。
我发现这一谈话立即生效，丈夫的行为马上改变，在我面前又完全成了另一个人。现在他对我可算是最温和礼貌的，我因此必须作些回报，也尽量做了。可无论怎么也显得笨拙尴尬，因我最怕他抚摸，担心又怀上他的孩子，以致我随时都会大发脾气。这使我明白绝对必须把事情告诉他，再不能拖延，不过我这样做也极尽谨慎和节制。
他以这种改变的态度对我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我们彼此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如果我能满足于就此过下去的话，相信我们在世上活多久就能这样过多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个小遮蓬下面谈话——我们用它作为进入菜园的凉亭——他非常愉快惬意，就目前的融洽和以前关系破裂造成的烦恼，对我说了一大堆好话，说他为我们有希望再不会那样多么欣慰。
我深深叹口气，说我们过去总是融洽的，为此世上再没谁比我更高兴，而我们的破裂也使我最痛苦。可我遗憾地告诉他，在我们的婚姻中有一不幸情况，我把它藏在心底，不知如何对他讲，因此感到很难过，一切快乐都没有了。
他一再要求说出是什么。我说自己不知如何开口，现在他不知道时受苦的仅我一人，但假如他知道了受苦的就是我们两人。所以对他隐瞒是我所能做的最善意的事，正由于这样我才对他保守了一个秘密；而保守这个秘密，我想迟早都会使我毁灭的。
听到这话后他万分惊讶，更坚持让我告诉他，其状态无法形容。他说如果我隐瞒，既不能说对他好心又不能说对他忠诚。我说我也这么认为，却没办法。他又提到我以前对他说过的话，说他希望那秘密与我生气时说的事无关，他已决定把一气之下的举动彻底忘记。我说我也希望彻底忘记，但不行，那影响太深太深，不可能忘记。
然后他说他决心无论如何不再和我闹矛盾，因此也不再坚持让我说出秘密，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他都默认了；他只求我同意，不管怎样都不应破坏我们平静的生活与彼此的善意。
他说这样的话最让我烦火，因我真心希望他坚持让我说出真相，以便被说服讲出来——把它埋在心底真像要我的命一般。于是我坦然回答，他不坚持我也不能说感到高兴，尽管我不知怎样说。“可是瞧，亲爱的，”我说，“我把事情告诉你，你有啥条件？”
“世上任何条件都行，”他说，“只要你的要求合理。”“好吧，”我说，“唔，你得亲自签字，说明如果你发现不是我的错，或者我并不愿意造成以后的不幸，那么你将不会责怪我，对我更加不好，伤害我，或让我为并非我的过错受苦。”
“这，”他说，“可是最合理的要求，不为并非你的过错责怪你。把笔墨给我。”他说。我跑进去拿来笔墨和纸，他完全照我说的写下了条件，签上名字。“唔，”他说，“还有什么，亲爱的？”“哦，”我说，“还有就是，你不能因为我没在知道此秘密前把它告诉你，而责怪我。”“也很合理呀，”他说，“完全照办。”他把这也写下并签了字。
“瞧，亲爱的，”我说，“现在我只剩下一个条件了，就是说，由于此事只涉及到我们两人，除你母亲外对任何人你都不要提起；并且由于我和你一样与此事相关，一样无辜，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应一气之下作出什么蠢事，暗地里伤害我或你母亲。”
他有点吃惊，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但在签字前看了又看，几次犹豫不决，重复道：“伤害我母亲！伤害你！究竟是啥秘密呢？”不过他最后还是签了字。
“好啦，”我说，“亲爱的，你已亲自签字，我无话可说了。但你将要听到的，是任何家庭遇到过的最意外、最震惊的事，我因此请求你答应听的时候要沉着镇静，像个有理性的男人。”
“我会尽力的，”他说，“只要你不再让我挂虑。你这一切准备真把我吓住啦。”
“哦，那么听着，”我说，“情况是这样。我先前生气时对你说过我不是你合法的妻子，我们的孩子也不是合法的孩子。现在我得平静、善意但非常痛苦地告诉你，我是你的亲妹妹，你是我的亲哥哥，我们都是家中这个母亲的孩子。她对这件事深信不疑，谁也无可否认或反驳。”
我看见他脸色发白，惊慌失措，说，“记住你保证的事，镇静一些。为了让你有心理准备，事前我算是最费口舌的了。”我仍让一个仆人给他拿来一小杯朗姆酒（当地常饮的酒），他晕了过去。
